“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在关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战史上,国家祭祀作为神圣庄严的政治文化仪式,书写出一页页震撼人心的时代华章｡ 祈祷祖陵:祭祀轩辕黄帝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如何凝聚整个中华民族的力量,成为仁人志士必须面对的时代命题｡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的邵元冲,努力促成了南京国民政府继承文化传统,重新祭祀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 1933年8月22日,邵元冲收到了西安《西京日报》社社长丘元武寄来的黄帝陵照片｡对照凝思,邵氏对炎黄子孙遭受日军铁蹄践踏的不幸与灾难大为伤怀,感到祭祀黄陵以激扬民族大义的时机到了｡他随即会见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向他提出祭祀黄陵的建议｡林森深以为是,不久组织各“院部会长”,安排修陵筑路等事宜｡ 1935年4月6日,邵元冲､张继代表中央党部,邓家彦代表国民政府抵达黄帝陵｡7日晨8时,中央各机关人员及民众参加者5000余人,以鞠躬礼仪与香花酒醴祭祀黄陵｡邵元冲在祭文中缅怀黄帝的文德武烈,痛斥日本侵略者“��以相侵”的暴行,最后发出要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之大谊”的呼声｡礼成后鸣炮志庆,并摄影留念｡整个典礼仪式极为庄严隆重｡谒陵代表们又绕陵一周,视察陵墓状况｡黄陵祭祀由此被列入国家祀典｡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的爆发为国共两党共祭黄陵创造了历史性的机缘｡翌年清明节,国民党中央代表刘震与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孙蔚如亲临黄帝陵主祭｡在陕北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对中华民族之始祖致敬,并表示誓死为抗日救亡之前驱,努力实现民族团结”,特派代表林伯渠前往参加民族扫墓典礼｡在肃穆隆重的祭祀典礼中,在民族大义的神圣召唤下,同室操戈的兄弟党派握手言和,一致对外｡国共两党共祭黄陵的合作模式一直延续到1939年｡此后到抗战结束,南京国民政府于每年清明节遣员祭祀黄陵｡ 捍卫文脉:祭祀先师孔子 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将孔子祭祀列入国家祀典,并施行新式祭祀礼仪｡是年8月27日,全国各地孔诞纪念活动如期举行｡南京城内,在中央党部礼堂举行扩大纪念周,活动礼节十分隆重｡当时曾积极表示抗战的汪精卫在报告中说:“遇着外寇侵入,虽征服了中国的政治军事,却征服不了中国的文化及一切学术思想,中国国家虽亡,种族不灭,仍得由此复兴,使征服的民族反处于被征服的地位,我们认识了这一点,便知道孔子不但是中国四千余年文化之总代表,而实在是中国四万万人的知识之父,绝不能与诸子百家相提并论,我们没有教主,而有这样一个先师,为我们一切知识的先导｡这不只是中国的光荣,也是我们的幸福,加以菲薄,真是全无意识｡……我们纪念先师孔子诞辰,便须念及中国在现代世界是否站得住,是否站得住在自由平等的地位｡”不能因人废言,汪精卫这段话着实不无见地｡南京国民政府不仅在中央党部举行孔诞纪念会,还特派叶楚伧等人前往曲阜主持孔诞纪念会｡ 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将孔子第七十二代孙孔德成的“衍圣公”爵号改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并给以中央官员中级别最高的特任官待遇｡如此一来,象征民族文化命脉的“天下第一家庭”也就与南京国民政府休戚与共了｡ 1937年12月下旬的一天,日军大举向山东进犯,蒋介石电令韩复榘必须在日寇侵入曲阜之前将孔德成安全护送到后方,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日本人挟持孔德成｡孙桐萱接电后,于当夜10点多赶到曲阜,韩复榘亦两次从济南打电话给孔德成,催他赶快在孙桐萱保护下离开曲阜｡次日拂晓时分,孔德成在军警保护下登上了津浦铁路北段最后一趟南去的火车｡几天后,日寇便侵占了曲阜｡孔德成到武汉后就代表孔家发表了抗日宣言｡不难想像,传承先师孔子血脉的孔德成一旦为日军劫持,后者必然利用其大做文章,后果不堪设想｡ 民族团结:祭祀成吉思汗 全面抗战爆发后,成吉思汗陵受到了严重威胁｡时任蒙旗独立旅政治部代理副主任的乌兰夫提醒蒙古民众,要“防止日本利用成吉思汗灵榇,分裂蒙汉两族关系,实现他们‘以华制华’阴谋”｡果不其然,1938年9月,绥远地区特务机关长羽山喜郎向关东军参谋长田中隆吉提出了一个阴险的诡计:要征服满蒙,必先占领这个民族的心灵高地――蒙古族人心神向往的伊金霍洛,占有成吉思汗灵榇,从精神上给蒙古族以及全体中国人以沉重打击｡1939年1月,日伪军开始进攻伊克昭盟新城,目标直指伊金霍洛｡2月,盟长沙克都尔扎布郡王前往重庆面见蒋介石｡蒋介石虽然消极抗日,但是在要掘老祖宗的问题上,他还是意识到:“成吉思汗是中华历史的组成部分,历史不能丢｡现在丢掉了一些地方,我们还有时间再从日本鬼子手中打回来,历史丢了怎么办啊?成吉思汗的子孙可以忍受贫困和落后,但是决不能､也不会容忍外族的侵略和侮辱!”他随即下令西迁成陵,还作了特别指示:成陵所经各省及县城都要举行迎送致礼仪式,通过这种形式继承和发扬成吉思汗精神,激发广大民众的抗日斗志｡ 按照计划,1939年6月8日,举行成吉思汗灵榇､忽兰哈敦灵榇启灵仪式｡翌日,赴苏定霍洛,举行苏鲁定启灵仪式｡ 成陵祭礼先按照中央政府的祭祀办法举行｡启灵致祭官伊克昭盟盟长沙克都尔扎布郡王庄严宣布“圣陵西移启灵典祭仪式现在开始”｡之后,又逐项宣布:“主祭人､陪祭人就位”,“奏乐,击鼓鸣号｡”准备举行仪式第四项时,楚明善领着八路军120师358旅政委李井泉和358旅参谋长姚�迎面走来｡沙王大声宣布:“这两位是八路军的代表,也来参加祭典,这说明整个中华民族的团结｡”典礼继续进行,依次是祭祀乐舞､敬献祭品与瞻仰成吉思汗,最后一项是陵谒陵扫墓｡按民国中央政府祭祀办法举行的祭典结束后,又按照最隆重的蒙古传统仪式举行了一次祭祀典礼｡ 1939年6月21日,成吉思汗灵柩抵达延安｡陕甘宁边区政府事先成立了迎灵办事处,是日发起了盛大祭奠活动｡延安的成吉思汗灵堂特用布幔布置,中央上方悬挂写有“世界巨人”的横幅,两侧挂着条幅标语,上面写着“蒙汉两大民族更亲密的团结起来!”“承继成吉思汗精神坚持抗战到底!”此后,陕甘宁边区政府每年都要举行盛大的成吉思汗祭祀典礼,以团结蒙族同胞,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 追念“国殇”:祭祀抗日英烈 七七事变前,南京国民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而消极抗日,但国民党爱国官兵义愤填膺,痛击日本侵略者｡1932年上海淞沪会战即是悲壮的一幕｡会战中,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奋勇杀敌,伤亡惨重｡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为第十九路军阵亡将士建造了纪念碑,国府主席林森亲撰碑文｡ 七七事变后,数以十万计的爱国将士血染疆场｡南京国民政府为弘扬烈士精神,振奋民族士气,于1940年9月20日颁布了《忠烈祠设立及保管办法》与《抗敌殉难忠烈官民祠祀及建立纪念坊碑办法大纲》,在重庆､云南､湖南等地为抗战烈士建造忠烈祠和纪念碑,每年举行“国殇”之祭｡ 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日英烈纪念以对张自忠将军的纪念最为卓著｡1940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在湖北宜城县对日作战中为国捐躯,成为抗战以来阵亡沙场的第一位上将｡全国各地先后举行的张自忠烈士纪念迅速激起了民族主义的高涨｡1943年,周恩来在《追念张荩忱上将》一文中力赞张将军的牺牲精神:“在这个(抗日)战争中,我们不仅仅是拿枪炮子弹和敌人作战,而且是拿中华民族的爱国儿女,拿中华民族的军人之魂,和敌人作战｡在这里,人的因素是有决定意义的｡张上将就是这种对于战争有决定意义的人｡……现在,张上将殉国虽已三年,但在他的精神感召之下,我们相信,全国军人定能踏着他的血迹,为中华民族打出一条胜利的康庄大道!”“张上将之殉国,不仅是为抗战树立了楷模,同时,也是为了发挥我国民族至大至刚的气节和精神｡” 抗日忠烈纪念,上慰死者之灵,下励生者之心｡无数民族忠烈之士为实现民族复兴,前仆后继,死而后已｡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在关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战史上,国家祭祀作为神圣庄严的政治文化仪式,书写出一页页震撼人心的时代华章｡ 祈祷祖陵:祭祀轩辕黄帝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如何凝聚整个中华民族的力量,成为仁人志士必须面对的时代命题｡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的邵元冲,努力促成了南京国民政府继承文化传统,重新祭祀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 1933年8月22日,邵元冲收到了西安《西京日报》社社长丘元武寄来的黄帝陵照片｡对照凝思,邵氏对炎黄子孙遭受日军铁蹄践踏的不幸与灾难大为伤怀,感到祭祀黄陵以激扬民族大义的时机到了｡他随即会见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向他提出祭祀黄陵的建议｡林森深以为是,不久组织各“院部会长”,安排修陵筑路等事宜｡ 1935年4月6日,邵元冲､张继代表中央党部,邓家彦代表国民政府抵达黄帝陵｡7日晨8时,中央各机关人员及民众参加者5000余人,以鞠躬礼仪与香花酒醴祭祀黄陵｡邵元冲在祭文中缅怀黄帝的文德武烈,痛斥日本侵略者“��以相侵”的暴行,最后发出要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之大谊”的呼声｡礼成后鸣炮志庆,并摄影留念｡整个典礼仪式极为庄严隆重｡谒陵代表们又绕陵一周,视察陵墓状况｡黄陵祭祀由此被列入国家祀典｡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的爆发为国共两党共祭黄陵创造了历史性的机缘｡翌年清明节,国民党中央代表刘震与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孙蔚如亲临黄帝陵主祭｡在陕北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对中华民族之始祖致敬,并表示誓死为抗日救亡之前驱,努力实现民族团结”,特派代表林伯渠前往参加民族扫墓典礼｡在肃穆隆重的祭祀典礼中,在民族大义的神圣召唤下,同室操戈的兄弟党派握手言和,一致对外｡国共两党共祭黄陵的合作模式一直延续到1939年｡此后到抗战结束,南京国民政府于每年清明节遣员祭祀黄陵｡ 捍卫文脉:祭祀先师孔子 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将孔子祭祀列入国家祀典,并施行新式祭祀礼仪｡是年8月27日,全国各地孔诞纪念活动如期举行｡南京城内,在中央党部礼堂举行扩大纪念周,活动礼节十分隆重｡当时曾积极表示抗战的汪精卫在报告中说:“遇着外寇侵入,虽征服了中国的政治军事,却征服不了中国的文化及一切学术思想,中国国家虽亡,种族不灭,仍得由此复兴,使征服的民族反处于被征服的地位,我们认识了这一点,便知道孔子不但是中国四千余年文化之总代表,而实在是中国四万万人的知识之父,绝不能与诸子百家相提并论,我们没有教主,而有这样一个先师,为我们一切知识的先导｡这不只是中国的光荣,也是我们的幸福,加以菲薄,真是全无意识｡……我们纪念先师孔子诞辰,便须念及中国在现代世界是否站得住,是否站得住在自由平等的地位｡”不能因人废言,汪精卫这段话着实不无见地｡南京国民政府不仅在中央党部举行孔诞纪念会,还特派叶楚伧等人前往曲阜主持孔诞纪念会｡ 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将孔子第七十二代孙孔德成的“衍圣公”爵号改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并给以中央官员中级别最高的特任官待遇｡如此一来,象征民族文化命脉的“天下第一家庭”也就与南京国民政府休戚与共了｡ 1937年12月下旬的一天,日军大举向山东进犯,蒋介石电令韩复榘必须在日寇侵入曲阜之前将孔德成安全护送到后方,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日本人挟持孔德成｡孙桐萱接电后,于当夜10点多赶到曲阜,韩复榘亦两次从济南打电话给孔德成,催他赶快在孙桐萱保护下离开曲阜｡次日拂晓时分,孔德成在军警保护下登上了津浦铁路北段最后一趟南去的火车｡几天后,日寇便侵占了曲阜｡孔德成到武汉后就代表孔家发表了抗日宣言｡不难想像,传承先师孔子血脉的孔德成一旦为日军劫持,后者必然利用其大做文章,后果不堪设想｡ 民族团结:祭祀成吉思汗 全面抗战爆发后,成吉思汗陵受到了严重威胁｡时任蒙旗独立旅政治部代理副主任的乌兰夫提醒蒙古民众,要“防止日本利用成吉思汗灵榇,分裂蒙汉两族关系,实现他们‘以华制华’阴谋”｡果不其然,1938年9月,绥远地区特务机关长羽山喜郎向关东军参谋长田中隆吉提出了一个阴险的诡计:要征服满蒙,必先占领这个民族的心灵高地――蒙古族人心神向往的伊金霍洛,占有成吉思汗灵榇,从精神上给蒙古族以及全体中国人以沉重打击｡1939年1月,日伪军开始进攻伊克昭盟新城,目标直指伊金霍洛｡2月,盟长沙克都尔扎布郡王前往重庆面见蒋介石｡蒋介石虽然消极抗日,但是在要掘老祖宗的问题上,他还是意识到:“成吉思汗是中华历史的组成部分,历史不能丢｡现在丢掉了一些地方,我们还有时间再从日本鬼子手中打回来,历史丢了怎么办啊?成吉思汗的子孙可以忍受贫困和落后,但是决不能､也不会容忍外族的侵略和侮辱!”他随即下令西迁成陵,还作了特别指示:成陵所经各省及县城都要举行迎送致礼仪式,通过这种形式继承和发扬成吉思汗精神,激发广大民众的抗日斗志｡ 按照计划,1939年6月8日,举行成吉思汗灵榇､忽兰哈敦灵榇启灵仪式｡翌日,赴苏定霍洛,举行苏鲁定启灵仪式｡ 成陵祭礼先按照中央政府的祭祀办法举行｡启灵致祭官伊克昭盟盟长沙克都尔扎布郡王庄严宣布“圣陵西移启灵典祭仪式现在开始”｡之后,又逐项宣布:“主祭人､陪祭人就位”,“奏乐,击鼓鸣号｡”准备举行仪式第四项时,楚明善领着八路军120师358旅政委李井泉和358旅参谋长姚�迎面走来｡沙王大声宣布:“这两位是八路军的代表,也来参加祭典,这说明整个中华民族的团结｡”典礼继续进行,依次是祭祀乐舞､敬献祭品与瞻仰成吉思汗,最后一项是陵谒陵扫墓｡按民国中央政府祭祀办法举行的祭典结束后,又按照最隆重的蒙古传统仪式举行了一次祭祀典礼｡ 1939年6月21日,成吉思汗灵柩抵达延安｡陕甘宁边区政府事先成立了迎灵办事处,是日发起了盛大祭奠活动｡延安的成吉思汗灵堂特用布幔布置,中央上方悬挂写有“世界巨人”的横幅,两侧挂着条幅标语,上面写着“蒙汉两大民族更亲密的团结起来!”“承继成吉思汗精神坚持抗战到底!”此后,陕甘宁边区政府每年都要举行盛大的成吉思汗祭祀典礼,以团结蒙族同胞,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 追念“国殇”:祭祀抗日英烈 七七事变前,南京国民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而消极抗日,但国民党爱国官兵义愤填膺,痛击日本侵略者｡1932年上海淞沪会战即是悲壮的一幕｡会战中,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奋勇杀敌,伤亡惨重｡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为第十九路军阵亡将士建造了纪念碑,国府主席林森亲撰碑文｡ 七七事变后,数以十万计的爱国将士血染疆场｡南京国民政府为弘扬烈士精神,振奋民族士气,于1940年9月20日颁布了《忠烈祠设立及保管办法》与《抗敌殉难忠烈官民祠祀及建立纪念坊碑办法大纲》,在重庆､云南､湖南等地为抗战烈士建造忠烈祠和纪念碑,每年举行“国殇”之祭｡ 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日英烈纪念以对张自忠将军的纪念最为卓著｡1940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在湖北宜城县对日作战中为国捐躯,成为抗战以来阵亡沙场的第一位上将｡全国各地先后举行的张自忠烈士纪念迅速激起了民族主义的高涨｡1943年,周恩来在《追念张荩忱上将》一文中力赞张将军的牺牲精神:“在这个(抗日)战争中,我们不仅仅是拿枪炮子弹和敌人作战,而且是拿中华民族的爱国儿女,拿中华民族的军人之魂,和敌人作战｡在这里,人的因素是有决定意义的｡张上将就是这种对于战争有决定意义的人｡……现在,张上将殉国虽已三年,但在他的精神感召之下,我们相信,全国军人定能踏着他的血迹,为中华民族打出一条胜利的康庄大道!”“张上将之殉国,不仅是为抗战树立了楷模,同时,也是为了发挥我国民族至大至刚的气节和精神｡” 抗日忠烈纪念,上慰死者之灵,下励生者之心｡无数民族忠烈之士为实现民族复兴,前仆后继,死而后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