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郝贵生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 2006年10期
《神圣家族》是马克思恩格斯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再到历史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转变中的极其重要的哲学著作。他们对以布鲁诺·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思想进行了全面深入细致的批判，同时阐述了唯物史观的一系列基本原理，特别是群众史观的基本思想。深入研究他们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英雄史观思想，以及在这种批判中阐发的群众史观思想及其理论意义等问题，有助于进一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和掌握。
(一)《神圣家族》阐发了“工人才创造一切”的思想。青年黑格尔派重要成员、鲍威尔的兄弟埃德加尔鼓吹“思想创造一切”，而“工人什么东西也没有创造，所以他们也就一无所有”，其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始终是为了满足他们自己的需要的某种单一的东西，是平凡的工作”[1] (P21)。针对这种观点，恩格斯认为，第一，埃德加尔从他们唯心主义的“自我意识”决定一切的观点出发，认为“一切”就是指“思想创造”。而工人所创造的东西在他们眼里，仅仅是“单一的东西”，也就是可以感触到、非精神的、非批判的“物质”的东西。这些“物质”的东西在埃德加尔等人看来，是“深恶痛绝”的。工人不能创造他们所说的作为“思想创造”的“一切”。第二，如果“工人什么东西也没有创造”仅仅是说每个工人的劳动是相互分割的、对立的，需要把他们的劳动组织起来，这样讲是有道理的。但是这种理解却遭到了埃德加尔等人的“极端的鄙视”。如果不是这样理解的话，“要是撇开单个工人不能生产任何完整的东西这一事实不谈的话，这种论点简直就是疯话”[1] (P22)。第三，“批判的批判什么都没有创造，工人才创造一切”[1] (P22)，工人不仅创造物质财富，也创造精神财富。“甚至就以他们的精神创造来说，也会使得整个批判感到羞愧。英国和法国的工人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1] (P22)，他甚至还说：“工人甚至创造了人”[1] (P22)。
(二)《神圣家族》阐发了“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的思想。青年黑格尔派把世界的发展归结为“自我意识”和“实体”的对立。在历史观上突出地表现为制造“精神”和“群众”的对立。他们把“英雄”等同于“精神”，把“群众”等同于“粗糙的物质”，认为全部历史就是英雄反对群众的历史。此外，鲍威尔等人还把精神和物质的对立跟“批判”和“群众”的对立等同起来，认为只有他们这伙具有全能的自我意识的、批判的思维的哲学家，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而人民群众则是“精神空虚”、“毫无生气”、“有限的、粗野的、卤莽的、僵死的和无机的”、“历史发展的障碍”。他们甚至公然宣称：“精神的真正敌人应该到群众中去寻找”[1] (P104)，历史上一切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群众的热情和参与，“历史上的一切伟大的活动之所以一开始就是不成功的和没有实际成效的，正是因为它们引起了群众的关怀和唤起了群众的热情”[1] (P102)。
针对鲍威尔等人的荒谬观点，马克思恩格斯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判和斗争。
1.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点是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恶性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黑格尔作为客观唯心主义者，把“绝对精神”看作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基础，把群众看作绝对精神创造历史的材料和承担者，而哲学家只不过是绝对精神创造历史的运动完成之后用来回顾意识发展的自身的一种工具，他只是在事后才登场。黑格尔的这种见解表明他的历史观虽然是唯心主义的，但在思辨的结构中不自觉地把握了历史的某些真实的内容，是有一定的合理性和价值的。同时也表明黑格尔唯心主义历史观的不彻底性。而鲍威尔等人则完全抛弃了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合理性和有价值的因素，把其唯心主义彻底化，“取消了黑格尔的这种不彻底性”[1] (P109)。他们认为，自己就是批判，就是绝对精神，就直接是历史的积极因素和有意识的创造者，而群众则完全是消极的、精神空虚的历史材料，是其批判的对象。“一方面是群众，他们是消极的、精神空虚的、非历史的、物质的历史因素；另一方面是精神、批判、布鲁诺先生及其伙伴，他们是积极的因素，一切历史行动都是由这种因素产生的。改造社会的事业被归结为批判的批判的大脑活动。”[1] (P109)
2.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思想、精神是由物质因素决定的。精神的敌人并不是群众。精神、思想也首先是群众的思想。人们的任何思想都不能离开物质利益。“‘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 (P103)历史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因此怎么能够有离开物质利益和物质目的的人的历史活动呢？没有离开人的利益的目的的人的活动，也就没有离开利益主体的群众。“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1] (P104)人类历史上确实有一些历史活动没有成功，但其原因并不是革命“唤醒”了群众的“热情”，也不是引起了群众的“关怀”，而是这些“革命的原则”并不代表群众的实际利益，并不真正是群众的革命原则。
(三)《神圣家族》阐发了“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的思想。青年黑格尔派攻击和否定群众的历史主体作用，直接目的还是为了否定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否定作为对私有制否定的共产主义。他们在谈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贫穷和富有的矛盾时，标榜自己要把他们结合为一个整体，消灭二者之间的对立，然后按照神学的方式到“整体”之外的某个地方寻求这一整体的前提，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永恒性。针对这种观点，马克思恩格斯认为：
1.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贫富之间的这一全部对立正是对立的两个方面的运动，整体存在的前提正是包含在这两个方面的本性中”[1] (P43)，也就是说，贫富之间的对立运动应该到它自身去寻找，而不应该到它之外去寻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确实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他们作为统一的对立因素是资本主义世界内部产生的，再具体说，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产生的。青年黑格尔派从对立之外寻找原因，只能是他们唯心主义方法的彻底暴露。
2.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方面。无产阶级是对立的否定方面，他和资产阶级一样都是人的自我异化的产物。但资产阶级在自我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和被巩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作自身强大的证明。而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看到自己的非人的生存的现实并产生对这种状况的愤慨。“由此可见，在整个对立的范围内，私有者是保守的方面，无产者是破坏的方面。从前者产生保持对立的行动，从后者则产生消灭对立的行动。”[1] (P44)
3.无产阶级只有消灭自己本身和自己的对立面才能获得胜利。私有制在自己的经济运动中自己把自己推向灭亡。但是这种灭亡过程，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产生才能做到。无产阶级不仅执行着替别人生产财富替自己生产贫困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同样也执行着私有制因生产无产阶级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由于在已经形成的无产阶级身上实际上已经完全丧失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甚至完全丧失了合乎人性的外观，无产阶级现有的生活条件已经达到了违反人性的顶点。无产阶级不仅从理论上意识到这种状况，而且还由于这种贫困“不得不愤怒地反对这种违反人性的现象，由于这一切，所以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1] (P45)，“无产阶级由于其本身的存在必然在历史上有些什么作为。它的目的和它的历史任务已由它自己的生活状况以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结构最明显地无可辩驳地预示出来了。英法两国的无产阶级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任务，并且不断地努力使这种意识达到完全明显的地步”[1] (P45)。
4.青年黑格尔派否定和攻击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其原因就是“宣告自己是历史的唯一创造因素。历史上的各种对立从它那里产生，消灭这些对立的行动也从它那里产生”[1] (P45)。
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观点占统治地位，同样也是形形色色的英雄史观占统治地位。马克思恩格斯在唯物史观创立的过程中，也同样创立了群众史观思想。1844年8月之前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其它著作和论文中，也曾经阐发过群众史观思想，但都没有《神圣家族》一书中如此详细和深刻。那么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能够在这本书中作出上述结论呢？
(一)从哲学的基本问题入手，阐发群众史观思想。在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上，《神圣家族》一书始终站在物质决定精神的唯物主义立场上批判青年黑格尔派。青年黑格尔派从他们的“自我意识”、“精神”、“真理”决定和创造一切的观点出发，把群众看作“物质”，看作“精神”的真正敌人。而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精神恰恰是由物质决定的。他们认为“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1] (P152)，而使用实践力量的人就是被青年黑格尔派看作精神对立面的群众。同时，精神离不开物质决定的又一个方面，就是思想离不开“利益”。离开对“利益”关注的群众活动是不存在的。
(二)从物质生产的人的活动出发，阐发群众史观理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经开始发现人们的物质生产劳动、自然科学和工业的进步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决定作用。《神圣家族》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人本主义学说。但是马克思恩格斯这里所说的人已经不是费尔巴哈那种直观的、感性的纯自然的人，而是活生生的、现实的、具体的人。他们说：“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 (P118-119)这里的人的活动就是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进步。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质问青年黑格尔派：“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只要它从历史运动中排除掉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它就能达到即使是才开始的对历史现实的认识吗？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它不去认识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它就能真正地认识这个历史时期吗？……正像批判的批判把思维和感觉、灵魂和肉体、自身和世界分开一样，它也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认为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而是在天上的云雾中。”[1] (P191)而人的物质活动主体就是群众。所以，群众创造了物质财富，也创造了精神财富。
(三)从对立统一规律的观点出发，阐述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的思想。在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并没有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而是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批判地继承过来，认为辩证法是“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2]。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接受黑格尔的矛盾思想，认为矛盾是事物自身所具有的，是自身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所以，他们在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时，把这种矛盾看作社会生活中的客观现象。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的根源不应当到资本主义私有制之外去寻找，而只能够从资本主义私有制本身去寻找。辩证法还认为，任何事物都是肯定和否定的统一。资本主义制度也同样如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肯定方面，所以它力图维护现有的私有制度。而受雇佣劳动剥削的无产阶级则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方面。无产阶级只有依靠自己的努力奋斗才能自己解放自己，才能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无产阶级消灭了私有制，也就消灭了自身，也就真正实现了自身的解放。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这种内在矛盾性决定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
(四)马克思恩格斯深入到无产阶级的斗争实践中是最根本的原因。马克思恩格斯对群众史观理论的阐发决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坐在屋子里苦思冥想出来的，也不是依靠几条哲学原理单纯逻辑推导的结果，归根结底是马克思恩格斯实践活动的产物。马克思在1842年《莱茵报》期间，就经常到贫苦农民中间，不仅使自己的感情和立场彻底转移到无产阶级和劳动者方面，而且对劳动者的历史作用有了进一步的深刻认识。1843年底马克思到巴黎之后，也经常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工人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反抗精神深深教育了马克思。他在1844年7月所写的《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中谈到德国1844年的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时说：“西里西亚起义一开始就恰好做到了法国和英国工人在起义结束时才做到的事，那就是意识到无产阶级的本质。”[3] (P483)马克思高度评价纺织工人的那首歌曲，认为它是“一个勇敢的战斗的呼声。……无产阶级在这支歌中一下子就毫不含糊地、尖锐地、直截了当地、威风凛凛地厉声宣布，它反对私有制社会”[3] (P483)。恩格斯1842年11月到英国的曼彻斯特，开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被压迫阶级的生活、工作、斗争进行全方位的立体式的调查研究。恩格斯边调查、边写文章，讴歌英国工人阶级的创造和斗争精神。1843年恩格斯在所写的《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一文中高度赞扬英国工人阶级。他说：“只有大陆上不熟悉的那一部分英国人，只有工人、英国的贱民、穷人，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尽管他们粗野，道德败坏。将来拯救英国的却正是他们，他们还是可塑性的材料；他们没有受过教育，但他们也没有偏见，他们还有力量从事伟大的民族事业，他们还有前途。”[3] (P628)恩格斯参与写作《神圣家族》，正是他结束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调查之后，从英国返回德国途经巴黎之时。所以，没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工人阶级斗争实践的经历和所掌握的大量感性材料，就不可能有《神圣家族》中群众史观思想的深刻阐述。
《神圣家族》中所阐发的群众史观思想对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一系列著作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其后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一系列的著作都是在《神圣家族》一书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理论化和系统化。它为社会主义的实现找到了物质力量和物质途径，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本书中的群众史观思想对于正在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中国共产党来讲也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深入批判形形色色的直接或间接反对群众史观的思潮，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始终不动摇。马克思主义学说自创立以来，始终受到西方资产阶级错误思潮的反对和攻击。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其理论观点也受到了一些人的反对，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理论。“文革”中林彪一伙就曾经鼓吹“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的观点。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历史学家黎澍为代表的我国少数学者连续发表文章，指责“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观点的片面性，主张“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观点，实际上也是主张“英雄和群众共同创造历史”的观点。八十年代末，少数人又抛出“精英政治论”变相地反对群众史观。近些年来，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深化，哲学理论界少数人也以与时俱进和话语体系的转变为由，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理论过时了，“群众”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它应该为“个人”概念所取代，再继续讲群众史观理论不合时宜了。最近几年出版的某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中群众史观理论的内容也越来越弱化。笔者认为，这些论点都是从不同角度反对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理论。从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中所阐发的群众史观思想看，群众史观理论是唯物史观理论中的两大基本支柱之一，群众史观理论不仅不能被否定、弱化和取消，而且应该继续深化、丰富和拓展。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理论必须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基本观点任何时候都不能丢。
(二)深入批判中国特色的英雄史观思想的影响，真正树立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是社会的真正主人的思想。英雄史观与群众史观是根本对立的。不同国家地区、不同的历史时期，英雄史观的表现也是不同的。但只要存在唯心史观，就一定存在英雄史观。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英雄史观思想的最重要表现就是权力至上的封建等级制度以及形形色色的拜权主义观念。现实生活中只有掌握了权力特别是掌握最高权力的统治者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在权力者眼里只不过是受他们任意宰割的奴隶。由此形成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极其严格的等级观念。这种观念表现在统治者中，就是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其余的人都是他们任意使用、宰割的工具和牲畜。统治者中的一些开明人士所提倡的“重民”、“民为贵”、“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等思想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思想，而是中国特色的英雄史观思想的特殊表现。这种中国特色的英雄史观思想通过各种方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已经成为今天中国落后文化内容的极其重要的表现。我们党要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马克思主义就是当代最先进的文化。群众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中的两大基本支柱之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特别是《神圣家族》中所阐发的“工人创造一切”、“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无产阶级自己解放自己”的思想，不仅要求各级领导真正树立工人、农民和绝大多数的劳动者是社会的真正主人、是国家的真正主人的思想，同时也要求人民群众的每一个成员自觉地把自己当作社会和国家的真正主人，认识到自己应该是社会的真正主人，自己能够成为社会的真正主人，自己要自觉地为成为社会的真正主人而奋斗。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不应是弱化或取消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人的地位，而应是进一步完善、健全和强化这种地位和权利意识。
(三)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确立人民群众是发展的主体和最终目的的思想。《神圣家族》中的群众史观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的目的是人民群众，社会发展的主体、动力也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本”。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思想。对于有的学者把“以人为本”单纯归结为人是目的的思想，笔者结合《神圣家族》中的群众史观思想，认为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的思想不仅是讲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一切为了人民永远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同时它也应该包括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是发展的动力、源泉的思想。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是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包括每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农民创造的文明成果。没有无数普通群众的参与和创造，就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成就。
作者介绍：郝贵生，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天津 300384)
作者：郝贵生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 2006年10期
《神圣家族》是马克思恩格斯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再到历史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转变中的极其重要的哲学著作。他们对以布鲁诺·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思想进行了全面深入细致的批判，同时阐述了唯物史观的一系列基本原理，特别是群众史观的基本思想。深入研究他们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英雄史观思想，以及在这种批判中阐发的群众史观思想及其理论意义等问题，有助于进一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和掌握。
(一)《神圣家族》阐发了“工人才创造一切”的思想。青年黑格尔派重要成员、鲍威尔的兄弟埃德加尔鼓吹“思想创造一切”，而“工人什么东西也没有创造，所以他们也就一无所有”，其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始终是为了满足他们自己的需要的某种单一的东西，是平凡的工作”[1] (P21)。针对这种观点，恩格斯认为，第一，埃德加尔从他们唯心主义的“自我意识”决定一切的观点出发，认为“一切”就是指“思想创造”。而工人所创造的东西在他们眼里，仅仅是“单一的东西”，也就是可以感触到、非精神的、非批判的“物质”的东西。这些“物质”的东西在埃德加尔等人看来，是“深恶痛绝”的。工人不能创造他们所说的作为“思想创造”的“一切”。第二，如果“工人什么东西也没有创造”仅仅是说每个工人的劳动是相互分割的、对立的，需要把他们的劳动组织起来，这样讲是有道理的。但是这种理解却遭到了埃德加尔等人的“极端的鄙视”。如果不是这样理解的话，“要是撇开单个工人不能生产任何完整的东西这一事实不谈的话，这种论点简直就是疯话”[1] (P22)。第三，“批判的批判什么都没有创造，工人才创造一切”[1] (P22)，工人不仅创造物质财富，也创造精神财富。“甚至就以他们的精神创造来说，也会使得整个批判感到羞愧。英国和法国的工人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1] (P22)，他甚至还说：“工人甚至创造了人”[1] (P22)。
(二)《神圣家族》阐发了“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的思想。青年黑格尔派把世界的发展归结为“自我意识”和“实体”的对立。在历史观上突出地表现为制造“精神”和“群众”的对立。他们把“英雄”等同于“精神”，把“群众”等同于“粗糙的物质”，认为全部历史就是英雄反对群众的历史。此外，鲍威尔等人还把精神和物质的对立跟“批判”和“群众”的对立等同起来，认为只有他们这伙具有全能的自我意识的、批判的思维的哲学家，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而人民群众则是“精神空虚”、“毫无生气”、“有限的、粗野的、卤莽的、僵死的和无机的”、“历史发展的障碍”。他们甚至公然宣称：“精神的真正敌人应该到群众中去寻找”[1] (P104)，历史上一切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群众的热情和参与，“历史上的一切伟大的活动之所以一开始就是不成功的和没有实际成效的，正是因为它们引起了群众的关怀和唤起了群众的热情”[1] (P102)。
针对鲍威尔等人的荒谬观点，马克思恩格斯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判和斗争。
1.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点是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恶性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黑格尔作为客观唯心主义者，把“绝对精神”看作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基础，把群众看作绝对精神创造历史的材料和承担者，而哲学家只不过是绝对精神创造历史的运动完成之后用来回顾意识发展的自身的一种工具，他只是在事后才登场。黑格尔的这种见解表明他的历史观虽然是唯心主义的，但在思辨的结构中不自觉地把握了历史的某些真实的内容，是有一定的合理性和价值的。同时也表明黑格尔唯心主义历史观的不彻底性。而鲍威尔等人则完全抛弃了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合理性和有价值的因素，把其唯心主义彻底化，“取消了黑格尔的这种不彻底性”[1] (P109)。他们认为，自己就是批判，就是绝对精神，就直接是历史的积极因素和有意识的创造者，而群众则完全是消极的、精神空虚的历史材料，是其批判的对象。“一方面是群众，他们是消极的、精神空虚的、非历史的、物质的历史因素；另一方面是精神、批判、布鲁诺先生及其伙伴，他们是积极的因素，一切历史行动都是由这种因素产生的。改造社会的事业被归结为批判的批判的大脑活动。”[1] (P109)
2.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思想、精神是由物质因素决定的。精神的敌人并不是群众。精神、思想也首先是群众的思想。人们的任何思想都不能离开物质利益。“‘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 (P103)历史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因此怎么能够有离开物质利益和物质目的的人的历史活动呢？没有离开人的利益的目的的人的活动，也就没有离开利益主体的群众。“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1] (P104)人类历史上确实有一些历史活动没有成功，但其原因并不是革命“唤醒”了群众的“热情”，也不是引起了群众的“关怀”，而是这些“革命的原则”并不代表群众的实际利益，并不真正是群众的革命原则。
(三)《神圣家族》阐发了“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的思想。青年黑格尔派攻击和否定群众的历史主体作用，直接目的还是为了否定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否定作为对私有制否定的共产主义。他们在谈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贫穷和富有的矛盾时，标榜自己要把他们结合为一个整体，消灭二者之间的对立，然后按照神学的方式到“整体”之外的某个地方寻求这一整体的前提，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永恒性。针对这种观点，马克思恩格斯认为：
1.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贫富之间的这一全部对立正是对立的两个方面的运动，整体存在的前提正是包含在这两个方面的本性中”[1] (P43)，也就是说，贫富之间的对立运动应该到它自身去寻找，而不应该到它之外去寻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确实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他们作为统一的对立因素是资本主义世界内部产生的，再具体说，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产生的。青年黑格尔派从对立之外寻找原因，只能是他们唯心主义方法的彻底暴露。
2.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方面。无产阶级是对立的否定方面，他和资产阶级一样都是人的自我异化的产物。但资产阶级在自我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和被巩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作自身强大的证明。而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看到自己的非人的生存的现实并产生对这种状况的愤慨。“由此可见，在整个对立的范围内，私有者是保守的方面，无产者是破坏的方面。从前者产生保持对立的行动，从后者则产生消灭对立的行动。”[1] (P44)
3.无产阶级只有消灭自己本身和自己的对立面才能获得胜利。私有制在自己的经济运动中自己把自己推向灭亡。但是这种灭亡过程，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产生才能做到。无产阶级不仅执行着替别人生产财富替自己生产贫困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同样也执行着私有制因生产无产阶级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由于在已经形成的无产阶级身上实际上已经完全丧失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甚至完全丧失了合乎人性的外观，无产阶级现有的生活条件已经达到了违反人性的顶点。无产阶级不仅从理论上意识到这种状况，而且还由于这种贫困“不得不愤怒地反对这种违反人性的现象，由于这一切，所以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1] (P45)，“无产阶级由于其本身的存在必然在历史上有些什么作为。它的目的和它的历史任务已由它自己的生活状况以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结构最明显地无可辩驳地预示出来了。英法两国的无产阶级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任务，并且不断地努力使这种意识达到完全明显的地步”[1] (P45)。
4.青年黑格尔派否定和攻击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其原因就是“宣告自己是历史的唯一创造因素。历史上的各种对立从它那里产生，消灭这些对立的行动也从它那里产生”[1] (P45)。
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观点占统治地位，同样也是形形色色的英雄史观占统治地位。马克思恩格斯在唯物史观创立的过程中，也同样创立了群众史观思想。1844年8月之前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其它著作和论文中，也曾经阐发过群众史观思想，但都没有《神圣家族》一书中如此详细和深刻。那么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能够在这本书中作出上述结论呢？
(一)从哲学的基本问题入手，阐发群众史观思想。在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上，《神圣家族》一书始终站在物质决定精神的唯物主义立场上批判青年黑格尔派。青年黑格尔派从他们的“自我意识”、“精神”、“真理”决定和创造一切的观点出发，把群众看作“物质”，看作“精神”的真正敌人。而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精神恰恰是由物质决定的。他们认为“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1] (P152)，而使用实践力量的人就是被青年黑格尔派看作精神对立面的群众。同时，精神离不开物质决定的又一个方面，就是思想离不开“利益”。离开对“利益”关注的群众活动是不存在的。
(二)从物质生产的人的活动出发，阐发群众史观理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经开始发现人们的物质生产劳动、自然科学和工业的进步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决定作用。《神圣家族》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人本主义学说。但是马克思恩格斯这里所说的人已经不是费尔巴哈那种直观的、感性的纯自然的人，而是活生生的、现实的、具体的人。他们说：“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 (P118-119)这里的人的活动就是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进步。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质问青年黑格尔派：“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只要它从历史运动中排除掉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它就能达到即使是才开始的对历史现实的认识吗？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它不去认识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它就能真正地认识这个历史时期吗？……正像批判的批判把思维和感觉、灵魂和肉体、自身和世界分开一样，它也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认为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而是在天上的云雾中。”[1] (P191)而人的物质活动主体就是群众。所以，群众创造了物质财富，也创造了精神财富。
(三)从对立统一规律的观点出发，阐述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的思想。在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并没有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而是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批判地继承过来，认为辩证法是“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2]。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接受黑格尔的矛盾思想，认为矛盾是事物自身所具有的，是自身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所以，他们在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时，把这种矛盾看作社会生活中的客观现象。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的根源不应当到资本主义私有制之外去寻找，而只能够从资本主义私有制本身去寻找。辩证法还认为，任何事物都是肯定和否定的统一。资本主义制度也同样如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肯定方面，所以它力图维护现有的私有制度。而受雇佣劳动剥削的无产阶级则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方面。无产阶级只有依靠自己的努力奋斗才能自己解放自己，才能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无产阶级消灭了私有制，也就消灭了自身，也就真正实现了自身的解放。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这种内在矛盾性决定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
(四)马克思恩格斯深入到无产阶级的斗争实践中是最根本的原因。马克思恩格斯对群众史观理论的阐发决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坐在屋子里苦思冥想出来的，也不是依靠几条哲学原理单纯逻辑推导的结果，归根结底是马克思恩格斯实践活动的产物。马克思在1842年《莱茵报》期间，就经常到贫苦农民中间，不仅使自己的感情和立场彻底转移到无产阶级和劳动者方面，而且对劳动者的历史作用有了进一步的深刻认识。1843年底马克思到巴黎之后，也经常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工人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反抗精神深深教育了马克思。他在1844年7月所写的《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中谈到德国1844年的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时说：“西里西亚起义一开始就恰好做到了法国和英国工人在起义结束时才做到的事，那就是意识到无产阶级的本质。”[3] (P483)马克思高度评价纺织工人的那首歌曲，认为它是“一个勇敢的战斗的呼声。……无产阶级在这支歌中一下子就毫不含糊地、尖锐地、直截了当地、威风凛凛地厉声宣布，它反对私有制社会”[3] (P483)。恩格斯1842年11月到英国的曼彻斯特，开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被压迫阶级的生活、工作、斗争进行全方位的立体式的调查研究。恩格斯边调查、边写文章，讴歌英国工人阶级的创造和斗争精神。1843年恩格斯在所写的《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一文中高度赞扬英国工人阶级。他说：“只有大陆上不熟悉的那一部分英国人，只有工人、英国的贱民、穷人，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尽管他们粗野，道德败坏。将来拯救英国的却正是他们，他们还是可塑性的材料；他们没有受过教育，但他们也没有偏见，他们还有力量从事伟大的民族事业，他们还有前途。”[3] (P628)恩格斯参与写作《神圣家族》，正是他结束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调查之后，从英国返回德国途经巴黎之时。所以，没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工人阶级斗争实践的经历和所掌握的大量感性材料，就不可能有《神圣家族》中群众史观思想的深刻阐述。
《神圣家族》中所阐发的群众史观思想对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一系列著作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其后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一系列的著作都是在《神圣家族》一书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理论化和系统化。它为社会主义的实现找到了物质力量和物质途径，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本书中的群众史观思想对于正在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中国共产党来讲也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深入批判形形色色的直接或间接反对群众史观的思潮，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始终不动摇。马克思主义学说自创立以来，始终受到西方资产阶级错误思潮的反对和攻击。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其理论观点也受到了一些人的反对，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理论。“文革”中林彪一伙就曾经鼓吹“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的观点。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历史学家黎澍为代表的我国少数学者连续发表文章，指责“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观点的片面性，主张“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观点，实际上也是主张“英雄和群众共同创造历史”的观点。八十年代末，少数人又抛出“精英政治论”变相地反对群众史观。近些年来，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深化，哲学理论界少数人也以与时俱进和话语体系的转变为由，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理论过时了，“群众”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它应该为“个人”概念所取代，再继续讲群众史观理论不合时宜了。最近几年出版的某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中群众史观理论的内容也越来越弱化。笔者认为，这些论点都是从不同角度反对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理论。从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中所阐发的群众史观思想看，群众史观理论是唯物史观理论中的两大基本支柱之一，群众史观理论不仅不能被否定、弱化和取消，而且应该继续深化、丰富和拓展。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理论必须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基本观点任何时候都不能丢。
(二)深入批判中国特色的英雄史观思想的影响，真正树立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是社会的真正主人的思想。英雄史观与群众史观是根本对立的。不同国家地区、不同的历史时期，英雄史观的表现也是不同的。但只要存在唯心史观，就一定存在英雄史观。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英雄史观思想的最重要表现就是权力至上的封建等级制度以及形形色色的拜权主义观念。现实生活中只有掌握了权力特别是掌握最高权力的统治者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在权力者眼里只不过是受他们任意宰割的奴隶。由此形成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极其严格的等级观念。这种观念表现在统治者中，就是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其余的人都是他们任意使用、宰割的工具和牲畜。统治者中的一些开明人士所提倡的“重民”、“民为贵”、“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等思想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思想，而是中国特色的英雄史观思想的特殊表现。这种中国特色的英雄史观思想通过各种方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已经成为今天中国落后文化内容的极其重要的表现。我们党要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马克思主义就是当代最先进的文化。群众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中的两大基本支柱之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特别是《神圣家族》中所阐发的“工人创造一切”、“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无产阶级自己解放自己”的思想，不仅要求各级领导真正树立工人、农民和绝大多数的劳动者是社会的真正主人、是国家的真正主人的思想，同时也要求人民群众的每一个成员自觉地把自己当作社会和国家的真正主人，认识到自己应该是社会的真正主人，自己能够成为社会的真正主人，自己要自觉地为成为社会的真正主人而奋斗。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不应是弱化或取消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人的地位，而应是进一步完善、健全和强化这种地位和权利意识。
(三)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确立人民群众是发展的主体和最终目的的思想。《神圣家族》中的群众史观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的目的是人民群众，社会发展的主体、动力也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本”。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思想。对于有的学者把“以人为本”单纯归结为人是目的的思想，笔者结合《神圣家族》中的群众史观思想，认为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的思想不仅是讲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一切为了人民永远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同时它也应该包括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是发展的动力、源泉的思想。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是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包括每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农民创造的文明成果。没有无数普通群众的参与和创造，就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成就。
作者介绍：郝贵生，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天津 3003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