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选择，更要有坚守 “打断骨头还有肉，割掉皮肉还有筋，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延安，这座陕北黄土高坡上的小城，抗战时成了爱国青年心中的“圣城”。最多的一天，有1000多名各地青年来到这里。在他们后来的人生当中，有的为国英勇捐躯，有的指挥军队奋勇杀敌，有的成了著名文学家，有的成为建设新中国的技术中坚。生活的真理告诉我们：人生“选择”是一道必考题，选对了，收获灿烂的前程；选错了，误入灰暗的迷途。
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的一生有10次左右的重要选择。正如著名作家柳青所言：“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你的世界，就是你的选择；你的选择，就是你的命运。紧要的选择，决定一生；细小的选择，影响行为。当面对生与死、公与私、义与利、善与恶、正与邪、进与退、争与让、和与斗等冲突时，不同的选择，彰显迥然的道德人格，走出不同的人生轨迹。 选择意味着取舍。“鱼与熊掌不可得兼”。彭湃选择了革命理想，而放弃“鸦飞不过的田产”，将自家田契当众烧毁。赵一曼拒绝敌人拉拢引诱，毅然选择牺牲。邹碧华不计个人毁誉得失，一心往前冲，成为改革航船的奋楫者。柴生芳为了困难群众的安康幸福，选择了任劳任怨，扑下身子一干就是十多年。抱持正确的价值观，才能摆脱名缰利锁的煎熬，消除患得患失的苦闷，赢得海阔天空的境界。
面对人生旅途的各种选择，普通人未必都有英雄豪杰的高尚境界，但起码应当坚守做人做事的底线。虽不能奉献天下、穷尽所能，但不可损人利己、伤天害理；虽不能建立功勋、声名显赫，但不可诋毁他人、欺世盗名。做人选择老实，做事选择本分，处世选择诚信，从政选择奉公，当是立身修为的天理良知。 在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利禄诱惑乱花迷眼，理想信念常被人们冷漠，价值人格常被世俗扭曲。有的人关心“得利”、不关注“主义”，只为“利想”不为“理想”；有的迷恋个人“钱图”、不想国家前途，只为利己不为利民；有的希冀“腾达”、不屑于“豁达”，只为升官发财奋斗，不为国家民族图强。那些党内的“老虎”“苍蝇”，莫不是在错误的人生选择中“一失足成千古恨”。 有选择，更要有坚守。没有坚守的选择，只会如“墙头草”，风吹两面倒，在不断选择中滑入歧途、滑向深渊。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人而言，背叛信仰意味着高官厚禄，坚守信仰则意味着通缉杀头险境。意志薄弱者选择了脱党、叛变，意志坚定者坚守“主义不变、革命到底”的信仰，让星星之火最终得以燎原。今天，为什么总会出现口必称信仰、心却为物役的“两面人”？说到底，是信仰信念的坚守出了问题。要在多元社会中把握主流，要在价值沉浮中坚守正道，就必须挺立起理想信念的主心骨。
有人说，“人生是一场负重的狂奔，需要不停地在每一个岔口作出选择。而每一个选择，都将通往另一条截然不同的命运之路。”然而，有坚定的信念信仰，我们就有能力作出正确的选择。普通人是这样，党员干部更是如此。
《 人民日报 》（ 2015年08月19日 04 版）
跳脱庸俗的得失观 改革就是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这个过程当中，“算账”是不可避免的事。 所谓“算账”，无非是权衡利弊得失，这很考验一个人的眼光。有的人就看着鼻子底下这点实利，算盘珠子拨得很精，看起来很聪明，实际上常常因小失大。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会“算大账”的人出来指点迷津，如此这般，豁然开朗，众人皆服。很多改革故事中，这样的桥段俯拾即是。
这些会“算大账”的人，往往眼光比较长远，善于细辨“得”“失”。传统观念讲究“舍得舍得，不舍不得，有舍才有得”，之所以选择“舍”，为的是退而求进，为了追求更大的“得”。因此许多“心灵鸡汤”说，舍去眼前大树，才会拥有一片森林；舍去城市喧嚣，才能享有乡村宁静。
然而这样的“算大账”，背后可能还是先舍后得、舍小得大、舍此得彼的得失观。一旦陷入“以舍求得”的思维定势，难免还会纠结于舍与得的利益考量。只舍不得，便全然反对；大舍小得，消极应对；有舍有得，勉强接受；小舍大得，果断赞成。由此一来，真要遇到需要我“舍”你“得”大家“得”的时候，“大账”就有些算不下去，“火炭落在脚背上——自家疼痛自家知”的牢骚埋怨就可能占了上风。
其实，生活中还有一种得失观，完全跳脱了个人局限。从苏武“旄尽风霜节，心悬日月光”，到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从革命先辈抛头颅洒热血，到热心群众见义勇为，“舍生而取义”的高尚追求，舍家为国、舍己为人的无私壮举，同样是一种“舍得”。这里的“舍”，并没有预设个人利益的再获得，这里的“得”，则完全以公义众利为指南。这种舍小利、成大义的得失观，构成了社会的精神脊梁，也筑起了国家的价值高地。
今天的改革，同样需要“敢舍”的勇气、“愿舍”的精神以及成全大义的豁达胸怀。
从前有“楚王失弓”的故事，说的是楚王在林子里丢了珍贵的弓，大度地说，楚国人丢的弓，将来反正是楚国人捡到它，有什么关系。孔子认为楚王心胸还是不够宽广，何必局限在楚国人，只要是人捡到，不管是哪个国家的，都谈不上什么损失。老子听到孔子的说法，觉得还不够豁达，弓得之于自然，还之于自然，是不是人捡到又何必去计较。佛家更进一步认为，老子心中仍有“得失”，只有真正跳脱出“得失”，才能获得心灵的自由。
关于楚王失弓的讨论，引起人的无限感慨。诚如马克思所言，“‘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不是说党员干部不能追求自己的利益，一味唱高调实际也难以做到，而是说在面对改革中个人“有所失”的时候，我们理应有更高的境界、更大的情怀、更开阔的视野。舍小利、取大义，舍小家、为大家，“亏了我一个，幸福无数人”，党员干部惟以此为价值取向，我们才有资格走在群众前列，才能赢得百姓信赖。
《 人民日报 》（ 2015年08月20日 04 版）
抗战唤醒“简单的给予” “弟弟，我没有适合时代的语言/来哀悼你的死/它是时代向你的要求/简单的，你给了/这冷酷简单的壮烈/是时代的诗/这沉默的光荣是你„„”林徽因的弟弟林恒本已考取清华，“七七事变”后毅然投笔从戎，在1941年成都空战中英勇杀敌、壮烈殉国。林徽因含悲写下了这首《哭三弟恒》长诗，今日读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分。
懂得“时代的要求”，并义无反顾地给予，并不容易。当年，教育家晏阳初有一番深刻评论：“几千年来，中国人所怀抱的观念是‘天下’，是‘家族’，近代西方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始终没有打入我们老百姓的骨髓里。”正像孙中山所痛斥的，“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因之加重。
“积尸草木深，天地日血流”，日寇的野蛮入侵和凌辱，令中华大地山河喋血、生灵涂炭。人们痛彻地感到“乱世做人，简直不是人”，深切地懂得“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扛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全国上下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人民的“国家认同”“民族意识”已然唤醒。于是，有了“母亲送儿上战场，妻子送郎打东洋”的感人场面；有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知识出知识”的全民动员；有了“士兵战死，有百姓来抵”“丈夫战死，有妻子来抵”的前仆后继。就连日军的战史也这样记载：“共产党地区的所有民众，连妇女、儿童也用竹篓帮助运送手榴弹，我方有的部队因无戒备而突进，被手执大刀的敌人奇袭、包围而陷于苦战。”
抗战期间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问杨虎城：“中国有强大的实力抗击日本吗？”将军答：“我们的力量就在于我们懂得我们必须抗日。”誓死抗战到底，绝不当亡国奴，正是中国人对“时代要求”的坚决回应。每一个中华儿女将自己的前途和命运，紧紧地与国家危亡盛衰连在一起，将自己的力量和智慧乃至生命贡献于抗战事业，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团结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亿万人民对国家的高度认同和无畏付出，破解了近代中国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危局，点亮了走向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精神灯塔。
终点也是新起点。抗战胜利的意义，早已超出战争胜负本身。它不仅意味着，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取得抗击外敌入侵的完全胜利，重新确立了中国的大国地位，而且意味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成为时代精神的象征，国家意识和民族认同成为国人心中永不倾倒的长城。抗战不需要理由，爱国不需要理由。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人人起身为国家奔忙奋斗，成为时代的价值与行动。 今天，战火的硝烟虽已远去，但沐浴着和平之光的我们可曾想过：新时代对自己有何新要求？我们还能不能像抗日先辈那样以一种“简单的给予”的方式，回应时代要求？平凡岁月，静水流深，虽没有生命之牺牲，但惟有生命之奉献奋斗，构成时代进步的不竭动力。每一个爱国的“我”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方可创造新的历史。
《 人民日报 》（ 2015年08月27日 04 版）
擦亮民族的精神利刃 狂妄的日本侵略者，很少把对手放在眼里，尤其是实力悬殊的侵华战争。但是，面对英勇的中国抗战军民，他们也有肃然起敬，甚至不寒而栗的时候。 1936年春，赵一曼被捕。日本特务大野泰治担心她因伤势过重死掉，决定立即开始审讯。当赵一曼从容地抬起头，与之四目相对时，大野泰治“情不自禁地倒退了两三米„„”
杨靖宇牺牲后，头颅被割下送给司令长官野副昌德邀功。这位杀人如麻的刽子手，见到杨靖宇的头颅后，闭上眼就做噩梦，赶忙叫人举行灵祭大会。亲自切开杨靖宇的胃进行解剖的岸谷隆一，后来毒死妻儿后自杀，他在遗书中说：“中国有杨靖宇这样的铁血军人，一定不会亡国。”
这些震人心魄的细节，在抗日战争的历史中不止一次地出现过。他们的英雄事迹，留给后人一个最深刻的启示：一个民族真正的强大是精神的强大，只要精神利刃永不卷刃，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强敌。
全面侵华战争打响前，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曾做了一份秘密报告，除了渲染“不战而胜”外，也客观谈到了“不可忽视者”：“倘彼时中国的官民能一致合心而抵抗，则帝国之在满势力，行将陷于重围„„”自鸦片战争以降的近百年里，面对外敌的入侵，中国从来不缺振臂一呼、断头流血的英雄人物，但只有抗日战争，才真正唤醒了全民族的觉醒，第一次如此万众一心、气壮山河地擦亮了民族的精神利刃，向侵略者集体亮剑。
母亲送儿打日寇，妻子送郎上战场，男女老少齐动员。在这场救亡图存的伟大斗争中，中华民族空前团结、共御外侮，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八国联军攻入紫禁城，百姓漠然视之，因为所谓国家，不过是朝廷而已。甲午战争，在日军占领后的城镇、村落，各种规模的集市很快恢复了往日的热闹景象，一些商贩还很快学会用日语叫卖。在日军驻扎的营地附近，有的赶着骡马大车、拿着扁担等着揽活，没有一点亡国之恨的样子。民众麻木至此，战争焉有不败之理？
小至个人，大至民族，肉体上的富贵病不可怕，可怕的是患了精神上的富贵病。现在，国家的综合实力增强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一些人也失去了对历史的痛感。有的解构历史、泼污英雄，有的缺少忧患、丧失警惕，有的妄自菲薄、膜拜西方，有的则在“唱衰中国”“做空中国”。前车之鉴，殷鉴不远！ 著名作家魏巍在《漫忆黄土岭之战》一文中写道：“在战场上看得很清楚，这是两种精神在较量：一种是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一种是老红军的革命意志，看看究竟谁更顽强，谁压倒谁。”回过头来看，14年的艰苦抗战，不只是时间的刻度；3500万人的巨大伤亡，不只是生命的刻度；10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也不只是物质的刻度，它们共同标注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韧度。
历史的横断面，如同树的年轮，时间越是久远，越能看得清晰。70年过去了，硝烟虽已散去，警钟依然长鸣——民族的精神利刃决不能锈蚀，决不能卷刃！
《 人民日报 》（ 2015年09月02日 04 版）
个体有担当，国家有力量 “9·3”胜利日阅兵结束之后，一条写着“这盛世，如你所愿”并配有周恩来总理照片的微博，被转发百万次。1949年开国大典阅兵，仅有的飞机凑不够空中梯队，周恩来提议让飞机循环飞行、两次接受检阅。昔日国力薄弱家底不足，而今阅兵展现出蒸蒸日上的综合国力和国防实力，足以告慰先人、激励今人、启迪后人。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一次次遭到列强凌辱欺侮，家国破碎、山河凋零。抚今追昔，“天翻地覆慨而慷”的伟力来自哪里？中国这个昔日积贫积弱、饱受欺凌的“泥足巨人”，一跃成为矢志富强、捍卫和平的“东方醒狮”，其间有着怎样的“复兴密码”？14年反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特别是8年的全面抗战，为我们揭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
“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在日本全面侵华这个中国“近现代灾难史的谷底”，国家危亡唤起空前的民族觉醒和团结，中华民族汇聚起挽狂澜于既倒的强大力量。无论是万千民众毁家纾难、支援前线，还是仁人志士发起成立各种救亡组织，英勇的中华儿女到处彰显着对国家存亡和民族大义的担当。他们可能大字不识几个，却深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他们可能连钢盔和步枪都没有，拿起铁片磨成的大刀就上了战场，却天然有一股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他们可能没有尝到胜利的滋味就被敌人的炮火撕碎，但他们信念如炬、九死未悔。正是因为这些猛士的存在，中国不但没有灭亡，反更挺直了脊梁。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看，这是奴隶！’”一首《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激荡着国人的心胸，激发着迈向战场的热情。14年的抗战史，是一部军队抗战、国家抗争史，更是一部民族觉醒、民众奋进史。正是因为从国家镜像之中看到了自我的位置，在民族中激活了共同体的意识，亿万民众义无反顾投身到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洪流。全面的全民族抗战，一扫“中国虽四万万之众，实等于一盘散沙”的阴霾，使中国取得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
“当过去不再照亮未来，人心将在黑暗中徘徊。”当此民族复兴梦想更加切近之际，从历史轨迹中读懂兴衰之道，才能更好激发深藏于民众之中的“复兴伟力”。把人民举过头顶，以百姓之心为心，始终同群众一块过、一块苦、一块干，人民才会坚定不移跟党走。国力孱弱，国防废弛，个人命运便如惊涛中的扁舟，随时可能遭遇灭顶之祸；国家强盛，国防牢固，个体才会有荣光，安危才会有保障。涓涓细流，汇成江海。每一个体都增进励精图治、奋发图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传承家国天下命运一体的爱国情怀、凝聚休戚与共的民族认同，就定能汇聚起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个体有担当，国家有力量。
《 人民日报 》（ 2015年09月07日 04 版）
学会管理自己的欲望 “朋友圈”竟成了“腐败圈”，贵州省委原常委、遵义市委原书记廖少华被朋友“拉下马”，这样的堕落轨迹令人警醒。
不禁再一次想起当年毛泽东同志那句警告：“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糖弹”有着极大的诱惑性和迷惑性，能够吊足人的胃口，刺激人的“食欲”，麻醉人的意志。联系当下一些屡屡被“糖弹”击倒的领导干部，令人扼腕叹息，更令人痛定思痛。 古人云：“香饵之下，必有悬鱼；重赏之下，必有死夫。”诱惑常常令人欲罢不能，“围猎”者正是看中了这一人性弱点，利用“糖弹”的引诱和迷惑作用，大搞利益输送。或先搞感情投资，认“干爹”、做“干儿”，进圈子、结圈子，结成一条绳上的蚂蚱；或以各种名目的所谓“代持”结为利益共同体，暗度陈仓、投桃报李；或放长线钓大鱼，今天你给我好处，日后等你退了或者转岗了再“连本带息”还给你；还有的，以安插老婆孩子“吃空饷”为饵，让你言听计从、百依百顺，被乖乖地牵着鼻子走。还有一种思想上的“糖弹”。有的用各种甜言蜜语进行“思想按摩”“精神催眠”和“言语贿赂”，或在干部的兴趣爱好上投其所好，最后拉你下水，直至 “捧杀”。对“围猎”者而言，“围猎”的成本虽然很高，但最终都会转嫁到公共利益上，由公权力来买单。
“糖弹”是一种毒性很强的腐蚀剂，极具杀伤力和致命性，一旦被侵袭则万劫不复。不少领导干部特别是一些高级干部，年轻时也曾吃过苦、受过累、流过汗，也曾战胜过各种工作困难、挫折和压力，有的还曾做出了一些成绩，甚至不愧功臣的称号。却在那些心怀叵测、居心不良者释放的“糖弹”面前栽了跟头、吃了败仗，不仅令个人和家庭陷入悲剧，也给党的事业和形象造成重大损失。惨痛代价面前更应明白，当官发财必须两道，为公为私必须两清，廉洁自律必须成为每个为官从政者的第一要义。
“围猎”可恶、可怕，其手段虽然高明，但只要有颗提防之心、戒惧之心，就不难识破“围猎者”的诡计。要做明白人、明眼人，善于从“香风蜜语”中分清好坏对错是非，不为“七情六欲”所惑，不为鲜花掌声所醉，不为身外之物所迷。打退“糖弹”的进攻，最根本的防线在于炼就金刚不坏之身，养就一身正气、骨气和硬气。人得有一种气概、一种精神和一种格局，内心始终有大目标、大方向和大原则，始终知足、知耻、知畏，有信念、定力和静气。人可以没架子，但得有样子，骨头硬、腰板直。不被牵着鼻子走，才不会在“糖弹”面前束手就擒。 “树欲静而风不止”。抵御“糖弹”，并不是要闭门谢客、断绝同外界的联络，而是要由外及内，修好内心私欲的防护堤。须明白，欲壑难填，趁早回头上岸；贪欲无艺，最好悬崖勒马。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一个人能否廉洁自律，最大的诱惑是自己，最难战胜的敌人也是自己。强大的欲望管理能力，不仅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个人品质，更是为官从政所必须涵养的领导力。
《 人民日报 》（ 2015年09月09日 04 版）
接过老兵手中的枪 “我们不怕死亡，就怕被遗忘。”这句抗战老兵的心声，曾让无数国人心里五味杂陈。
当他们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接受习近平总书记颁发的抗战胜利纪念章，当他们行进于受阅方队最前面举起颤抖的右手敬礼，当他们步入抗战胜利日专题文艺晚会现场时全场自动起立鼓掌，“怕被遗忘”的担忧或许不复存在——那些为民族独立和解放浴血奋战的英雄，党和国家从来没有忘记，始终视他们为民族的精神脊梁。
如果把“怕被遗忘”简单地理解为老兵对自身作用贡献的考量，那就没有真正理解这四个字的内涵。经历过无数次生死考验的抗战英雄，早已将功名利禄看淡。正如一位老兵所言：“想一想那些牺牲的战友，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他们真正怕的是这些——
怕民族曾经的深重苦难被遗忘。圆明园的大火早已熄灭，但“大水法”的残垣断壁还在；宛平城外的枪声早已停止，但城墙上的深深弹孔还在；南京大屠杀的哀号早已湮灭，但“万人坑”的累累白骨还在！如果把历史比作最好的清醒剂，那么遗忘则是慢性毒药。我们为什么要设立“国家公祭日”“烈士纪念日”，为什么要隆重举行胜利日大阅兵，就是要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屈辱悲怆，不要忘记“一寸山河一寸血”“山川不改仗英雄”的顽强不屈。
怕精神上的“软骨病”滋长蔓延。那些从枪林弹雨中闯过来、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抗战老兵，没有一个不是硬骨头。当年，面对实力悬殊的侵略者，他们宁肯站着生，不愿跪着死，“老红军精神”丝毫不惧于“武士道精神”。他们端的不是钢枪，而是民族气节；他们拼的不是刺刀，而是民族精神。那些他们身体里没有取出的弹片，于今而言何尝不是一种“精神钙片”。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中国由大到强，精神的强大尤为重要。有了这一点，才能排除一切艰难险阻，战胜一切风险挑战。
怕走得太远忘记为什么出发。在丰都一役中失去右眼的刘伯承曾言：“只要你是为人民大众的切身利益而战，战争夺去你一只眼睛，群众会给你千万只眼睛；夺去你一只手，群众会还给你千万只手！”抗战岁月，群众就是党和军队的眼睛和手，打断骨头连着筋，是真正的命运共同体。今天，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淡化，与群众渐行渐远，使“鱼水关系”变成“油水关系”，损害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永远以百姓之心为心，和人民同甘苦、共命运，我们党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老兵终会老去，但他们的精神长青。因为他们的身上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彰显着一支军队的血性荣光。历史记忆不能尘封，血性荣光自当传承。当我们被老兵的“最帅敬礼”深深打动时，有没有想过拿什么来回礼？当我们为老兵的一个个离去莫名感伤时，有没有想过毅然接过他们的枪？
老兵不是用来供养的，而是用来敬仰的。他们身上所体现的英雄精神，蕴含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无穷力量。阅兵虽已结束，但民族精神需要时常检阅；老兵已成传奇，而强国兴军的新传奇正等待我们去书写！《 人民日报 》（ 2015年09月14日 04 版）
走出自己的“舒适地带” 有这样一幅漫画：一个女孩蜷缩在透明玻璃瓶中，虽然空间很小，却能够安静地阅读。惬意如斯，幸福感自不必说，但玻璃瓶挡住外界干扰的同时，却也束缚住了女孩的活动空间。
舒适并不必然是好事，一个人长时间处在“舒适地带”，会形成惯性的心理状态和行为定势，即便得到了安静、稳定、闲适，失去的东西却多得多。心理学将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分为舒适区、学习区和恐惧区，每个人都乐于在自己有限的最适区里展开常规活动，把压力降至最低，把焦虑拒之门外。离开心理上的“安乐窝”，总会有接纳新事物的不适感。可如果不去打破舒适区的枷锁，怎能知道外面世界的精彩？
“舒适地带”于为官从政者也不例外。从前，一些干部“一杯茶、一张报、一天会、一台车、一席宴”的标配，如同温室一般将自己笼罩在安逸中，当官甚至被人视作“天底下最容易的事”。但凡需要加班熬夜或者下基层蹲点，一些“娇气”官员在心态上和身体上都难以适应。不仅工作环境，做事方式上同样存在“舒适倾向”：习惯被周围人捧着、惯着、宠着，却不愿在群众的监督下做事；习惯在鲜花和掌声中争取功名，却不愿到默默无闻的岗位上奉献付出；习惯在顺风顺水中打“顺风球”，却不愿在山重水复时开山辟路„„
过于讲求“舒适地带”，创业劲头可能会被磨平，改革动力可能会被耗光。群众中有声音说，“日子过得舒服，是官员缺少改革动力的重要原因”，可谓切中要害。更关键的是，由舒适安逸走向奢靡享乐，可能只有一杯酒、一根烟的距离。包下酒店常住，出入高档会所宴饮游乐，不遵守工作时间外出打高尔夫，这些做法固然让身心舒服，可作风之患、腐败之忧也因之而起。古人云，宴安鸩毒，不可怀也。此中深意，不言自明。
安于“舒适地带”，其实是一种精神上的贫困。把自己关在“城堡”里太久，精神上必然缺乏追求和闯劲，陷入一种简单层次上的自我重复，很难有进步和改观，这就是“内卷化效应”。克服“内卷化”，避免自我懈怠、自我消耗，需要靠外界的纪律规矩约束，也要靠自我严格要求。就像组织“不能在‘温室’里培养干部”一样，干部自身也要有走出温室、打破安逸的自觉，才能走出精神和追求上的洼地。多一些本领恐慌，不畏难不避险，越是硬骨头越要啃，党员才有党员的样子，公仆才有公仆的本色。
人毕竟不是仅仅为自我舒适而生，党员干部更应在个体冷暖安危之外，有更高的理想追求、更大的自我期许。“牧民省长”尕布龙，哪里工作最苦最累就会出现在哪里，从副部级岗位卸任后投身山林绿化。独龙族干部高德荣“用身影指挥人，而不是用声音指挥人”，风餐露宿，倾尽全力带领老乡致富。放弃了优渥待遇，他们却都收获了不平凡的人生，得到百姓的交口称赞。
民之所望，施政之所向。群众的满意度和舒适度，远比干部自身的舒适度更值得付出心血。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不舒服一点、不自在一点，老百姓的舒适度就好一点、满意度就高一点，对我们的感觉就好一点”。懂得了这个辩证法，走出自己的“舒适地带”还有什么好为难的？
《 人民日报 》（ 2015年09月15日 04 版）
“戏路不同，努力相当” 有位演员在拍戏时抱怨：为何总要我扮演迟钝猥琐类形象？导演让他和主角换换演个警官，剧组人员看了他的扮相，笑得前仰后合。因为，“铁血硬汉”变得“猥猥琐琐”了。他自叹不行时导演却说：“你们戏路不同，但努力相当。”他从此沉下心专攻适合自己形象的角色，终于在自己的戏路上广受认可。
一部戏，有主角，也要有配角。主角固然吸引目光，但配角同样令人印象深刻。而在演艺生涯中，能被观众记住，能在影史留名，才是真正的“主角”。人生如戏，工作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戏路，也都有需要担当的角色。沉潜下去，拼尽全部的心力，我们才能演好自己人生中的“主角”，也才能让社会这个大舞台活力迸发、魅力四射。
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成功原无分行业领域，亦无论职业身份，智慧与汗水才是最关键的变量。物理学家薛其坤，带领团队发现了“量子反常霍尔效应”，震动世界基础研究领域。他说，实验物理学家是扎扎实实做出来的。20年，他都是“早上7点进实验室，晚上11点离开”；劳模孙景南是名女焊工，因焊接技术精湛被法国同行称为“女焊神”，业绩背后是“白天干活，晚上练习”，干完活后连裤脚都能滴下汗水。在任何一个领域，我们既需要“爱因斯坦”，也需要“鲁班”；既盼望更多“薛其坤”，又呼唤更多“孙景南”。社会分工不同，专业要求有别，但只要有艰辛的付出就都能有丰硕的收获，把平凡的事情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
事实上，即便是同一个工作，也可能既有“高大上”，又有“脏累苦”；此时要坐空调房里，彼时要在烈日炎炎下。不分高低、优劣、肥瘦皆倾力当之，方能有所成就。比如在科技领域，有人视发论文或搞研发为“绣花”，视科技推广为“织麻袋”，重前者而轻后者。中国高温合金开拓者师昌绪却不这么看，他生前曾跑遍国内航空发动机生产厂家，解决了诸多应用难题，被誉为“材料医生”。在他眼里，作为一个实用材料的研究与开发者，如果不能把研发出来的新材料、新工艺或新技术用于生产实践，就等于前功尽弃。“绣花”与“织麻袋”仿佛一个隐喻，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既要能“绣花”又要能“织麻袋”，才能收获成功人生。
然而，总有人参不透这个朴素道理。有的人抱着“劳心者治人”的老皇历不放，无论能力禀赋如何，都不愿凭才智和汗水争取做个“大国工匠”；有的人耽于幻想，却不愿上一线洒汗水，不屑于从小事和底层干起。没有艰辛的付出，到头来在哪一行也干不了，更干不好，最终只会浪费了机会，荒掷了青春。“北大毕业生”下海养猪，有人就觉得书白读了；“34岁副县长”辞官回乡带领乡亲创业，有人则觉得不走仕途可惜。然而，只要找到适合自己生长的土壤，肯付出心血与汗水，又焉知不能开掘出一片新天地？
水行莫如用舟，陆行莫如用车。各尽所能，各展其长，努力到极致，人人都能“灼灼其华”。自己的责任没有替代品，努力“做一个最好的自己”，倾力于自己的事业，每一个生命就必能创造新的可能。
《 人民日报 》（ 2015年09月16日 04 版）
“桃李故事”潜藏的密码 时人多以桃李喻学子，吟哦“盈门桃李笑春风”。但在传统文化里，桃李还有同气连枝之意，隐喻兄弟情深互爱互助，正所谓“桃李不分家”。 今年春上，在汉族姐姐尤良英家门前的菜地里，维吾尔族弟弟麦麦提种下数棵桃树和李树，感念的是10年来姐姐爱他助他的一片真情，却在不经意间形象地写照了“桃李不分家，维汉一家人”的“桃李故事”（相关报道见今日六版通讯《桃李东风渐次开》）。
认识不过半年，尤良英为什么就敢拿出年收入的1/3借给麦麦提？自己发明的枣树修剪“四胞胎独门绝技”，为何轻易就把“金针度与人”？是什么让尤良英一家打破诸多障碍，牵起素昧平生的维吾尔族小伙一家的手脱贫致富？又是什么让他们的“桃李故事”启人心扉，动人心魄？
尤良英与麦麦提的故事，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却很传奇，于平常的交往中见奇崛，富有超越庸常的温润。一位商人在听说尤良英的故事后，感慨地说，尤良英家菜园的桃树李树，藏着开启民族大家庭幸福的密码。尤良英与麦麦提的故事之所以平凡而动人，正在于那质朴的爱富有感染力和穿透力，能够不分贫富、超越民族、穿过血脉。
孟子讲：“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人之有爱，源于这样的人心。面对麦麦提为给妻治病而开口便借1万元，尤良英想起的是当年军垦老阿姨将3万元养老的钱借给自己，帮助渡过了生意难关。面对麦麦提家的“篱笆房”、孩子饥饿的哭喊声，尤良英唤起的是曾经贫穷苦难的记忆，立誓要帮他富起来。可以说，正是这样的良善之心，燃亮了尤良英胸中的心灯，去超越世俗的小我，义无反顾地帮助麦麦提。 鲁迅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这样的大爱，在尤良英如是，在麦麦提如是，在更多的人那里亦如是。脱贫致富，尤良英帮了麦麦提一家，麦麦提帮了更多的乡亲；枣树修剪、棉花打顶等技术，尤良英教会了麦麦提一人，麦麦提教会了一村。尤良英带动了所在的新疆兵团农一师十三团用工，麦麦提介绍了更多的维吾尔族同胞来务工，到如今整个皮山县的富余劳动力都跟十三团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劳动关系。这正是爱的力量，富于感染力和传播性，像蒲公英那样不断播撒生命，以向远方。
“东风渐次开桃李”。吴登云扎根戈壁高原，几十年如一日，矢志不渝地为当地群众行医。阿不力孜一次次冲入险境救了60多人，在他眼里不分民族都是兄弟姐妹。当有人问收养多个民族10名孤儿的阿尼帕·阿力马洪：为什么要收养汉族孩子？阿尼帕反问：收养弃婴，人之常情，还要分民族吗？若把桃李比喻汉族与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根连着根、叶连着叶，彼此不分家，那么，人与人之间的质朴的爱，便是这东风，吹得桃李春华更秋实。
在天山南北，无数人已经用质朴的爱，书写了新时代的“桃李故事”。让这真挚的爱生长下去、播撒开来，中华民族这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大家庭，就有了同气连枝的纽带，就有了幸福花开的土壤。
《 人民日报 》（ 2015年09月17日 04 版）
“站到巨人中间”之后 曾读到这样一句话：“即便是个子矮，也要站到巨人中间。”这话有味道。的确，选择和谁在一起很重要，和聪明的人在一起，你才会更加睿智；与高尚的人在一起，你才不会卑俗。“站到巨人中间”，绝非附庸风雅的攀附，而是真诚选择向“巨人”致敬和学习。“跟好人学好人，跟着师婆跳大神”，此之谓也。
然而，倘若与“巨人”站到一起，就以为自己也算成功了，这无疑是自欺欺人。有一种观念叫“稻草定律”，即路边的稻草如果没人搭理，它永远是一根稻草。若卖白菜的拿去捆白菜，这根稻草就是白菜价；如果卖螃蟹的拿去绑螃蟹，这根稻草就有了螃蟹的身价。于是就认为，一个人的价值高低、成功与否就像这根稻草，关键看与谁捆绑在一起，结交了什么档次的朋友，具备了什么样的背景。这种谬误的推演，绝非人生借鉴的宝典。
当然，“站到巨人中间”，也不必自惭形秽、妄自菲薄。要知道“巨人”成长，也经历由“矮”变“高”、由“弱”变“强”的历程。牛顿讲“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这固然是牛顿的谦逊之辞，但他能够发现“万有引力”，实现科学的“惊人一跃”，不也是受“巨人”潜移默化的启发和自己刻苦钻研的顿悟吗？事实证明，汲取他人的智慧和长处，即便现在是矮子，将来也有长高的一天。
郑板桥练书法，即使对前人书体临摹到乱真的程度，个人风格也不突出。而他取各家之长，创出自己的“六分半书”后，才成了清代享有盛誉的著名书画家。有人说得好：“如果羡慕成功者的富贵，请别一味模仿他们富贵后的事。要模仿，就模仿他们富贵前的事：他们那鹰般的探索、蛇般的专注、蚁般的辛劳、蛹般的耐心，风吹日晒、灰头土脸时的坚持。”可见，要真学习，就必须“运用脑髓，放出眼光”，不去追求外在的皮毛，而是吸纳思维方法、理念品质、精神意志等精髓。
著名建筑学家、教育家梁思成一直教导身边人“学什么都要眼高手高”。当年，钱学森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那里聚集了世界上的拔尖人才，对钱学森来说，便是“站到了巨人中间”。但进入这所大学，并不意味着自己就是“巨人”。于是，他暗暗对自己说：“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到前面。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那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所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你必须想别人所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正是“眼高手高”，令钱学森走在了世界科学技术的前沿。
站到“巨人”中间，关键看心站到了哪里。若是为了去镶金边，金边包裹下的还是一个矮子；若是为了汲取营养，智慧浇灌下的“巨人”可期。
《 人民日报 》（ 2015年09月23日 04 版）
干部当有“低姿势”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跪射俑令人惊叹：虽经两千多年的岁月磨蚀，依然完整坚固、栩栩如生。何故？专家解读，重要原因是跪射俑的姿势低，其右膝、右足、左足三个支点，构成稳定性极强的三角形支撑上体，这种姿势使跪射俑在坑顶塌陷时，也能经受住考验。观跪射俑，让人联想深思：为人做官有道，当持这种“低姿势”的负重品格。
姿势，作为一种肢体语言，乃是一种态度表征，折射内心的观念。有什么样的修养、素质、品行，就有什么样的姿势。居高临下、盛气凌人、自负傲物者，其姿势低不了。修身克己、内敛谦逊、持重坚忍者，其姿势高不了。低姿势不是低三下四的卑躬屈膝，也不是低人一等的卑贱人格，更不是低头哈腰的虚伪做作，而是一种高度自觉的人生修养和境界操守。对于为官从政而言，“低姿势”才能走稳走好。
春秋时的宋国大夫正考父是数朝元老，他在家庙的鼎上铸写铭训：“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每逢任命总是愈加谨慎，一次提拔要低着头，再次提拔要曲着背，三次提拔要弯下腰，连行路都注意靠墙边走。这种“低姿势”使正考父为官一直如履薄冰，克己奉公，政绩斐然。仕途中，倘若执拗摆着恃权傲物的“高姿势”，最终没有不翻船的。从汉代的董卓到清代的和珅，无一不是擅权跋扈、利令智昏而自取灭亡。
权力越大责任越重，责任越重担子越沉。重负在肩，必须有“低”的特质，才能负重前行。惟其低调不彰的平民风格，故能赢得人心；惟有低平不躁的清纯心境，才能淡泊明志；惟其低眉沉稳的踏实作风，方能成就事业。正如古人所云：“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可以说，低姿势是功成至道。
从古而今，放低身段、谦恭待下者，为的是登高望远，海纳百川，成其广大。刘备屈膝求贤，三顾茅庐，连张飞也看不惯，但实现了政治抱负。蔺相如大义为重，容让廉颇，终于化内讧为“将相和”。唐宰相娄师德忍辱负重，即便遭人排挤，依然“恭勤接下，孜孜不怠”，为官终身守节，得以功名始终。古往今来以低姿势为人处世者，最终全的是大局、守的是大义、成的是大业。
应当说，在正风反腐的高压态势之下，权力的“任性”大为收敛。但不能不看到，“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一些人很难发自内心地具备那种谦恭谨慎的低姿势。有的人变着法儿想表现权力的傲慢，有的人一有机会就摆谱、摆官架子。甚至有的说：当官无权势，算白当了；做官无好处，算白做了；为官无尊严，算白为了。归根到底，惟有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才会有真正的低姿势。
眼睛昏花的孤老藏民见到前来访贫问苦的孔繁森，惊奇地问：“你是谁？”孔繁森答道：“我是您的儿子！”治沙、治涝、治碱的工地上，有人找焦裕禄，眼前皆为一身泥一身汗埋头拉架子车的劳动者，不知道县委书记在哪里。田间地头，戴草帽扛锄头的地委书记杨善洲，完全是一副老农样子„„这些共产党人的形象，生动诠释了干部当有怎样的“低姿势”。
《 人民日报 》（ 2015年10月08日 04 版）
体味人生“上止正” 一位老同志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晚辈追问怎样才能让人生行稳致远，他没有讲大道理，只是说了三个字：上、止、正。这三个字，形如玩文字游戏，细味之下，却颇富哲理。
“上”者上进，保持一颗上进心，对所认定目标始终如一地执着追求。俗话说得好，“地不耕种，再肥沃也长不出果实”。从呱呱坠地起，每个人几乎都在同一起跑线上。后天努力不一样，便有了好差、先后、强弱的差别。浑浑噩噩的生活不值得过，人生只有不断超越，才能行稳致远，只有不断历练，才能愈发成熟。上进的关键在于实干，一切美好都源自踏踏实实的奋斗，精进不休，发愤图强，生命的充实、人生的价值才能显现出来。
“止”者知止，适可而止，当止则止，自己给自己“叫停”。知止意味着心中有度，懂得节制欲望、控制本能。把握不好度，健康会在大吃大喝中受损，名节也会因贪占侵吞而受辱。知止也意味着心中有界与戒，哪些朋友不能交，哪些地方不能去，哪些东西不能拿，都要讲纪律、有分寸。朱熹有言：“止者，所当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则志有定向。”知止是成功和失败的分水岭，守住道德底线，不越法律红线，便可以筑牢成功的围堰。知止的关键在于清醒，意念清醒才能克制私欲、从不逾矩，志向清晰才会志之所驱、不受干扰。
“正”者守正，心有正气，胸有信念，人以正气立，事行正道远。无论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慷慨献身，还是“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持身守洁，正气总能给人心以温润，给社会以光明。对居官从政而言，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堂堂正正做官，比什么都重要。守正的关键在于坚定，所谓“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守”，正气凛然不失节，邪气就会让路，正义昭彰不退缩，黑暗不驱而散。
上进、知止、守正，代表着人生的起点、拐点和支点，起点要高，拐点要慎，支点要牢，三者互为砥柱，互为护佑，一环环紧扣起来，人生画卷展现的才会是绚丽图画，而不是污淖或者凌乱。如果把人生看成一辆驶向未来的列车，“上”好比油门，加油提速完全由自己来控制；“止”好比刹车，危险时刻如不当机立断、紧急制动，结果就会车毁人亡；“正”好比方向盘，牢牢把好行驶方向，保持不脱轨、不跑偏，才能快速而又平稳地抵达梦想彼岸。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这仅有一次的生命应该怎样度过呢？”保尔·柯察金的人生之问，让一代又一代人思考。现实中，“听了很多道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的，大有人在。年轻人上学怕苦、工作怕累，些小困难都扛不住，上进心长满荒草，梦想难免沦为侈谈。一些人退而不休、走而不放，利用各种关系干预插手原地区、原部门的工作，如能当止则止，怎会腐化堕落？落马官员忏悔自己的堕落过程，常自言被亲情压倒原则、欲望淹没党性、私利泯灭正气，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不走正道？人生没有涂改液，不可能推倒重来，该怎么设计自己的人生路，马虎不得，随意不得。
“若将世路比山路，世路更多千万盘。”人生之题言人人殊，但体味好“上止正”，必定受益无穷。
《 人民日报 》（ 2015年10月13日 04 版）
面对死角，转换视角 遭遇挫折失败，就如同路遇死角，面对死角怎么办？转换视角。而视角决定视野，视野决定方向，方向决定成败，方向对了就不怕到不了岸。
当年，面对试验田中首季杂交稻人们傻眼了，“稻谷减产了15%，稻草反而增长了70%。”有人嘲讽，“可惜啊，人不吃草，不然杂交稻就大有前途。”袁隆平说，试验已证明水稻杂种有优势，只是这种优势现在表现于稻草而不是稻谷上，是配种不当。改变配种，优势就能发挥在稻谷上。第二年，杂交稻果然比常规水稻增产30%，杂交稻种植大门从此打开。可见，死角不是死路而是拐角，视角变则柳暗花明。
诺贝尔奖得主屠呦呦回想提取青蒿素过程时说，课题组筛选了4万多种抗疟疾化合物和中草药，历经190多次失败。为搞清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屠呦呦重新细阅经典医籍《肘后备急方》。其中，“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让她意识到问题可能出在常用水煎法因高温破坏了青蒿中有效成分，于是用沸点只有35摄氏度的乙醚代替水或酒精来提取青蒿，终于开启成功之门。科研死角就是这样把问题摆在你面前，告诉你“此路不通”。当此之际，转换视角，另觅新途，往往就是坦途。
面对死角转换视角，既是思维问题又是实践问题，既是重新选择又是不断证明。科研是壮丽探险，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乃是不能把失败当成转换视角的契机而就此打住。科学更是“老实学”，事事都要实验。越是重大原始创新，绝大多数实验结果往往越是与预料不符合，杜绝焦躁浮躁，以“实验虐我千万遍，我待实验如初恋”的精神冷静分析负面实验结果，方有可能在破解难题中走上正路，直到梦想成真。
“当真理碰到鼻尖时，还是没有得到真理”——这种缺憾在科技史中俯拾皆是。美国人莱斯最早发明了传声装置，但只能用来传送音乐，无法使人互相交谈。在这个死角前，莱斯止步了。贝尔在莱斯研究基础上改用了直流电，把传声装置中一颗螺丝钉往里多拧了5丝米，电话机成了贝尔专利。许多时候，“错过”比“过错”更糟糕。“过错”可改正，“错过”无法弥补，就如莱斯这个“5丝米教训”。
在相当意义上说，无失败，无创新。面对死角敢于转换视角，还需少些“稳赚不赔”意识。不能不看到，科研领域中，一些人片面追求“稳赚不赔”由来已久。在科技项目评审中，常常是“凡遇风险，一票否决”。跟踪模仿多，学术不端多，都能从“稳赚不赔”思维和做法中找到原因。鼓励死角前换视角，也应当用制度保证科技项目评审及科研经费投入更合理，为“十年不鸣，一鸣惊人”提供必要条件。
屠呦呦说，科学研究不是为了争名争利，只要国家需要，我就必须持之以恒。可以说，死角面前怎么办，既决定着科研成果价值，也锤炼和考验着科学家的精神与品格。在科技发展史上，一流人物在其道德品质方面的贡献，通常都不亚于其才智方面的贡献。勃发我们时代的创新，不仅呼唤善于转换视角的智慧，也同样呼唤其背后的科学精神与品格。
《 人民日报 》（ 2015年10月20日 04 版）
让纪律运行于心灵轨道 有这样一个寓言故事耐人寻味：一群人分食一块蛋糕，一开始大家碍于面子、相互揖让，突然，风吹灯灭，屋子里漆黑一片。等再度灯火通明，大家都面面相觑。原来，每个人都想趁灯灭后浑水摸鱼，蛋糕上布满了贪婪的手印。
其实，这则寓言是一个关于他律与自律的隐喻。如果把蛋糕看做“欲望”的投射，而把灯光当作“监督”的方式，当“欲望”缺少内心约束，那么一旦外在监督不复存在，它就会诱使人逾矩失范、突破底线。也就是说，在他律的留白处、边界外，自律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所谓，“良心是我们每个人心头的岗哨，它在那里值勤站岗，监视着我们别做出违法的事情来。”
诚然，依规治党不可或缺，但是纪律并不能包打天下，也难以覆盖权力运行的每个毛孔、每根血管。深入分析近年来的腐败案例，谁不懂得贪腐的危害、违纪的后果？有时候，并不是制度不完善，也不是执纪不严格，而是自己信念滑坡、思想动摇，由此滋生了腐败动机，不惜为此铤而走险、冲撞底线。这说明，制度权威不仅来自于违纪必究的严肃性，更来自于党员干部内心深处的价值认同。唯有唤醒内心的道德律令，才能根除腐败思想滋生的土壤，才能将腐败问题正本清源。
纪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纪律。纪律是让人在有监督的时候不敢腐，而道德则让人在没监督的时候也不愿腐；纪律作用于让人敬畏的心理基础上，而道德则建立在使人自觉的精神追求上。道德虽然“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但是纪律只有运行在道德认同的轨道上，才能得到自觉地遵守。换句话说，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只有根植于党的优良传统、反映党的理想信念、激发党的道义优势，才能更好地内化为党员干部的行为准则。正因此，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从“道德”和“纪律”两个层面双管齐下、协同用力，就是要在纪律建设的过程中，深入推进道德深化、价值再塑、心灵净化。
抗日战争时期，一名新四军战士为了捍卫“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原则，宁愿头颅落地，也要冒着敌人炮火把欠村民的钱还上；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很多老党员坚守粮仓，直到饿死也不曾私吞粒米„„正是这种崇高的精神追求，让党的纪律运行在心灵认同的轨道上，凝聚起一个政党改天换地的磅礴力量。今天，身处物质丰富的时代，面对长期执政的考验，尤其需要赓续“思想建党”的传统，擎起信仰的火炬、补足精神的钙质，继续迸发这个世界最大执政党的真理力量和人格力量。
哲人说：“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人在理性计算和物质欲望之外，还有更高的精神企求和道德追求。这也是人更为本质的一部分。全面从严治党，不仅要以严明的党纪戒尺划定行为边界，更要以崇高的道德追求标注精神境界，才能获得一种内外兼修、百毒不侵的恒久力量。
《 人民日报 》（ 2015年10月27日 04 版）
别在人生沟坎处转向 世间事，坚持一阵子易，坚守一辈子难。惟其艰难，更显勇毅，惟其坚持，才能实现梦想，成就事业。 “平民将军”欧阳平只读过两年半书，通过刻苦学习成为政治教员，毛泽东为他题写“奋斗到底”，四个字激励他戎马一生、拼搏一生、朴素一生，退休后还拿出省吃俭用的钱和稿费收入设立奖学金，鼓励农家子弟学成报国。有“当代雷锋”之称的孙茂芳，把助人为乐当做一种生活方式，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学雷锋，40年义务照顾18位老人，为12位老人送终。行事贵有恒，长久自芬芳。从做好“一阵子”到坚守“一辈子”，定格的是高雅人生，散发的是灵魂芬芳。 也有一些领导干部，有过光荣的昨天，为党和人民做过有益的工作，只是在物欲考验和人性诱惑面前，缺乏坚定信念和清醒认识，任由贪欲的魔鬼粉墨登场，加速度直线下滑，落入违法违纪的谷底。他们形如“抛物线”的人生轨迹，正应了“从善如登，从恶如崩”的古训。
没有人在人生之初就想当逃兵，也没有人在入党之时就想背弃信仰，但为什么有的人不改初衷，一路高歌前行直达人生终点，有的却早早落伍掉队甚至腐化堕落，葬送自己的前程？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这样说：“上升的路和下降的路是同一条路。”在人生的旅途中，是选择高尚还是选择堕落，其实只在于某一时刻是否做出了“灵魂的转向”。因为在同一条路上，向上转就是向上走，向下转就是向下走。
“好马登程奔到头，好汉做事做到头。”“一阵子”的成功与荣耀，只是人生旅途中的一道彩虹、一抹霞光，只是向终极目标奋进的一个起点、一个驿站。如果因此而沾沾自喜，陶醉其间，那么必然荒芜了雄心壮志；如果以此为筹码索取回报，填充私欲，那么只会背弃初衷。纵观那些落马的干部，觉得自己付出了不少，利益上总该有回报，认为工作做出了成绩，生活上就不能让自己吃亏，哪个不是在这些错误认识上跌倒的？到头来身陷囹圄，曾经有过“一阵子”的荣耀化为乌有，带给自己和家人的是“一辈子”的悔恨。
哲人说，“短浅的眼光限制了我们”。人一旦为诱惑所扰，为私欲所迷，目光会变得短浅，胸襟会变得狭窄，滞止前进的步伐，陷入人生的孤寂与迷惘。周恩来总理曾告诫：“每个党员从加入共产党起，就应该有这么一个认识：准备改造思想，一直改造到老。”要实现从“一阵子”到“一辈子”的积累与跨越，必须时时使思想常淬火，让党性更纯粹，清除“自我天性中的渣滓”。
一位领导同志曾提出过“坎理论”：“坎理论就是要过关卡、上台阶。这好比爬山越岭，上了一定的高度就过了一个坎，然而又要面对另一个高度，过更高的坎。”做人做事，无不是在不停地爬坡过坎，付出的是时间，考验的是耐力，锻造的是品格。不断地“过关”“迈坎”，不断地战胜自我、超越自我，对党忠诚一辈子，为民奉献一辈子，一步步抵近的将不仅是伟大事业，更是高尚人格、永恒人生。
《 人民日报 》（ 2015年10月28日 04 版）
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一位知名导演拍摄雪原大战，遭遇困难重重，许多人认为拍摄已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导演写下“山穷水尽出高手，九死一生见功夫”的对联，挂在最显著位置。剧组受到激励，拍摄问题迎刃而解。
从不利到有利，主观上的坚忍勇毅至关重要。许多时候，“山重水复”之中有没有“柳暗花明”，往往就取决于我们对待问题的态度和方法。“困难只会欺负意志薄弱的人”。在奋进者的人生字典里，从来都不会收录逃避畏缩的词汇。正如怕摔学不会轮滑，怕疼练不好武术，要想品尝更为鲜美的果子，就必须有跳得更高的决心和不怕吃苦的斗志。困顿常有，但信念决不能有困顿，先实现心理上的战胜，才能在实践中求取完胜。
“山不会低下去，但人能飞起来”，有人这样阐述恶劣自然条件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辩证法。的确，山不碍路，路自通山，只要凝心聚力、大胆开拓，岳峙天堑也可以变宽阔通途，再艰苦的环境也挡不住发展的脚步。每一条弯路都是必经之路，每一次过坎都是一次进步。看上去是绊脚石，也可以成为检验意志品质的试金石，关键就看我们能不能找准症结有的放矢，号准病灶对症下药，处之有方、用之得当。
今日中国，无论是经济转型升级，还是依法治国、依规治党，都已进入攻城拔寨的关键阶段。如果还寻思着击鼓传花、当甩手掌柜，不动不为、坐享天成，我们不仅越不过时代的山峦，癣疥之疾也可能长成心腹之患。越是处在不进则退的百尺竿头，越应警惕那些不求进取但求无过的守成心态，力戒那些患得患失、思前虑后、左躲右闪的畏难情绪。千难万难，只要重视就不难；大路小路，只有行动才有出路。实干勇为、奋发改革，正是我们面向未来的态度。
当干部就要有担当，“党看干部主要就是看‘肩膀’，看能不能负重，能不能‘超负荷’”。不推诿不卸责，变“矛盾击球手”为“难题终结者”，不仅是纾解问题的正确之道，更是最起码的为政职责之所在。汉武帝有言，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激发“叩石垦壤，挖山不止”的愚公精神，砥砺“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壮志豪情，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责、成其事，才能越过“历史的三峡”，抵达波澜壮阔的大海。
“一枚鸡蛋，从外面打开是食物，从里面打开则是生命。”生命成长如果不冲破包裹自己的蛋壳，很难有所造诣，事业发展同样如此。风口浪尖，惟敢闯敢拼者胜。从30多年前绝地反击式改革，到如今在中流击水中改革，敢于突破、不畏涅槃、闯关夺隘的方法论，依然是我们求取胜利的法宝。
“肯取势者可为人先，能谋势者必有所成。”1936年10月，红军胜利结束二万五千里长征，开启中国革命新征程。而今，“十三五”宏图待展，一场新长征正待我们迈开跋涉的步伐。时不我待，责任万千，给历史和未来一个响亮回答，正是我们这代人应有的担当。
《 人民日报 》（ 2015年10月29日 04 版）
用激情点燃“心灵的青春” 不久前参加大学入学十周年聚会，昔日同窗济济一堂，既温暖也令人感慨。叙旧闲话间，有的人事业进步、家庭和睦，把幸福写在脸上；也有人虽不及而立之年，眉宇间却已沉积着对生活的倦怠。刚毕业那会儿的激情，怎么没过几年就消散了呢？
“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思想家的论断也许有几分玄奥，但相信无人否认，激情乃是人生前行的风帆。试想，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药学家屠呦呦，如果没有对工作的激情，岂能在艰苦环境中，带领研究团队成功提取青蒿素；北京中关村那一张张青春脸庞，如果丧失对创业的激情，又怎可能扎根咖啡店，日复一日地探寻梦想的生长点。
没有激情，难干事、更难成事。激情，无疑是让人保持状态的神奇力量。三联书店原总编辑李昕在《做书》一书中，讲述了同事高贤均的故事。高贤均前往成都出差，顺道去西安拜访作家陈忠实，拿到了小说《白鹿原》的手稿。他利用坐火车和开会间隙苦读，没等返回就已将数十万字读完。回京后他第一时间写信反馈，结果从拿稿子到让作者收信，只用了十天时间，令人称奇。在没有电子邮件、快递的年代，正是这份对编辑事业的激情，促使他完成了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激情，源自真诚的热爱，体现着“做更好的自己”。一个缺乏激情的人，不仅是进取心不足的表现，也可能因此变得无趣，暮气沉沉。现实中，一些人鬓角尚未被岁月染白，内心却早已被时光打磨得冰冷如铁。习惯了循规蹈矩的日程安排或工作方式，对变革与创新嗤之以鼻；沉浸在自己熟悉的小天地里，看穿一切似乎也看淡一切„„很难有什么东西能让他们感到激动、兴奋，“差不多就行”“意思意思得了”是其万能金句，“麻木不仁”“听之任之”成为他们的专属形容词。
激情，也孕育着希望。美国作家欧·亨利在《最后一片叶子》中写道，罹患肺炎的病人生命垂危，她卧看窗外一株萧萧落叶的常春藤，渐渐失去了生的信念，暗示自己：“等到最后一片叶子掉下来，我也就该去了。”一位老画家得知后，画了一片仿真藤叶悄悄挂在窗外。靠着这“最后一片叶子”带来的生机，病人竟奇迹般存活了。尽管情节源于小说，生活中未必有真实素材与之对应，但这则小故事启示人们：希望是奇迹的催化剂。一个人如果在心中埋有激情的种子，就如同为生命准备了一片蕴藏希望的藤叶，说不定何时就会拓展“可能性”的边界。 习近平总书记说，激情是一种可贵的工作状态和工作品质，往往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创造潜能。置身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洪流，无论是纵身涉险滩、啃硬骨头，还是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中找到自己的闪光点，激情都堪称一把化腐朽为神奇的金钥匙。对于行进中的“中国号”巨轮而言，新的五年意味着新的出发，缺少激情作燃料便有搁浅的风险；对于渴望成就梦想的个体而言，激情的一端系着拼搏，另一端则连着幸福。
“激情由最初的意识形成，它是心灵的青春”。在价值日益多元的时代，当物欲的车轮一再碾压卑微的情感，诗人的这句名言，依然值得我们细细体味。
《 人民日报 》（ 2015年11月02日 04 版）
要选择，更要有坚守 “打断骨头还有肉，割掉皮肉还有筋，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延安，这座陕北黄土高坡上的小城，抗战时成了爱国青年心中的“圣城”。最多的一天，有1000多名各地青年来到这里。在他们后来的人生当中，有的为国英勇捐躯，有的指挥军队奋勇杀敌，有的成了著名文学家，有的成为建设新中国的技术中坚。生活的真理告诉我们：人生“选择”是一道必考题，选对了，收获灿烂的前程；选错了，误入灰暗的迷途。
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的一生有10次左右的重要选择。正如著名作家柳青所言：“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你的世界，就是你的选择；你的选择，就是你的命运。紧要的选择，决定一生；细小的选择，影响行为。当面对生与死、公与私、义与利、善与恶、正与邪、进与退、争与让、和与斗等冲突时，不同的选择，彰显迥然的道德人格，走出不同的人生轨迹。 选择意味着取舍。“鱼与熊掌不可得兼”。彭湃选择了革命理想，而放弃“鸦飞不过的田产”，将自家田契当众烧毁。赵一曼拒绝敌人拉拢引诱，毅然选择牺牲。邹碧华不计个人毁誉得失，一心往前冲，成为改革航船的奋楫者。柴生芳为了困难群众的安康幸福，选择了任劳任怨，扑下身子一干就是十多年。抱持正确的价值观，才能摆脱名缰利锁的煎熬，消除患得患失的苦闷，赢得海阔天空的境界。
面对人生旅途的各种选择，普通人未必都有英雄豪杰的高尚境界，但起码应当坚守做人做事的底线。虽不能奉献天下、穷尽所能，但不可损人利己、伤天害理；虽不能建立功勋、声名显赫，但不可诋毁他人、欺世盗名。做人选择老实，做事选择本分，处世选择诚信，从政选择奉公，当是立身修为的天理良知。 在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利禄诱惑乱花迷眼，理想信念常被人们冷漠，价值人格常被世俗扭曲。有的人关心“得利”、不关注“主义”，只为“利想”不为“理想”；有的迷恋个人“钱图”、不想国家前途，只为利己不为利民；有的希冀“腾达”、不屑于“豁达”，只为升官发财奋斗，不为国家民族图强。那些党内的“老虎”“苍蝇”，莫不是在错误的人生选择中“一失足成千古恨”。 有选择，更要有坚守。没有坚守的选择，只会如“墙头草”，风吹两面倒，在不断选择中滑入歧途、滑向深渊。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人而言，背叛信仰意味着高官厚禄，坚守信仰则意味着通缉杀头险境。意志薄弱者选择了脱党、叛变，意志坚定者坚守“主义不变、革命到底”的信仰，让星星之火最终得以燎原。今天，为什么总会出现口必称信仰、心却为物役的“两面人”？说到底，是信仰信念的坚守出了问题。要在多元社会中把握主流，要在价值沉浮中坚守正道，就必须挺立起理想信念的主心骨。
有人说，“人生是一场负重的狂奔，需要不停地在每一个岔口作出选择。而每一个选择，都将通往另一条截然不同的命运之路。”然而，有坚定的信念信仰，我们就有能力作出正确的选择。普通人是这样，党员干部更是如此。
《 人民日报 》（ 2015年08月19日 04 版）
跳脱庸俗的得失观 改革就是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这个过程当中，“算账”是不可避免的事。 所谓“算账”，无非是权衡利弊得失，这很考验一个人的眼光。有的人就看着鼻子底下这点实利，算盘珠子拨得很精，看起来很聪明，实际上常常因小失大。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会“算大账”的人出来指点迷津，如此这般，豁然开朗，众人皆服。很多改革故事中，这样的桥段俯拾即是。
这些会“算大账”的人，往往眼光比较长远，善于细辨“得”“失”。传统观念讲究“舍得舍得，不舍不得，有舍才有得”，之所以选择“舍”，为的是退而求进，为了追求更大的“得”。因此许多“心灵鸡汤”说，舍去眼前大树，才会拥有一片森林；舍去城市喧嚣，才能享有乡村宁静。
然而这样的“算大账”，背后可能还是先舍后得、舍小得大、舍此得彼的得失观。一旦陷入“以舍求得”的思维定势，难免还会纠结于舍与得的利益考量。只舍不得，便全然反对；大舍小得，消极应对；有舍有得，勉强接受；小舍大得，果断赞成。由此一来，真要遇到需要我“舍”你“得”大家“得”的时候，“大账”就有些算不下去，“火炭落在脚背上——自家疼痛自家知”的牢骚埋怨就可能占了上风。
其实，生活中还有一种得失观，完全跳脱了个人局限。从苏武“旄尽风霜节，心悬日月光”，到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从革命先辈抛头颅洒热血，到热心群众见义勇为，“舍生而取义”的高尚追求，舍家为国、舍己为人的无私壮举，同样是一种“舍得”。这里的“舍”，并没有预设个人利益的再获得，这里的“得”，则完全以公义众利为指南。这种舍小利、成大义的得失观，构成了社会的精神脊梁，也筑起了国家的价值高地。
今天的改革，同样需要“敢舍”的勇气、“愿舍”的精神以及成全大义的豁达胸怀。
从前有“楚王失弓”的故事，说的是楚王在林子里丢了珍贵的弓，大度地说，楚国人丢的弓，将来反正是楚国人捡到它，有什么关系。孔子认为楚王心胸还是不够宽广，何必局限在楚国人，只要是人捡到，不管是哪个国家的，都谈不上什么损失。老子听到孔子的说法，觉得还不够豁达，弓得之于自然，还之于自然，是不是人捡到又何必去计较。佛家更进一步认为，老子心中仍有“得失”，只有真正跳脱出“得失”，才能获得心灵的自由。
关于楚王失弓的讨论，引起人的无限感慨。诚如马克思所言，“‘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不是说党员干部不能追求自己的利益，一味唱高调实际也难以做到，而是说在面对改革中个人“有所失”的时候，我们理应有更高的境界、更大的情怀、更开阔的视野。舍小利、取大义，舍小家、为大家，“亏了我一个，幸福无数人”，党员干部惟以此为价值取向，我们才有资格走在群众前列，才能赢得百姓信赖。
《 人民日报 》（ 2015年08月20日 04 版）
抗战唤醒“简单的给予” “弟弟，我没有适合时代的语言/来哀悼你的死/它是时代向你的要求/简单的，你给了/这冷酷简单的壮烈/是时代的诗/这沉默的光荣是你„„”林徽因的弟弟林恒本已考取清华，“七七事变”后毅然投笔从戎，在1941年成都空战中英勇杀敌、壮烈殉国。林徽因含悲写下了这首《哭三弟恒》长诗，今日读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分。
懂得“时代的要求”，并义无反顾地给予，并不容易。当年，教育家晏阳初有一番深刻评论：“几千年来，中国人所怀抱的观念是‘天下’，是‘家族’，近代西方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始终没有打入我们老百姓的骨髓里。”正像孙中山所痛斥的，“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因之加重。
“积尸草木深，天地日血流”，日寇的野蛮入侵和凌辱，令中华大地山河喋血、生灵涂炭。人们痛彻地感到“乱世做人，简直不是人”，深切地懂得“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扛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全国上下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人民的“国家认同”“民族意识”已然唤醒。于是，有了“母亲送儿上战场，妻子送郎打东洋”的感人场面；有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知识出知识”的全民动员；有了“士兵战死，有百姓来抵”“丈夫战死，有妻子来抵”的前仆后继。就连日军的战史也这样记载：“共产党地区的所有民众，连妇女、儿童也用竹篓帮助运送手榴弹，我方有的部队因无戒备而突进，被手执大刀的敌人奇袭、包围而陷于苦战。”
抗战期间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问杨虎城：“中国有强大的实力抗击日本吗？”将军答：“我们的力量就在于我们懂得我们必须抗日。”誓死抗战到底，绝不当亡国奴，正是中国人对“时代要求”的坚决回应。每一个中华儿女将自己的前途和命运，紧紧地与国家危亡盛衰连在一起，将自己的力量和智慧乃至生命贡献于抗战事业，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团结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亿万人民对国家的高度认同和无畏付出，破解了近代中国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危局，点亮了走向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精神灯塔。
终点也是新起点。抗战胜利的意义，早已超出战争胜负本身。它不仅意味着，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取得抗击外敌入侵的完全胜利，重新确立了中国的大国地位，而且意味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成为时代精神的象征，国家意识和民族认同成为国人心中永不倾倒的长城。抗战不需要理由，爱国不需要理由。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人人起身为国家奔忙奋斗，成为时代的价值与行动。 今天，战火的硝烟虽已远去，但沐浴着和平之光的我们可曾想过：新时代对自己有何新要求？我们还能不能像抗日先辈那样以一种“简单的给予”的方式，回应时代要求？平凡岁月，静水流深，虽没有生命之牺牲，但惟有生命之奉献奋斗，构成时代进步的不竭动力。每一个爱国的“我”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方可创造新的历史。
《 人民日报 》（ 2015年08月27日 04 版）
擦亮民族的精神利刃 狂妄的日本侵略者，很少把对手放在眼里，尤其是实力悬殊的侵华战争。但是，面对英勇的中国抗战军民，他们也有肃然起敬，甚至不寒而栗的时候。 1936年春，赵一曼被捕。日本特务大野泰治担心她因伤势过重死掉，决定立即开始审讯。当赵一曼从容地抬起头，与之四目相对时，大野泰治“情不自禁地倒退了两三米„„”
杨靖宇牺牲后，头颅被割下送给司令长官野副昌德邀功。这位杀人如麻的刽子手，见到杨靖宇的头颅后，闭上眼就做噩梦，赶忙叫人举行灵祭大会。亲自切开杨靖宇的胃进行解剖的岸谷隆一，后来毒死妻儿后自杀，他在遗书中说：“中国有杨靖宇这样的铁血军人，一定不会亡国。”
这些震人心魄的细节，在抗日战争的历史中不止一次地出现过。他们的英雄事迹，留给后人一个最深刻的启示：一个民族真正的强大是精神的强大，只要精神利刃永不卷刃，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强敌。
全面侵华战争打响前，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曾做了一份秘密报告，除了渲染“不战而胜”外，也客观谈到了“不可忽视者”：“倘彼时中国的官民能一致合心而抵抗，则帝国之在满势力，行将陷于重围„„”自鸦片战争以降的近百年里，面对外敌的入侵，中国从来不缺振臂一呼、断头流血的英雄人物，但只有抗日战争，才真正唤醒了全民族的觉醒，第一次如此万众一心、气壮山河地擦亮了民族的精神利刃，向侵略者集体亮剑。
母亲送儿打日寇，妻子送郎上战场，男女老少齐动员。在这场救亡图存的伟大斗争中，中华民族空前团结、共御外侮，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八国联军攻入紫禁城，百姓漠然视之，因为所谓国家，不过是朝廷而已。甲午战争，在日军占领后的城镇、村落，各种规模的集市很快恢复了往日的热闹景象，一些商贩还很快学会用日语叫卖。在日军驻扎的营地附近，有的赶着骡马大车、拿着扁担等着揽活，没有一点亡国之恨的样子。民众麻木至此，战争焉有不败之理？
小至个人，大至民族，肉体上的富贵病不可怕，可怕的是患了精神上的富贵病。现在，国家的综合实力增强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一些人也失去了对历史的痛感。有的解构历史、泼污英雄，有的缺少忧患、丧失警惕，有的妄自菲薄、膜拜西方，有的则在“唱衰中国”“做空中国”。前车之鉴，殷鉴不远！ 著名作家魏巍在《漫忆黄土岭之战》一文中写道：“在战场上看得很清楚，这是两种精神在较量：一种是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一种是老红军的革命意志，看看究竟谁更顽强，谁压倒谁。”回过头来看，14年的艰苦抗战，不只是时间的刻度；3500万人的巨大伤亡，不只是生命的刻度；10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也不只是物质的刻度，它们共同标注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韧度。
历史的横断面，如同树的年轮，时间越是久远，越能看得清晰。70年过去了，硝烟虽已散去，警钟依然长鸣——民族的精神利刃决不能锈蚀，决不能卷刃！
《 人民日报 》（ 2015年09月02日 04 版）
个体有担当，国家有力量 “9·3”胜利日阅兵结束之后，一条写着“这盛世，如你所愿”并配有周恩来总理照片的微博，被转发百万次。1949年开国大典阅兵，仅有的飞机凑不够空中梯队，周恩来提议让飞机循环飞行、两次接受检阅。昔日国力薄弱家底不足，而今阅兵展现出蒸蒸日上的综合国力和国防实力，足以告慰先人、激励今人、启迪后人。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一次次遭到列强凌辱欺侮，家国破碎、山河凋零。抚今追昔，“天翻地覆慨而慷”的伟力来自哪里？中国这个昔日积贫积弱、饱受欺凌的“泥足巨人”，一跃成为矢志富强、捍卫和平的“东方醒狮”，其间有着怎样的“复兴密码”？14年反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特别是8年的全面抗战，为我们揭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
“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在日本全面侵华这个中国“近现代灾难史的谷底”，国家危亡唤起空前的民族觉醒和团结，中华民族汇聚起挽狂澜于既倒的强大力量。无论是万千民众毁家纾难、支援前线，还是仁人志士发起成立各种救亡组织，英勇的中华儿女到处彰显着对国家存亡和民族大义的担当。他们可能大字不识几个，却深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他们可能连钢盔和步枪都没有，拿起铁片磨成的大刀就上了战场，却天然有一股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他们可能没有尝到胜利的滋味就被敌人的炮火撕碎，但他们信念如炬、九死未悔。正是因为这些猛士的存在，中国不但没有灭亡，反更挺直了脊梁。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看，这是奴隶！’”一首《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激荡着国人的心胸，激发着迈向战场的热情。14年的抗战史，是一部军队抗战、国家抗争史，更是一部民族觉醒、民众奋进史。正是因为从国家镜像之中看到了自我的位置，在民族中激活了共同体的意识，亿万民众义无反顾投身到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洪流。全面的全民族抗战，一扫“中国虽四万万之众，实等于一盘散沙”的阴霾，使中国取得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
“当过去不再照亮未来，人心将在黑暗中徘徊。”当此民族复兴梦想更加切近之际，从历史轨迹中读懂兴衰之道，才能更好激发深藏于民众之中的“复兴伟力”。把人民举过头顶，以百姓之心为心，始终同群众一块过、一块苦、一块干，人民才会坚定不移跟党走。国力孱弱，国防废弛，个人命运便如惊涛中的扁舟，随时可能遭遇灭顶之祸；国家强盛，国防牢固，个体才会有荣光，安危才会有保障。涓涓细流，汇成江海。每一个体都增进励精图治、奋发图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传承家国天下命运一体的爱国情怀、凝聚休戚与共的民族认同，就定能汇聚起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个体有担当，国家有力量。
《 人民日报 》（ 2015年09月07日 04 版）
学会管理自己的欲望 “朋友圈”竟成了“腐败圈”，贵州省委原常委、遵义市委原书记廖少华被朋友“拉下马”，这样的堕落轨迹令人警醒。
不禁再一次想起当年毛泽东同志那句警告：“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糖弹”有着极大的诱惑性和迷惑性，能够吊足人的胃口，刺激人的“食欲”，麻醉人的意志。联系当下一些屡屡被“糖弹”击倒的领导干部，令人扼腕叹息，更令人痛定思痛。 古人云：“香饵之下，必有悬鱼；重赏之下，必有死夫。”诱惑常常令人欲罢不能，“围猎”者正是看中了这一人性弱点，利用“糖弹”的引诱和迷惑作用，大搞利益输送。或先搞感情投资，认“干爹”、做“干儿”，进圈子、结圈子，结成一条绳上的蚂蚱；或以各种名目的所谓“代持”结为利益共同体，暗度陈仓、投桃报李；或放长线钓大鱼，今天你给我好处，日后等你退了或者转岗了再“连本带息”还给你；还有的，以安插老婆孩子“吃空饷”为饵，让你言听计从、百依百顺，被乖乖地牵着鼻子走。还有一种思想上的“糖弹”。有的用各种甜言蜜语进行“思想按摩”“精神催眠”和“言语贿赂”，或在干部的兴趣爱好上投其所好，最后拉你下水，直至 “捧杀”。对“围猎”者而言，“围猎”的成本虽然很高，但最终都会转嫁到公共利益上，由公权力来买单。
“糖弹”是一种毒性很强的腐蚀剂，极具杀伤力和致命性，一旦被侵袭则万劫不复。不少领导干部特别是一些高级干部，年轻时也曾吃过苦、受过累、流过汗，也曾战胜过各种工作困难、挫折和压力，有的还曾做出了一些成绩，甚至不愧功臣的称号。却在那些心怀叵测、居心不良者释放的“糖弹”面前栽了跟头、吃了败仗，不仅令个人和家庭陷入悲剧，也给党的事业和形象造成重大损失。惨痛代价面前更应明白，当官发财必须两道，为公为私必须两清，廉洁自律必须成为每个为官从政者的第一要义。
“围猎”可恶、可怕，其手段虽然高明，但只要有颗提防之心、戒惧之心，就不难识破“围猎者”的诡计。要做明白人、明眼人，善于从“香风蜜语”中分清好坏对错是非，不为“七情六欲”所惑，不为鲜花掌声所醉，不为身外之物所迷。打退“糖弹”的进攻，最根本的防线在于炼就金刚不坏之身，养就一身正气、骨气和硬气。人得有一种气概、一种精神和一种格局，内心始终有大目标、大方向和大原则，始终知足、知耻、知畏，有信念、定力和静气。人可以没架子，但得有样子，骨头硬、腰板直。不被牵着鼻子走，才不会在“糖弹”面前束手就擒。 “树欲静而风不止”。抵御“糖弹”，并不是要闭门谢客、断绝同外界的联络，而是要由外及内，修好内心私欲的防护堤。须明白，欲壑难填，趁早回头上岸；贪欲无艺，最好悬崖勒马。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一个人能否廉洁自律，最大的诱惑是自己，最难战胜的敌人也是自己。强大的欲望管理能力，不仅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个人品质，更是为官从政所必须涵养的领导力。
《 人民日报 》（ 2015年09月09日 04 版）
接过老兵手中的枪 “我们不怕死亡，就怕被遗忘。”这句抗战老兵的心声，曾让无数国人心里五味杂陈。
当他们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接受习近平总书记颁发的抗战胜利纪念章，当他们行进于受阅方队最前面举起颤抖的右手敬礼，当他们步入抗战胜利日专题文艺晚会现场时全场自动起立鼓掌，“怕被遗忘”的担忧或许不复存在——那些为民族独立和解放浴血奋战的英雄，党和国家从来没有忘记，始终视他们为民族的精神脊梁。
如果把“怕被遗忘”简单地理解为老兵对自身作用贡献的考量，那就没有真正理解这四个字的内涵。经历过无数次生死考验的抗战英雄，早已将功名利禄看淡。正如一位老兵所言：“想一想那些牺牲的战友，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他们真正怕的是这些——
怕民族曾经的深重苦难被遗忘。圆明园的大火早已熄灭，但“大水法”的残垣断壁还在；宛平城外的枪声早已停止，但城墙上的深深弹孔还在；南京大屠杀的哀号早已湮灭，但“万人坑”的累累白骨还在！如果把历史比作最好的清醒剂，那么遗忘则是慢性毒药。我们为什么要设立“国家公祭日”“烈士纪念日”，为什么要隆重举行胜利日大阅兵，就是要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屈辱悲怆，不要忘记“一寸山河一寸血”“山川不改仗英雄”的顽强不屈。
怕精神上的“软骨病”滋长蔓延。那些从枪林弹雨中闯过来、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抗战老兵，没有一个不是硬骨头。当年，面对实力悬殊的侵略者，他们宁肯站着生，不愿跪着死，“老红军精神”丝毫不惧于“武士道精神”。他们端的不是钢枪，而是民族气节；他们拼的不是刺刀，而是民族精神。那些他们身体里没有取出的弹片，于今而言何尝不是一种“精神钙片”。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中国由大到强，精神的强大尤为重要。有了这一点，才能排除一切艰难险阻，战胜一切风险挑战。
怕走得太远忘记为什么出发。在丰都一役中失去右眼的刘伯承曾言：“只要你是为人民大众的切身利益而战，战争夺去你一只眼睛，群众会给你千万只眼睛；夺去你一只手，群众会还给你千万只手！”抗战岁月，群众就是党和军队的眼睛和手，打断骨头连着筋，是真正的命运共同体。今天，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淡化，与群众渐行渐远，使“鱼水关系”变成“油水关系”，损害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永远以百姓之心为心，和人民同甘苦、共命运，我们党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老兵终会老去，但他们的精神长青。因为他们的身上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彰显着一支军队的血性荣光。历史记忆不能尘封，血性荣光自当传承。当我们被老兵的“最帅敬礼”深深打动时，有没有想过拿什么来回礼？当我们为老兵的一个个离去莫名感伤时，有没有想过毅然接过他们的枪？
老兵不是用来供养的，而是用来敬仰的。他们身上所体现的英雄精神，蕴含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无穷力量。阅兵虽已结束，但民族精神需要时常检阅；老兵已成传奇，而强国兴军的新传奇正等待我们去书写！《 人民日报 》（ 2015年09月14日 04 版）
走出自己的“舒适地带” 有这样一幅漫画：一个女孩蜷缩在透明玻璃瓶中，虽然空间很小，却能够安静地阅读。惬意如斯，幸福感自不必说，但玻璃瓶挡住外界干扰的同时，却也束缚住了女孩的活动空间。
舒适并不必然是好事，一个人长时间处在“舒适地带”，会形成惯性的心理状态和行为定势，即便得到了安静、稳定、闲适，失去的东西却多得多。心理学将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分为舒适区、学习区和恐惧区，每个人都乐于在自己有限的最适区里展开常规活动，把压力降至最低，把焦虑拒之门外。离开心理上的“安乐窝”，总会有接纳新事物的不适感。可如果不去打破舒适区的枷锁，怎能知道外面世界的精彩？
“舒适地带”于为官从政者也不例外。从前，一些干部“一杯茶、一张报、一天会、一台车、一席宴”的标配，如同温室一般将自己笼罩在安逸中，当官甚至被人视作“天底下最容易的事”。但凡需要加班熬夜或者下基层蹲点，一些“娇气”官员在心态上和身体上都难以适应。不仅工作环境，做事方式上同样存在“舒适倾向”：习惯被周围人捧着、惯着、宠着，却不愿在群众的监督下做事；习惯在鲜花和掌声中争取功名，却不愿到默默无闻的岗位上奉献付出；习惯在顺风顺水中打“顺风球”，却不愿在山重水复时开山辟路„„
过于讲求“舒适地带”，创业劲头可能会被磨平，改革动力可能会被耗光。群众中有声音说，“日子过得舒服，是官员缺少改革动力的重要原因”，可谓切中要害。更关键的是，由舒适安逸走向奢靡享乐，可能只有一杯酒、一根烟的距离。包下酒店常住，出入高档会所宴饮游乐，不遵守工作时间外出打高尔夫，这些做法固然让身心舒服，可作风之患、腐败之忧也因之而起。古人云，宴安鸩毒，不可怀也。此中深意，不言自明。
安于“舒适地带”，其实是一种精神上的贫困。把自己关在“城堡”里太久，精神上必然缺乏追求和闯劲，陷入一种简单层次上的自我重复，很难有进步和改观，这就是“内卷化效应”。克服“内卷化”，避免自我懈怠、自我消耗，需要靠外界的纪律规矩约束，也要靠自我严格要求。就像组织“不能在‘温室’里培养干部”一样，干部自身也要有走出温室、打破安逸的自觉，才能走出精神和追求上的洼地。多一些本领恐慌，不畏难不避险，越是硬骨头越要啃，党员才有党员的样子，公仆才有公仆的本色。
人毕竟不是仅仅为自我舒适而生，党员干部更应在个体冷暖安危之外，有更高的理想追求、更大的自我期许。“牧民省长”尕布龙，哪里工作最苦最累就会出现在哪里，从副部级岗位卸任后投身山林绿化。独龙族干部高德荣“用身影指挥人，而不是用声音指挥人”，风餐露宿，倾尽全力带领老乡致富。放弃了优渥待遇，他们却都收获了不平凡的人生，得到百姓的交口称赞。
民之所望，施政之所向。群众的满意度和舒适度，远比干部自身的舒适度更值得付出心血。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不舒服一点、不自在一点，老百姓的舒适度就好一点、满意度就高一点，对我们的感觉就好一点”。懂得了这个辩证法，走出自己的“舒适地带”还有什么好为难的？
《 人民日报 》（ 2015年09月15日 04 版）
“戏路不同，努力相当” 有位演员在拍戏时抱怨：为何总要我扮演迟钝猥琐类形象？导演让他和主角换换演个警官，剧组人员看了他的扮相，笑得前仰后合。因为，“铁血硬汉”变得“猥猥琐琐”了。他自叹不行时导演却说：“你们戏路不同，但努力相当。”他从此沉下心专攻适合自己形象的角色，终于在自己的戏路上广受认可。
一部戏，有主角，也要有配角。主角固然吸引目光，但配角同样令人印象深刻。而在演艺生涯中，能被观众记住，能在影史留名，才是真正的“主角”。人生如戏，工作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戏路，也都有需要担当的角色。沉潜下去，拼尽全部的心力，我们才能演好自己人生中的“主角”，也才能让社会这个大舞台活力迸发、魅力四射。
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成功原无分行业领域，亦无论职业身份，智慧与汗水才是最关键的变量。物理学家薛其坤，带领团队发现了“量子反常霍尔效应”，震动世界基础研究领域。他说，实验物理学家是扎扎实实做出来的。20年，他都是“早上7点进实验室，晚上11点离开”；劳模孙景南是名女焊工，因焊接技术精湛被法国同行称为“女焊神”，业绩背后是“白天干活，晚上练习”，干完活后连裤脚都能滴下汗水。在任何一个领域，我们既需要“爱因斯坦”，也需要“鲁班”；既盼望更多“薛其坤”，又呼唤更多“孙景南”。社会分工不同，专业要求有别，但只要有艰辛的付出就都能有丰硕的收获，把平凡的事情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
事实上，即便是同一个工作，也可能既有“高大上”，又有“脏累苦”；此时要坐空调房里，彼时要在烈日炎炎下。不分高低、优劣、肥瘦皆倾力当之，方能有所成就。比如在科技领域，有人视发论文或搞研发为“绣花”，视科技推广为“织麻袋”，重前者而轻后者。中国高温合金开拓者师昌绪却不这么看，他生前曾跑遍国内航空发动机生产厂家，解决了诸多应用难题，被誉为“材料医生”。在他眼里，作为一个实用材料的研究与开发者，如果不能把研发出来的新材料、新工艺或新技术用于生产实践，就等于前功尽弃。“绣花”与“织麻袋”仿佛一个隐喻，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既要能“绣花”又要能“织麻袋”，才能收获成功人生。
然而，总有人参不透这个朴素道理。有的人抱着“劳心者治人”的老皇历不放，无论能力禀赋如何，都不愿凭才智和汗水争取做个“大国工匠”；有的人耽于幻想，却不愿上一线洒汗水，不屑于从小事和底层干起。没有艰辛的付出，到头来在哪一行也干不了，更干不好，最终只会浪费了机会，荒掷了青春。“北大毕业生”下海养猪，有人就觉得书白读了；“34岁副县长”辞官回乡带领乡亲创业，有人则觉得不走仕途可惜。然而，只要找到适合自己生长的土壤，肯付出心血与汗水，又焉知不能开掘出一片新天地？
水行莫如用舟，陆行莫如用车。各尽所能，各展其长，努力到极致，人人都能“灼灼其华”。自己的责任没有替代品，努力“做一个最好的自己”，倾力于自己的事业，每一个生命就必能创造新的可能。
《 人民日报 》（ 2015年09月16日 04 版）
“桃李故事”潜藏的密码 时人多以桃李喻学子，吟哦“盈门桃李笑春风”。但在传统文化里，桃李还有同气连枝之意，隐喻兄弟情深互爱互助，正所谓“桃李不分家”。 今年春上，在汉族姐姐尤良英家门前的菜地里，维吾尔族弟弟麦麦提种下数棵桃树和李树，感念的是10年来姐姐爱他助他的一片真情，却在不经意间形象地写照了“桃李不分家，维汉一家人”的“桃李故事”（相关报道见今日六版通讯《桃李东风渐次开》）。
认识不过半年，尤良英为什么就敢拿出年收入的1/3借给麦麦提？自己发明的枣树修剪“四胞胎独门绝技”，为何轻易就把“金针度与人”？是什么让尤良英一家打破诸多障碍，牵起素昧平生的维吾尔族小伙一家的手脱贫致富？又是什么让他们的“桃李故事”启人心扉，动人心魄？
尤良英与麦麦提的故事，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却很传奇，于平常的交往中见奇崛，富有超越庸常的温润。一位商人在听说尤良英的故事后，感慨地说，尤良英家菜园的桃树李树，藏着开启民族大家庭幸福的密码。尤良英与麦麦提的故事之所以平凡而动人，正在于那质朴的爱富有感染力和穿透力，能够不分贫富、超越民族、穿过血脉。
孟子讲：“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人之有爱，源于这样的人心。面对麦麦提为给妻治病而开口便借1万元，尤良英想起的是当年军垦老阿姨将3万元养老的钱借给自己，帮助渡过了生意难关。面对麦麦提家的“篱笆房”、孩子饥饿的哭喊声，尤良英唤起的是曾经贫穷苦难的记忆，立誓要帮他富起来。可以说，正是这样的良善之心，燃亮了尤良英胸中的心灯，去超越世俗的小我，义无反顾地帮助麦麦提。 鲁迅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这样的大爱，在尤良英如是，在麦麦提如是，在更多的人那里亦如是。脱贫致富，尤良英帮了麦麦提一家，麦麦提帮了更多的乡亲；枣树修剪、棉花打顶等技术，尤良英教会了麦麦提一人，麦麦提教会了一村。尤良英带动了所在的新疆兵团农一师十三团用工，麦麦提介绍了更多的维吾尔族同胞来务工，到如今整个皮山县的富余劳动力都跟十三团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劳动关系。这正是爱的力量，富于感染力和传播性，像蒲公英那样不断播撒生命，以向远方。
“东风渐次开桃李”。吴登云扎根戈壁高原，几十年如一日，矢志不渝地为当地群众行医。阿不力孜一次次冲入险境救了60多人，在他眼里不分民族都是兄弟姐妹。当有人问收养多个民族10名孤儿的阿尼帕·阿力马洪：为什么要收养汉族孩子？阿尼帕反问：收养弃婴，人之常情，还要分民族吗？若把桃李比喻汉族与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根连着根、叶连着叶，彼此不分家，那么，人与人之间的质朴的爱，便是这东风，吹得桃李春华更秋实。
在天山南北，无数人已经用质朴的爱，书写了新时代的“桃李故事”。让这真挚的爱生长下去、播撒开来，中华民族这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大家庭，就有了同气连枝的纽带，就有了幸福花开的土壤。
《 人民日报 》（ 2015年09月17日 04 版）
“站到巨人中间”之后 曾读到这样一句话：“即便是个子矮，也要站到巨人中间。”这话有味道。的确，选择和谁在一起很重要，和聪明的人在一起，你才会更加睿智；与高尚的人在一起，你才不会卑俗。“站到巨人中间”，绝非附庸风雅的攀附，而是真诚选择向“巨人”致敬和学习。“跟好人学好人，跟着师婆跳大神”，此之谓也。
然而，倘若与“巨人”站到一起，就以为自己也算成功了，这无疑是自欺欺人。有一种观念叫“稻草定律”，即路边的稻草如果没人搭理，它永远是一根稻草。若卖白菜的拿去捆白菜，这根稻草就是白菜价；如果卖螃蟹的拿去绑螃蟹，这根稻草就有了螃蟹的身价。于是就认为，一个人的价值高低、成功与否就像这根稻草，关键看与谁捆绑在一起，结交了什么档次的朋友，具备了什么样的背景。这种谬误的推演，绝非人生借鉴的宝典。
当然，“站到巨人中间”，也不必自惭形秽、妄自菲薄。要知道“巨人”成长，也经历由“矮”变“高”、由“弱”变“强”的历程。牛顿讲“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这固然是牛顿的谦逊之辞，但他能够发现“万有引力”，实现科学的“惊人一跃”，不也是受“巨人”潜移默化的启发和自己刻苦钻研的顿悟吗？事实证明，汲取他人的智慧和长处，即便现在是矮子，将来也有长高的一天。
郑板桥练书法，即使对前人书体临摹到乱真的程度，个人风格也不突出。而他取各家之长，创出自己的“六分半书”后，才成了清代享有盛誉的著名书画家。有人说得好：“如果羡慕成功者的富贵，请别一味模仿他们富贵后的事。要模仿，就模仿他们富贵前的事：他们那鹰般的探索、蛇般的专注、蚁般的辛劳、蛹般的耐心，风吹日晒、灰头土脸时的坚持。”可见，要真学习，就必须“运用脑髓，放出眼光”，不去追求外在的皮毛，而是吸纳思维方法、理念品质、精神意志等精髓。
著名建筑学家、教育家梁思成一直教导身边人“学什么都要眼高手高”。当年，钱学森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那里聚集了世界上的拔尖人才，对钱学森来说，便是“站到了巨人中间”。但进入这所大学，并不意味着自己就是“巨人”。于是，他暗暗对自己说：“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到前面。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那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所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你必须想别人所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正是“眼高手高”，令钱学森走在了世界科学技术的前沿。
站到“巨人”中间，关键看心站到了哪里。若是为了去镶金边，金边包裹下的还是一个矮子；若是为了汲取营养，智慧浇灌下的“巨人”可期。
《 人民日报 》（ 2015年09月23日 04 版）
干部当有“低姿势”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跪射俑令人惊叹：虽经两千多年的岁月磨蚀，依然完整坚固、栩栩如生。何故？专家解读，重要原因是跪射俑的姿势低，其右膝、右足、左足三个支点，构成稳定性极强的三角形支撑上体，这种姿势使跪射俑在坑顶塌陷时，也能经受住考验。观跪射俑，让人联想深思：为人做官有道，当持这种“低姿势”的负重品格。
姿势，作为一种肢体语言，乃是一种态度表征，折射内心的观念。有什么样的修养、素质、品行，就有什么样的姿势。居高临下、盛气凌人、自负傲物者，其姿势低不了。修身克己、内敛谦逊、持重坚忍者，其姿势高不了。低姿势不是低三下四的卑躬屈膝，也不是低人一等的卑贱人格，更不是低头哈腰的虚伪做作，而是一种高度自觉的人生修养和境界操守。对于为官从政而言，“低姿势”才能走稳走好。
春秋时的宋国大夫正考父是数朝元老，他在家庙的鼎上铸写铭训：“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每逢任命总是愈加谨慎，一次提拔要低着头，再次提拔要曲着背，三次提拔要弯下腰，连行路都注意靠墙边走。这种“低姿势”使正考父为官一直如履薄冰，克己奉公，政绩斐然。仕途中，倘若执拗摆着恃权傲物的“高姿势”，最终没有不翻船的。从汉代的董卓到清代的和珅，无一不是擅权跋扈、利令智昏而自取灭亡。
权力越大责任越重，责任越重担子越沉。重负在肩，必须有“低”的特质，才能负重前行。惟其低调不彰的平民风格，故能赢得人心；惟有低平不躁的清纯心境，才能淡泊明志；惟其低眉沉稳的踏实作风，方能成就事业。正如古人所云：“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可以说，低姿势是功成至道。
从古而今，放低身段、谦恭待下者，为的是登高望远，海纳百川，成其广大。刘备屈膝求贤，三顾茅庐，连张飞也看不惯，但实现了政治抱负。蔺相如大义为重，容让廉颇，终于化内讧为“将相和”。唐宰相娄师德忍辱负重，即便遭人排挤，依然“恭勤接下，孜孜不怠”，为官终身守节，得以功名始终。古往今来以低姿势为人处世者，最终全的是大局、守的是大义、成的是大业。
应当说，在正风反腐的高压态势之下，权力的“任性”大为收敛。但不能不看到，“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一些人很难发自内心地具备那种谦恭谨慎的低姿势。有的人变着法儿想表现权力的傲慢，有的人一有机会就摆谱、摆官架子。甚至有的说：当官无权势，算白当了；做官无好处，算白做了；为官无尊严，算白为了。归根到底，惟有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才会有真正的低姿势。
眼睛昏花的孤老藏民见到前来访贫问苦的孔繁森，惊奇地问：“你是谁？”孔繁森答道：“我是您的儿子！”治沙、治涝、治碱的工地上，有人找焦裕禄，眼前皆为一身泥一身汗埋头拉架子车的劳动者，不知道县委书记在哪里。田间地头，戴草帽扛锄头的地委书记杨善洲，完全是一副老农样子„„这些共产党人的形象，生动诠释了干部当有怎样的“低姿势”。
《 人民日报 》（ 2015年10月08日 04 版）
体味人生“上止正” 一位老同志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晚辈追问怎样才能让人生行稳致远，他没有讲大道理，只是说了三个字：上、止、正。这三个字，形如玩文字游戏，细味之下，却颇富哲理。
“上”者上进，保持一颗上进心，对所认定目标始终如一地执着追求。俗话说得好，“地不耕种，再肥沃也长不出果实”。从呱呱坠地起，每个人几乎都在同一起跑线上。后天努力不一样，便有了好差、先后、强弱的差别。浑浑噩噩的生活不值得过，人生只有不断超越，才能行稳致远，只有不断历练，才能愈发成熟。上进的关键在于实干，一切美好都源自踏踏实实的奋斗，精进不休，发愤图强，生命的充实、人生的价值才能显现出来。
“止”者知止，适可而止，当止则止，自己给自己“叫停”。知止意味着心中有度，懂得节制欲望、控制本能。把握不好度，健康会在大吃大喝中受损，名节也会因贪占侵吞而受辱。知止也意味着心中有界与戒，哪些朋友不能交，哪些地方不能去，哪些东西不能拿，都要讲纪律、有分寸。朱熹有言：“止者，所当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则志有定向。”知止是成功和失败的分水岭，守住道德底线，不越法律红线，便可以筑牢成功的围堰。知止的关键在于清醒，意念清醒才能克制私欲、从不逾矩，志向清晰才会志之所驱、不受干扰。
“正”者守正，心有正气，胸有信念，人以正气立，事行正道远。无论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慷慨献身，还是“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持身守洁，正气总能给人心以温润，给社会以光明。对居官从政而言，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堂堂正正做官，比什么都重要。守正的关键在于坚定，所谓“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守”，正气凛然不失节，邪气就会让路，正义昭彰不退缩，黑暗不驱而散。
上进、知止、守正，代表着人生的起点、拐点和支点，起点要高，拐点要慎，支点要牢，三者互为砥柱，互为护佑，一环环紧扣起来，人生画卷展现的才会是绚丽图画，而不是污淖或者凌乱。如果把人生看成一辆驶向未来的列车，“上”好比油门，加油提速完全由自己来控制；“止”好比刹车，危险时刻如不当机立断、紧急制动，结果就会车毁人亡；“正”好比方向盘，牢牢把好行驶方向，保持不脱轨、不跑偏，才能快速而又平稳地抵达梦想彼岸。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这仅有一次的生命应该怎样度过呢？”保尔·柯察金的人生之问，让一代又一代人思考。现实中，“听了很多道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的，大有人在。年轻人上学怕苦、工作怕累，些小困难都扛不住，上进心长满荒草，梦想难免沦为侈谈。一些人退而不休、走而不放，利用各种关系干预插手原地区、原部门的工作，如能当止则止，怎会腐化堕落？落马官员忏悔自己的堕落过程，常自言被亲情压倒原则、欲望淹没党性、私利泯灭正气，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不走正道？人生没有涂改液，不可能推倒重来，该怎么设计自己的人生路，马虎不得，随意不得。
“若将世路比山路，世路更多千万盘。”人生之题言人人殊，但体味好“上止正”，必定受益无穷。
《 人民日报 》（ 2015年10月13日 04 版）
面对死角，转换视角 遭遇挫折失败，就如同路遇死角，面对死角怎么办？转换视角。而视角决定视野，视野决定方向，方向决定成败，方向对了就不怕到不了岸。
当年，面对试验田中首季杂交稻人们傻眼了，“稻谷减产了15%，稻草反而增长了70%。”有人嘲讽，“可惜啊，人不吃草，不然杂交稻就大有前途。”袁隆平说，试验已证明水稻杂种有优势，只是这种优势现在表现于稻草而不是稻谷上，是配种不当。改变配种，优势就能发挥在稻谷上。第二年，杂交稻果然比常规水稻增产30%，杂交稻种植大门从此打开。可见，死角不是死路而是拐角，视角变则柳暗花明。
诺贝尔奖得主屠呦呦回想提取青蒿素过程时说，课题组筛选了4万多种抗疟疾化合物和中草药，历经190多次失败。为搞清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屠呦呦重新细阅经典医籍《肘后备急方》。其中，“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让她意识到问题可能出在常用水煎法因高温破坏了青蒿中有效成分，于是用沸点只有35摄氏度的乙醚代替水或酒精来提取青蒿，终于开启成功之门。科研死角就是这样把问题摆在你面前，告诉你“此路不通”。当此之际，转换视角，另觅新途，往往就是坦途。
面对死角转换视角，既是思维问题又是实践问题，既是重新选择又是不断证明。科研是壮丽探险，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乃是不能把失败当成转换视角的契机而就此打住。科学更是“老实学”，事事都要实验。越是重大原始创新，绝大多数实验结果往往越是与预料不符合，杜绝焦躁浮躁，以“实验虐我千万遍，我待实验如初恋”的精神冷静分析负面实验结果，方有可能在破解难题中走上正路，直到梦想成真。
“当真理碰到鼻尖时，还是没有得到真理”——这种缺憾在科技史中俯拾皆是。美国人莱斯最早发明了传声装置，但只能用来传送音乐，无法使人互相交谈。在这个死角前，莱斯止步了。贝尔在莱斯研究基础上改用了直流电，把传声装置中一颗螺丝钉往里多拧了5丝米，电话机成了贝尔专利。许多时候，“错过”比“过错”更糟糕。“过错”可改正，“错过”无法弥补，就如莱斯这个“5丝米教训”。
在相当意义上说，无失败，无创新。面对死角敢于转换视角，还需少些“稳赚不赔”意识。不能不看到，科研领域中，一些人片面追求“稳赚不赔”由来已久。在科技项目评审中，常常是“凡遇风险，一票否决”。跟踪模仿多，学术不端多，都能从“稳赚不赔”思维和做法中找到原因。鼓励死角前换视角，也应当用制度保证科技项目评审及科研经费投入更合理，为“十年不鸣，一鸣惊人”提供必要条件。
屠呦呦说，科学研究不是为了争名争利，只要国家需要，我就必须持之以恒。可以说，死角面前怎么办，既决定着科研成果价值，也锤炼和考验着科学家的精神与品格。在科技发展史上，一流人物在其道德品质方面的贡献，通常都不亚于其才智方面的贡献。勃发我们时代的创新，不仅呼唤善于转换视角的智慧，也同样呼唤其背后的科学精神与品格。
《 人民日报 》（ 2015年10月20日 04 版）
让纪律运行于心灵轨道 有这样一个寓言故事耐人寻味：一群人分食一块蛋糕，一开始大家碍于面子、相互揖让，突然，风吹灯灭，屋子里漆黑一片。等再度灯火通明，大家都面面相觑。原来，每个人都想趁灯灭后浑水摸鱼，蛋糕上布满了贪婪的手印。
其实，这则寓言是一个关于他律与自律的隐喻。如果把蛋糕看做“欲望”的投射，而把灯光当作“监督”的方式，当“欲望”缺少内心约束，那么一旦外在监督不复存在，它就会诱使人逾矩失范、突破底线。也就是说，在他律的留白处、边界外，自律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所谓，“良心是我们每个人心头的岗哨，它在那里值勤站岗，监视着我们别做出违法的事情来。”
诚然，依规治党不可或缺，但是纪律并不能包打天下，也难以覆盖权力运行的每个毛孔、每根血管。深入分析近年来的腐败案例，谁不懂得贪腐的危害、违纪的后果？有时候，并不是制度不完善，也不是执纪不严格，而是自己信念滑坡、思想动摇，由此滋生了腐败动机，不惜为此铤而走险、冲撞底线。这说明，制度权威不仅来自于违纪必究的严肃性，更来自于党员干部内心深处的价值认同。唯有唤醒内心的道德律令，才能根除腐败思想滋生的土壤，才能将腐败问题正本清源。
纪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纪律。纪律是让人在有监督的时候不敢腐，而道德则让人在没监督的时候也不愿腐；纪律作用于让人敬畏的心理基础上，而道德则建立在使人自觉的精神追求上。道德虽然“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但是纪律只有运行在道德认同的轨道上，才能得到自觉地遵守。换句话说，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只有根植于党的优良传统、反映党的理想信念、激发党的道义优势，才能更好地内化为党员干部的行为准则。正因此，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从“道德”和“纪律”两个层面双管齐下、协同用力，就是要在纪律建设的过程中，深入推进道德深化、价值再塑、心灵净化。
抗日战争时期，一名新四军战士为了捍卫“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原则，宁愿头颅落地，也要冒着敌人炮火把欠村民的钱还上；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很多老党员坚守粮仓，直到饿死也不曾私吞粒米„„正是这种崇高的精神追求，让党的纪律运行在心灵认同的轨道上，凝聚起一个政党改天换地的磅礴力量。今天，身处物质丰富的时代，面对长期执政的考验，尤其需要赓续“思想建党”的传统，擎起信仰的火炬、补足精神的钙质，继续迸发这个世界最大执政党的真理力量和人格力量。
哲人说：“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人在理性计算和物质欲望之外，还有更高的精神企求和道德追求。这也是人更为本质的一部分。全面从严治党，不仅要以严明的党纪戒尺划定行为边界，更要以崇高的道德追求标注精神境界，才能获得一种内外兼修、百毒不侵的恒久力量。
《 人民日报 》（ 2015年10月27日 04 版）
别在人生沟坎处转向 世间事，坚持一阵子易，坚守一辈子难。惟其艰难，更显勇毅，惟其坚持，才能实现梦想，成就事业。 “平民将军”欧阳平只读过两年半书，通过刻苦学习成为政治教员，毛泽东为他题写“奋斗到底”，四个字激励他戎马一生、拼搏一生、朴素一生，退休后还拿出省吃俭用的钱和稿费收入设立奖学金，鼓励农家子弟学成报国。有“当代雷锋”之称的孙茂芳，把助人为乐当做一种生活方式，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学雷锋，40年义务照顾18位老人，为12位老人送终。行事贵有恒，长久自芬芳。从做好“一阵子”到坚守“一辈子”，定格的是高雅人生，散发的是灵魂芬芳。 也有一些领导干部，有过光荣的昨天，为党和人民做过有益的工作，只是在物欲考验和人性诱惑面前，缺乏坚定信念和清醒认识，任由贪欲的魔鬼粉墨登场，加速度直线下滑，落入违法违纪的谷底。他们形如“抛物线”的人生轨迹，正应了“从善如登，从恶如崩”的古训。
没有人在人生之初就想当逃兵，也没有人在入党之时就想背弃信仰，但为什么有的人不改初衷，一路高歌前行直达人生终点，有的却早早落伍掉队甚至腐化堕落，葬送自己的前程？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这样说：“上升的路和下降的路是同一条路。”在人生的旅途中，是选择高尚还是选择堕落，其实只在于某一时刻是否做出了“灵魂的转向”。因为在同一条路上，向上转就是向上走，向下转就是向下走。
“好马登程奔到头，好汉做事做到头。”“一阵子”的成功与荣耀，只是人生旅途中的一道彩虹、一抹霞光，只是向终极目标奋进的一个起点、一个驿站。如果因此而沾沾自喜，陶醉其间，那么必然荒芜了雄心壮志；如果以此为筹码索取回报，填充私欲，那么只会背弃初衷。纵观那些落马的干部，觉得自己付出了不少，利益上总该有回报，认为工作做出了成绩，生活上就不能让自己吃亏，哪个不是在这些错误认识上跌倒的？到头来身陷囹圄，曾经有过“一阵子”的荣耀化为乌有，带给自己和家人的是“一辈子”的悔恨。
哲人说，“短浅的眼光限制了我们”。人一旦为诱惑所扰，为私欲所迷，目光会变得短浅，胸襟会变得狭窄，滞止前进的步伐，陷入人生的孤寂与迷惘。周恩来总理曾告诫：“每个党员从加入共产党起，就应该有这么一个认识：准备改造思想，一直改造到老。”要实现从“一阵子”到“一辈子”的积累与跨越，必须时时使思想常淬火，让党性更纯粹，清除“自我天性中的渣滓”。
一位领导同志曾提出过“坎理论”：“坎理论就是要过关卡、上台阶。这好比爬山越岭，上了一定的高度就过了一个坎，然而又要面对另一个高度，过更高的坎。”做人做事，无不是在不停地爬坡过坎，付出的是时间，考验的是耐力，锻造的是品格。不断地“过关”“迈坎”，不断地战胜自我、超越自我，对党忠诚一辈子，为民奉献一辈子，一步步抵近的将不仅是伟大事业，更是高尚人格、永恒人生。
《 人民日报 》（ 2015年10月28日 04 版）
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一位知名导演拍摄雪原大战，遭遇困难重重，许多人认为拍摄已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导演写下“山穷水尽出高手，九死一生见功夫”的对联，挂在最显著位置。剧组受到激励，拍摄问题迎刃而解。
从不利到有利，主观上的坚忍勇毅至关重要。许多时候，“山重水复”之中有没有“柳暗花明”，往往就取决于我们对待问题的态度和方法。“困难只会欺负意志薄弱的人”。在奋进者的人生字典里，从来都不会收录逃避畏缩的词汇。正如怕摔学不会轮滑，怕疼练不好武术，要想品尝更为鲜美的果子，就必须有跳得更高的决心和不怕吃苦的斗志。困顿常有，但信念决不能有困顿，先实现心理上的战胜，才能在实践中求取完胜。
“山不会低下去，但人能飞起来”，有人这样阐述恶劣自然条件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辩证法。的确，山不碍路，路自通山，只要凝心聚力、大胆开拓，岳峙天堑也可以变宽阔通途，再艰苦的环境也挡不住发展的脚步。每一条弯路都是必经之路，每一次过坎都是一次进步。看上去是绊脚石，也可以成为检验意志品质的试金石，关键就看我们能不能找准症结有的放矢，号准病灶对症下药，处之有方、用之得当。
今日中国，无论是经济转型升级，还是依法治国、依规治党，都已进入攻城拔寨的关键阶段。如果还寻思着击鼓传花、当甩手掌柜，不动不为、坐享天成，我们不仅越不过时代的山峦，癣疥之疾也可能长成心腹之患。越是处在不进则退的百尺竿头，越应警惕那些不求进取但求无过的守成心态，力戒那些患得患失、思前虑后、左躲右闪的畏难情绪。千难万难，只要重视就不难；大路小路，只有行动才有出路。实干勇为、奋发改革，正是我们面向未来的态度。
当干部就要有担当，“党看干部主要就是看‘肩膀’，看能不能负重，能不能‘超负荷’”。不推诿不卸责，变“矛盾击球手”为“难题终结者”，不仅是纾解问题的正确之道，更是最起码的为政职责之所在。汉武帝有言，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激发“叩石垦壤，挖山不止”的愚公精神，砥砺“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壮志豪情，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责、成其事，才能越过“历史的三峡”，抵达波澜壮阔的大海。
“一枚鸡蛋，从外面打开是食物，从里面打开则是生命。”生命成长如果不冲破包裹自己的蛋壳，很难有所造诣，事业发展同样如此。风口浪尖，惟敢闯敢拼者胜。从30多年前绝地反击式改革，到如今在中流击水中改革，敢于突破、不畏涅槃、闯关夺隘的方法论，依然是我们求取胜利的法宝。
“肯取势者可为人先，能谋势者必有所成。”1936年10月，红军胜利结束二万五千里长征，开启中国革命新征程。而今，“十三五”宏图待展，一场新长征正待我们迈开跋涉的步伐。时不我待，责任万千，给历史和未来一个响亮回答，正是我们这代人应有的担当。
《 人民日报 》（ 2015年10月29日 04 版）
用激情点燃“心灵的青春” 不久前参加大学入学十周年聚会，昔日同窗济济一堂，既温暖也令人感慨。叙旧闲话间，有的人事业进步、家庭和睦，把幸福写在脸上；也有人虽不及而立之年，眉宇间却已沉积着对生活的倦怠。刚毕业那会儿的激情，怎么没过几年就消散了呢？
“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思想家的论断也许有几分玄奥，但相信无人否认，激情乃是人生前行的风帆。试想，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药学家屠呦呦，如果没有对工作的激情，岂能在艰苦环境中，带领研究团队成功提取青蒿素；北京中关村那一张张青春脸庞，如果丧失对创业的激情，又怎可能扎根咖啡店，日复一日地探寻梦想的生长点。
没有激情，难干事、更难成事。激情，无疑是让人保持状态的神奇力量。三联书店原总编辑李昕在《做书》一书中，讲述了同事高贤均的故事。高贤均前往成都出差，顺道去西安拜访作家陈忠实，拿到了小说《白鹿原》的手稿。他利用坐火车和开会间隙苦读，没等返回就已将数十万字读完。回京后他第一时间写信反馈，结果从拿稿子到让作者收信，只用了十天时间，令人称奇。在没有电子邮件、快递的年代，正是这份对编辑事业的激情，促使他完成了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激情，源自真诚的热爱，体现着“做更好的自己”。一个缺乏激情的人，不仅是进取心不足的表现，也可能因此变得无趣，暮气沉沉。现实中，一些人鬓角尚未被岁月染白，内心却早已被时光打磨得冰冷如铁。习惯了循规蹈矩的日程安排或工作方式，对变革与创新嗤之以鼻；沉浸在自己熟悉的小天地里，看穿一切似乎也看淡一切„„很难有什么东西能让他们感到激动、兴奋，“差不多就行”“意思意思得了”是其万能金句，“麻木不仁”“听之任之”成为他们的专属形容词。
激情，也孕育着希望。美国作家欧·亨利在《最后一片叶子》中写道，罹患肺炎的病人生命垂危，她卧看窗外一株萧萧落叶的常春藤，渐渐失去了生的信念，暗示自己：“等到最后一片叶子掉下来，我也就该去了。”一位老画家得知后，画了一片仿真藤叶悄悄挂在窗外。靠着这“最后一片叶子”带来的生机，病人竟奇迹般存活了。尽管情节源于小说，生活中未必有真实素材与之对应，但这则小故事启示人们：希望是奇迹的催化剂。一个人如果在心中埋有激情的种子，就如同为生命准备了一片蕴藏希望的藤叶，说不定何时就会拓展“可能性”的边界。 习近平总书记说，激情是一种可贵的工作状态和工作品质，往往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创造潜能。置身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洪流，无论是纵身涉险滩、啃硬骨头，还是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中找到自己的闪光点，激情都堪称一把化腐朽为神奇的金钥匙。对于行进中的“中国号”巨轮而言，新的五年意味着新的出发，缺少激情作燃料便有搁浅的风险；对于渴望成就梦想的个体而言，激情的一端系着拼搏，另一端则连着幸福。
“激情由最初的意识形成，它是心灵的青春”。在价值日益多元的时代，当物欲的车轮一再碾压卑微的情感，诗人的这句名言，依然值得我们细细体味。
《 人民日报 》（ 2015年11月02日 0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