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与奋争
——解读徐小斌中篇小说《双鱼星座》
摘要
本文从女性主义的立场，探讨徐小斌小说在女性寻求解放道路上的特有意义。在论述中，选择了她的代表作《双鱼星座》为切入点，讨论男权社会中女性所处的困境，指出选择逃离是女性在现实中自我救赎的出路，并探讨了它在女性生命意义上具有独到的价值、在女性主义写作中特殊的思想内涵。在论述中，阐述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追寻之路虽比以往的女性主义写作者的种种探索更为明智，然而仍是十分艰难之旅。
关键词：
徐小斌 女性主义 困境 逃离 自我救赎 生命意义
无奈与奋争
——解读徐小斌中篇小说《双鱼星座》
在中国的女性写作长廊中，徐小斌以她的才情和素养，成为一颗璀灿的明星。这位自觉的女性主义者书写着不能自已的女性生命体验。《双鱼星座》是她的代表作，也是一部关于现代女性的寓言。她以精致而锐利的笔法直接切入人物命运深处：女性在菲勒斯中心社会下遭遇种种生存困境，为了实现自我救赎而一次次地走上逃离之路。然而在逃离中，又被拉回到残酷的现实中。无奈与奋争，一次次宿命般地重演，又一次次固执地追寻，从而完成女性对自身命运的叩问。
一、 “菲勒斯中心”下的女性困境
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男性与女性构成了生存中最基本的两项对立，父权制社会的发展使这种对立走向极端。女性主义者认为，现代社会是“逻各斯中心”的社会，也是“菲勒斯中心”社会。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直到黑格尔和列维-斯特劳斯，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传统都是“菲勒斯中心主义”。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是一个男性中心思维模式所统治的世界。而“女性”的范畴只是虚构的。 在这个男性中心的社会里，男性靠的是金钱、权势、地位来证实自已的存在价值。同时，男性还是女性身体的拥有者和占有者。在这样的社会里，女性始终要承受着来自男性的重重压力。
对于菲勒斯中心社会里女性的生存困境，徐小斌有着切肤的疼痛和感受，并在她的作品中有着十分自然而准确地展现。纵观徐小斌的小说，这种女性的生存困境可分为两大类。其一，是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可感的困境；其二，是精神世界里形而上学的压迫。在徐小斌看来，这两种来自男权社会的压迫造成了女性无法突围的生存困境。几近窒息的生存空间，女性进一步丧失自我，沦落为男权社会的附庸，乃至祭品。
《双鱼星座》是徐小斌作品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篇什，也是女性主义写作的一篇典范之作。徐小斌展示了现实生活中女性具体可感的困境。《双鱼星座》女主
人公——卜零的设定上独具匠心。她的身份是一名影视编剧，工作需要使她成为这个男权社会的欲望表达者。而她的星座特质决定了她是一个一生渴望爱与被爱的人。于是，在这一矛盾中，这个会写出“春天，踏着湿漉漉的脚步走来”用内心感受生活的女人注定了要在菲勒斯中心社会陷入更大的困境。其次，徐小斌将与卜零有关的三个男人——丈夫、司机和老板分别设定为金钱、性和权力压迫的代码，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来凸现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
且看：
——丈夫韦从一名不文的小公务员摇身变成了经商的阔老板，彻头彻尾成了一个金钱的奴隶，并用金钱来衡量各种社会关系。在他眼里，当初花了不少力气追到的妻子“十分贫弱”，不如风月女子，因为后者懂得“一把斧子两头羊的”交换规则；连给卜零过生日也成了一场他用金钱堆出来的作秀，借以展示他如今的成功。这个没有生育能力的男人，连做爱的兴趣都没有，但是“只要生意需要随时可把老婆典出去”。他仗着自已有钱在家庭生活中也欺压妻子：自已可以乱买皮鞋宁可不穿，买回大堆冰冻食品宁可大半扔掉；却要求卜零把点煤气灶的火柴码放整齐，理由十分可笑，可在点两眼灶时省下一根。在金钱的腐蚀之下，连回归家庭——这条本质上“内囿”的女人选择的出路也被无情地堵上了。
——司机石高大英俊的外表、善于调情的手段深深地吸引了困境中的卜零。这个男人骨子里极度卑微懦弱，对卜零有非分之想，引诱却不敢付诸实施，暗地里还要与另外两个女人周旋。在情欲的煎熬中，“一种同谋式的默契”令卜零不由自主的胆战心惊。终于在一次偶然中撞见偷情的小石，卜零爱的肥皂泡就此破灭。石留给卜零的只剩下情欲的压迫，爱与被爱的权利被击得粉碎。
——单位里的老板更是阴险狡诈。他先劝说卜零去边寨组稿，后又让卜零背上作品格调不高的黑锅，逮住机会胁迫卜零为单位献血。事后，他还假惺惺地提上礼品探视休养的卜零，在语调亲切地连讲6个笑话后，通知其下岗了。不会迎合献媚，冒犯老板权威的卜零最终被顺理成章地剥夺了工作的权利，连替自已辨驳的机会都没有。
卜零，被压到了菲勒斯中心社会金字塔的最底层。她的经历也成为女性在男权社会现实生活困境的真实写照。
徐小斌曾说过“在当代，在这个充满着对于商业主义神话迷恋的时代„„一切都可以‘做’出来，包括爱”。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当代女性的现实处境和本质之一。现代文明的“物性”对女性的压抑无处不在。而处于自然天性的女性只能流离在现实之外。《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中的景焕具有惊人的艺术天分，对美丽的事物情有独钟，在现实中却难逃工蚁的卑微命运，不得不整天与刻板的数字打交道，最终她以疾病来逃离现实。更为绝妙的是：真情，这唯一能打开景焕内心的途径也被现代技术/移情疗法给摧毁了。
女性主义者认为，所有关于“人”的幻想和追求都应该有女人的一份。然而在这个文明社会里，女性所有的一切都是以男性的需求为基点建立。文化的长期浸淫使女性将社会的、男性的要求内化为女性的自我选择，从而将原来外在的、文化的压抑内化为女性的自我压抑。这种精神世界里形而上学的压迫更令女性自觉地陷入困境无力自拨。这在徐小斌的笔下也有精湛地演绎：
《迷幻花园》中的芬和怡，代表两种性格、生存状态和心理的女人，但都才华过人。然而这两名优秀的女性却周而复始地陷入了对一个男人的角逐中。芬横刀夺爱后迅速衰老，作为服装设计师的灵感窒息，只能将过盛的精力发泄到塑料模特儿身上，家只剩下独守空房的一份“酬劳”。怡以拒绝灵魂为代价获得了青春和美貌，却如机器人一般，回家后零件就会散落；在与手枪和生殖器模型为伴中，渲泄着对死亡和性的痛苦。然而，如果重来，两人依然会重蹈覆辙，陷入对这个如蓝田猿人活化石般的男人——金的角逐中。
原因是什么？因为女性在意识形态上无时无刻不在被男权社会塑造，从没意识到自身在这种潜移默化中的被动，由此破坏了女性自已的创造力与才华。在菲勒斯中心社会中，女性人生选择永远是双重困惑，人生选择永远是错误。这两位女性的佼佼者也只能把幸福归结为找一个好男人。那么，更多的女性更难逃菲勒斯中心社会下女性“被动人格”的集体无意识束缚。
徐小斌的高明之处在于：所有的压迫都在看似正常的生活秩序中，在流水般日复一日的生活中实施。一切是那么的顺理成章，然而对于女性来说，那却是犹如一把时光钝刀在实施生命凌迟！在现实社会与精神世界的多重压迫下，女性无能为力，不论清醒还是迷茫，都难逃陷入困境的命运。
二、 逃离，为了自我救赎
在菲勒中心社会里，女性承受着来自物化社会、精神乃至身体的重重压迫，无处存身。正是基于对这一现实的深刻洞悉，寻求自我救赎成为徐小斌的必然选择。作为女性主义的觉醒者，选择不断地逃离来作为在现实中的救赎，并与现实中的男权社会相对抗。
然而，从“history”逃向“hertory”，这一神话能实现吗？
女性特质存在的主体性应由自然存在、社会存在和精神存在构成大写之人，女性的自我认同和自我意识本应以其不断显现的差异来丰富宇宙的多样性。然而，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特质存在的现实化结果只能是流离于社会结构之外，包括逃离也只是一种虚幻。
在现实中四面楚歌的卜零只能借助于梦境，在想象中表达和完成对男性的深恨和报复。也只有在梦境中，卜零才能极度冷静地完成３个谋杀计划——先用一根冰冻里脊击中韦的后脑；在咖啡馆里用毒药水毒死老板；最后用姿色挑逗小石，再用水果刀击杀他。在这３场狞厉而美丽的谋杀中，表达的是卜零对现实世界的彻底绝望与无奈。也只有在想象中，这个现实生活里脆弱、孤寂而饥渴的女人才会显得如此干练与狰狞。幻想也是在现实中受困女性的逃离之门。景焕在一首《弧光》中将自已幻想为在蒙蒙夜色笼罩下，在湖面一条亮闪闪的轨道上滑行的蝴蝶般少女；她还多次幻想自已能够飞翔。
这种对于整个女性生存处境的深层悲哀，还埋藏在充满神秘文化的异乡中。于是，未被现代文明彻底笼罩的“化外之境”，诸如与远古神秘文化相通的遥远山寨、中缅边境的孟定小镇，异域风光和人情等等在徐小斌笔下也成了一条女性的自我救赎之路。
第一次赴山寨，卜零以那些有着古铜色或深褐色皮肤的人们为自已遥远的族人，而聊以自慰。当她失业后再度赴山寨时，在她心中，篝火、舞蹈、流血的牛和黑衣女子，成了一个异族老人的背景。这个老人因为给过她一枚据说能保佑她的戒指，而成为救赎的象征。她更是以自已是一名异族来作为与现实格格不入的心灵逃遁。
同样，向异乡寻求寄托也体现在《缅甸玉》的徐老师身上。与其说徐老师走上的是一条艰难的千里寻玉之路，其间有受玉石的诱惑，也有滇道难行的感受；毋宁说是一种“脱胎换骨”的经受，一种受未被现代文明所玷污的远古文化吸引，接受自然性灵的启迪之路。只不过她的寻求寄托隐晦些罢了。
向神秘主义逃遁是受现实挤压的直接后果，此间，女性得到抚慰和平息。无论在《双鱼星座》，还是在《迷幻花园》和《缅甸玉》等徐小斌的小说中，都充斥着星座、巫师、算命、心灵感应、异域情调。每每到人生中的诸多烦乱犹如宿命般不可避免地发生时，女主人公想象中的一切逐一被现实所粉碎时，就会有这些神秘主义的代码出现。卜零的星座由蒙尘到变亮，在山寨看到的原始图腾充满暗示的力量„„
卜零，这个在现实中处处碰壁，被岁月无情侵蚀而遗忘，在变质的家庭和冷酷的外部世界层层重压下的女子十分需要一份生命的真实来挽救自身的生命于无声息的枯萎之中。于是，卜零选择了回到女性最坚实的自我——身体中。
按女性主义者的观点，女性与身体的关系不是天生的，而是被造就的。在这个菲勒斯中心社会里，女性被剥夺了其它范围的生活，也被掠夺走了形而上学的思想、信仰，只余下身体这个唯一可供女性自已支配的东西。身体成了这个社会里，女性赖以确立自已，证实自已的存在尺度和价值尺度。因而，向自已的身体寻求慰藉是女性在向外部诉求，在将情感得救的希望寄托在男性身上失败后的一种反向逃逸，是一种女性企图拷问自我价值的特殊方式。
在所有现实之门关上之后，卜零活在自已的肉体里。在看似对自已身体想入非非的表层下，讲述着自已被这个菲勒斯中心社会剥夺了实在性的故事！在顾镜之怜中，这个没有一切现实中女性伪装，可为“理想”的爱而舍弃一切的女子一个部位、一个部位地比照自已的身体，终于发现自已是接近西亚、北非那一族的女子，作为与现实社会不宜的遁词。她时而又冥想自已是外族武士与唐代女子相爱后的后裔。
在镜中，她看到淑女面孔的背后有一座空房子，一个走来走去的女人，脱去光鲜的外衣后，显露的是肮脏的、被岁月所污染了的内衣。这正是卜零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写照。对镜起舞，赤裸地扭动身体，最后自慰，那是卜零对性爱的绝望之后，得以证实自已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女性存在。作为权力-欲望-金钱的
代码，作为三种男人类型的设置，丈夫、司机、老板这三个人物分别或同时与卜零发生牵连。丈夫韦从一文不名的小公务员变成下海经商的阔老板，一天天利欲熏心俗不可耐，不仅没有生育的能力，连最后的兴趣也消失了；给丈夫开车的司机石高大英俊，年轻漂亮，善于调情和搞一些偷偷摸摸的婚外恋，然而骨子里却极端卑微懦弱，徒有一张吸引人的男性脸蛋和外表；卜零单位里的老板阴险狡诈，又极其伪善，他无论是利用还是迫害起手下人来，连眼都不眨，卜零因不会对其迎合献媚而百般受刁难，在被老板胁迫去为单位鲜血后又被无情地逼迫下岗。于是，不光是爱的权利，连最基本的生存权利、谋生的饭碗也被剥夺了。绝望的她被无情的压到了金字塔的最底层，永远也不可能象男性一样成为金字塔的顶尖力量。
对于代表权力、欲望、金钱并给予她多重压抑的男性，卜零报复性地
在生活中受挤压的心高气傲的卜零和三个男人间的隔膜和对立，无不表现了现代女性与社会结构游离的性质。她以她的精神性存在对物质主义盛行的时代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她妄想逃离
换言之，女人和肉体的关系不是天生的，而是被造就的。女人因为被剥夺了其他范围的生活，被取走了其他种种活动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肉体的意义就加倍突出，她只剩下了唯一可以由自己支配的财产。肉体是她孤独的证明，她越孤独她越肉体化。在几乎所有通往现实的大门被关闭后，她不得不活在自己身上，活
在自己的肉体之内。或许，对自己的身体产生想入非非的臆想和幻觉，与其说是诱惑、挑战，不如说是重新讲述一遍由男性社会创造和遗留下来的那个神话，讲述自己被剥夺了实在性的故事。
像西方大多数女性作家一样，徐小斌也不顾一切地写到女性的身体，用自我的眼光对身体进行审视--这是女性回到自我的一种特殊的实践方式，女性主义或许扩大了它的意义和曾被唤起的力量，因为它实际只有精神的自恋意义。只有一个自然的男性他者，才使这个女性对身体的意识具有了现实的爱欲的内容。女性身体在此带着时代忧郁的暧昧，带着个体肉身的危象以及隐秘的快乐和羞耻，突破传统马其诺防线，在身体的
而女性特质存在的主体性应由自然存在、社会存在和精神存在构成大写之人，女性的自我认同和自我意识本应以其不断显现的差异来丰富宇宙的多样性。而由父权制统御的现实化结果，使卜零所谓的
同时，徐小斌又将这种对于整个人性、人生、女性生存处境的悲哀深藏于神秘文化中。她试图通过神秘文化这座堡垒，立体式地去透视人间的种种悖论：爱和自由、生存和恐惧、寻找自由和逃避自由„„这在她的长篇《敦煌遗梦》、《羽蛇》以及《海火》、《缅甸玉》等作品中可见一斑。而《双鱼星座》则弥漫着浓郁的女巫气息。卜零的存在和活动，仿佛都有特殊的意味，想要印证什么，又要摆脱什么。
在现实生活中格格不入，在爱情上一再遭受挫折的卜零，却在傣寨感受到一场心灵的洗礼，深切地感到
零心灵的皈依，是她对现实的无声的悲愤。
在这神话般的氛围中，时而让那个来自埃及或古波斯的巫师藏在水晶球后面，为卜零算命，卜零果然被言中，同丈夫的司机石产生恋情；时而用果实、萱草、海风、水母等，隐喻卜零的体态与她性欲时的堕落和虚无；大款丈夫韦见后，不仅顿消久违了的性欲，还忽然想起
这亦如女性主义先驱，英国女作家C·吴尔芙所言：
在对小石的恋情绝望之际，卜零又一次地不由自主地逃回到自已的体内。她全身赤裸地站在小石面前，如此地坦荡与无惧；连声逼问小石她是否美丽。这时的卜零，胴体的每一根线条都颤动着一种残忍的狞厉之美，就是象一名决战在即的武士的锋利兵器。卜零用这个狰狞又美丽的身体征服了小石；同时，也通过身体向男权社会实现了一次小小的反击。她的“全身心都在享受着复仇的快感”。
在身体的“空白之页”行使自我设想的书写权利，卜零重新发现了自已女性性别本身和自然存在维度上被社会存在所扭曲的方面，绽放出女性性别的光芒，
虽然只是昙花一现。然而悲哀的是，女性向自已身体的逃离充其量也只是一种精神自恋。
三、 一面哭泣一面追寻
作为一名女性写作者徐小斌给笔下的人物选择了一条逃离之路。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做法在探讨女性生命意义上具有独到的价值。可以说，逃离是女性寻求解放之路上的一个进步。
无论是向梦境与幻想寻求，还是逃向异域、异族；还是向神秘文化求助；还是向自已的身体和自然爱欲探问；这都只不过是表达了一种“可能”的想象，一种置于绝地的绝望思考。徐小斌曾以“逃离之路”为题，概括自已的创作与人生。正如戴锦华所说的那样。“在一份渐趋清晰的自我指认中，徐小斌始终在逃离：逃离绝望，逃离创痛，逃离孤立无援，也许是——逃离‘女人’：女人的不轨，女人的‘非法’的‘真相’，女人的伤痛而无名孤寂的内心生存。”（10）诚然，徐小斌笔下的女性也如斯，在逃离中，始终无法抵达皈依之所。戴锦华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那不是一处语词的乌托邦，便是必需予以妥协、叛卖的现实的代名。因为对于现实的深刻洞察，徐小斌明白没有任何他人能够拯救女性，即使是万能的上帝也不行。
《双鱼星座》中的结尾富有深意。卜零借用弹弓想打一颗石子射向双鱼星座。这时，天门悄然洞开，上帝看了一眼那个不安分的夏娃的后裔，最后把天门向女人永远地关上了。因为按照男权社会中的创世纪神话，她已在男人之先吃了那禁果，就该忍受比男人大得多的苦痛。这无疑是在说，女性任何的反抗和奋争最终都是徒劳的，是“不自量力”的。这里透着徐小斌在深谙现实后痛彻的绝望与悲凉。
所有的问题都“发生在革命的第二天”。当卜零们放逐了一个个男性之后，这些专革男性命的“女革命者”又如何呢？卜零再次踏上赴山寨的逃离之路。然而他乡也有男性的固执存在。摧毁了男性后的逃离并不意味着女性的解放。
然而，在明知不可为的情况下，徐小斌为什么还是让心爱的女主人公——卜零不断地逃离呢？徐小斌深刻而敏锐地意识到，在这个男权社会中，觉醒的女性
只能如神话中的弗弗西斯般一边哭泣一边追寻，永远处于这一循环而无止境中。这也是女性主义文学立场的自然流露。
在上世纪80年代，受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我国女性主义写作发展迅速。女性主义作家们试图在文学中言说对自已作为人的主体位置的探寻。我国女性对自已作为人的主体性探寻，大体上经历了“人（和男人一样的）——女人（和男人不一样的）——个人（以独立的提升了具体的千差万别的个人，将做人与做女人统一起来）这样一个曲折艰难的过程。
“女人是什么？”是这三个阶段的女性主义作家都会拷问的一个核心问题。在男权社会中，女人在“人”的范畴里，始终是一个缺乏自我的空洞能指。觉醒后的女性可以说出我不是什么，却难以从正面说出自已究竟是什么。所以，当女人试图摆脱传统社会赋予的角色，去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时，仿效男人是她们唯一的选择。于是在第一阶段，以张洁的《方舟》为例，曹荆华们自觉地将事业的追求看作女性自强自尊，实现“人”的社会价值，赢得独立人格和平等地位的一个重要途径。然而，放弃了女人的一切，像男人一样优秀，还是赢不来“人”的尊严与平等。在做人与做女人的双向悖论中，这成了一条无奈的凄苦之路。
在第二阶段，女性主义作家们从效仿之路及时抽身，重新拷问“女人是什么”。王安忆选择了性爱这一女性与生俱来的事物作为突破口。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是一种有生命而无历史存在，甚至没有自已的语言。要改变这种状态，创造出属于自已的东西，那只有“从我们身上迸发出来”。于是王安忆小说中的女性，无论是《小城之恋》中的混沌未开的少女，还是《荒山之恋》中的金谷巷女孩，《锦绣谷之恋》的女编辑，《岗上的世纪》中的李小琴都是生命活力昂扬的自然人，更具女性性别色彩。然而，这种平等只能始于性，也限于性，无法升华到精神层面上来。真正的两性平等只能是作家心中的海市蜃楼。
在第三阶段，“女人是什么”具体化为“我是谁”和“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女性将冲出只有女没有人的狭窄性别牢笼，成长为丰富多姿的精神上独立和成熟的女人。徐小斌、陈染、林白等将一些从未表达到的女性独异的体验第一次引入到了文学。然而，又能怎样呢？在这些作品的自陈自述中，复沓着一个女性成长的主题，裸露了成长中的身体感觉和心理流程。除此之外，答案仍然是否定的。于是，眼光洞达的徐小斌干脆让笔下的女性走上了不断逃离之路。
从女性主义立场来看，男权制社会文化为巩固其统治地位而有意识地强化男、女性间存在与经验的差异，从而将女性存在和女性经验界定为“他异者”，达到将其排斥和压抑的目的。女性主义者就是要将这种“他异性”存在“重现”，将它纳入人类文化的范畴，赋予其存在的价值和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说，逃离是女性寻求解放之路上的一个进步。因为，逃离比女强人似的自我奋斗、向性寻求自我这两条路更接近女性本身。
在一般人的眼光中，卜零是一个很没用的女人，工作拖沓被迫下岗，家庭一团糟，爱情永无着落。然而这正是男权社会的视角下所做出的价值判断。在一个男性中心的等级社会里，女性天生就是被“塑造”而成的。在将女性比喻为鲜花、饰物、柔顺的“鸽子”的赞美声中，女性有血有肉、有情有爱、有灵有性的鲜活人体沉没了。作为人而存在的女性被置换成了一道风景。聪明、能干被男权社会冠之以女强人；柔顺、温良则被男权社会贬之为女人就是低能。正如女性主义先驱——伍尔芙所说：在想象中她是最重要的，实际上她却毫无意义，“在小说中她掌握帝王和征服者们的命运”，实际上她却是男人的奴隶和财产，“文学中一些最动人的言辞、最深邃的思想皆从她嘴里吐露”，在真实生活里，她却不会读书写字。“女人是什么”，不过是男性文化设置的一个陷阱，一个圈套而已，由男性随自身的需要而赋予。在深究之下，徐小斌得出了这个结论。
的确，延续了数千年的整部人类历史都是由男性来书写的。人类的文化传承、社会经验都是男性化的。在男权社会中，女性是整个儿的缺席，不仅没有历史，没有语言，也没有未来，有的只是存在的碎片而已。这个十分柔软，对各种美好事物充满憧憬，富有自然灵性的女人，与这个男权社会格格不入，处处碰壁。其实这就反证了卜零是一个真正没有被男权社会所污染的本真女性。于是她只好本能地选择不断地逃离。对于囿于男权社会中的女性来说，迄今为止，没有一条比逃离更为彻底的解放之路。在一次次的逃离中，卜零勇敢地以行动否定了男性将有血有肉的女性经验纳入零的刻板形象之中的企图，发掘了女性存在的真实，彰显了被压抑和遗忘的女性经验，还女性以本来面目。
处于男权社会中的女性只能也只有在不停地否定中追寻解放之路。反观当今社会中仍以男性为中心的历史和文化模式的残缺与霸权对女性生命经验和精神生活的贬损，女性要为自已赢得作为一个人而不是一个神、更不是一个奴的平等
权利，是十分艰难的。然而悲哀的是，这些女性的觉醒者们也永远不知道自已要的是什么？！因为她们没有历史，没有自已的价值体系，没有自已的语言，甚至没有„„法国女性主义者曾用拉康的一个图示说明“妇女”是一个能指符号，而不是一种生物学上的女人。也就是说，在女人具体的“躯体”和能指符号“妇女”之间，不存在简单的对应关系。任何反对菲勒斯中心社会的女性主义都必须在表意过程中之内产生。由此也就注定了逃离是一条异常艰难之旅。
答案是什么，在一次次对现实的逃离中，在一代代女性觉醒者的叩问中，仍然是一个疑团。但那已并不重要，因为生命的书写在于过程。而一个个由生命连结而成的过程构成了女性主义觉醒者们的出路——寻求社会的男女对等，永无止境。
参考文献：
〔1〕黎慧．徐小斌：遇难航程中的自我赎救[J]．小说评论，1997，（1） 〔2〕戴雪红．后现代主义时代女性主义的发展[J]．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3，（10）
〔3〕陈晓兰．女性主义批评的经验论[J]．外国文学评论，1995，（2） 〔4〕盛英．谈徐小斌小说和神秘文化[J]．小说评论，1999，（5）
〔5〕易光．诗性写作：叙事的窘迫和对叙事传统的叛离[J]．文艺争鸣，1999， 〔6〕孟繁华．逃离意识与女性宿命—徐小斌九十年代的小说创作[J]．当代作家评论，1996，（6）
〔7〕王建刚．拒绝匿名的狂欢：关于女性写作[J]．浙江学刊，2000年，
（4）
〔8〕戴锦华．自我缠绕的迷幻花园——阅读徐小斌[J]．当代作家评论，1999，
（1）
无奈与奋争
——解读徐小斌中篇小说《双鱼星座》
摘要
本文从女性主义的立场，探讨徐小斌小说在女性寻求解放道路上的特有意义。在论述中，选择了她的代表作《双鱼星座》为切入点，讨论男权社会中女性所处的困境，指出选择逃离是女性在现实中自我救赎的出路，并探讨了它在女性生命意义上具有独到的价值、在女性主义写作中特殊的思想内涵。在论述中，阐述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追寻之路虽比以往的女性主义写作者的种种探索更为明智，然而仍是十分艰难之旅。
关键词：
徐小斌 女性主义 困境 逃离 自我救赎 生命意义
无奈与奋争
——解读徐小斌中篇小说《双鱼星座》
在中国的女性写作长廊中，徐小斌以她的才情和素养，成为一颗璀灿的明星。这位自觉的女性主义者书写着不能自已的女性生命体验。《双鱼星座》是她的代表作，也是一部关于现代女性的寓言。她以精致而锐利的笔法直接切入人物命运深处：女性在菲勒斯中心社会下遭遇种种生存困境，为了实现自我救赎而一次次地走上逃离之路。然而在逃离中，又被拉回到残酷的现实中。无奈与奋争，一次次宿命般地重演，又一次次固执地追寻，从而完成女性对自身命运的叩问。
一、 “菲勒斯中心”下的女性困境
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男性与女性构成了生存中最基本的两项对立，父权制社会的发展使这种对立走向极端。女性主义者认为，现代社会是“逻各斯中心”的社会，也是“菲勒斯中心”社会。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直到黑格尔和列维-斯特劳斯，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传统都是“菲勒斯中心主义”。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是一个男性中心思维模式所统治的世界。而“女性”的范畴只是虚构的。 在这个男性中心的社会里，男性靠的是金钱、权势、地位来证实自已的存在价值。同时，男性还是女性身体的拥有者和占有者。在这样的社会里，女性始终要承受着来自男性的重重压力。
对于菲勒斯中心社会里女性的生存困境，徐小斌有着切肤的疼痛和感受，并在她的作品中有着十分自然而准确地展现。纵观徐小斌的小说，这种女性的生存困境可分为两大类。其一，是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可感的困境；其二，是精神世界里形而上学的压迫。在徐小斌看来，这两种来自男权社会的压迫造成了女性无法突围的生存困境。几近窒息的生存空间，女性进一步丧失自我，沦落为男权社会的附庸，乃至祭品。
《双鱼星座》是徐小斌作品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篇什，也是女性主义写作的一篇典范之作。徐小斌展示了现实生活中女性具体可感的困境。《双鱼星座》女主
人公——卜零的设定上独具匠心。她的身份是一名影视编剧，工作需要使她成为这个男权社会的欲望表达者。而她的星座特质决定了她是一个一生渴望爱与被爱的人。于是，在这一矛盾中，这个会写出“春天，踏着湿漉漉的脚步走来”用内心感受生活的女人注定了要在菲勒斯中心社会陷入更大的困境。其次，徐小斌将与卜零有关的三个男人——丈夫、司机和老板分别设定为金钱、性和权力压迫的代码，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来凸现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
且看：
——丈夫韦从一名不文的小公务员摇身变成了经商的阔老板，彻头彻尾成了一个金钱的奴隶，并用金钱来衡量各种社会关系。在他眼里，当初花了不少力气追到的妻子“十分贫弱”，不如风月女子，因为后者懂得“一把斧子两头羊的”交换规则；连给卜零过生日也成了一场他用金钱堆出来的作秀，借以展示他如今的成功。这个没有生育能力的男人，连做爱的兴趣都没有，但是“只要生意需要随时可把老婆典出去”。他仗着自已有钱在家庭生活中也欺压妻子：自已可以乱买皮鞋宁可不穿，买回大堆冰冻食品宁可大半扔掉；却要求卜零把点煤气灶的火柴码放整齐，理由十分可笑，可在点两眼灶时省下一根。在金钱的腐蚀之下，连回归家庭——这条本质上“内囿”的女人选择的出路也被无情地堵上了。
——司机石高大英俊的外表、善于调情的手段深深地吸引了困境中的卜零。这个男人骨子里极度卑微懦弱，对卜零有非分之想，引诱却不敢付诸实施，暗地里还要与另外两个女人周旋。在情欲的煎熬中，“一种同谋式的默契”令卜零不由自主的胆战心惊。终于在一次偶然中撞见偷情的小石，卜零爱的肥皂泡就此破灭。石留给卜零的只剩下情欲的压迫，爱与被爱的权利被击得粉碎。
——单位里的老板更是阴险狡诈。他先劝说卜零去边寨组稿，后又让卜零背上作品格调不高的黑锅，逮住机会胁迫卜零为单位献血。事后，他还假惺惺地提上礼品探视休养的卜零，在语调亲切地连讲6个笑话后，通知其下岗了。不会迎合献媚，冒犯老板权威的卜零最终被顺理成章地剥夺了工作的权利，连替自已辨驳的机会都没有。
卜零，被压到了菲勒斯中心社会金字塔的最底层。她的经历也成为女性在男权社会现实生活困境的真实写照。
徐小斌曾说过“在当代，在这个充满着对于商业主义神话迷恋的时代„„一切都可以‘做’出来，包括爱”。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当代女性的现实处境和本质之一。现代文明的“物性”对女性的压抑无处不在。而处于自然天性的女性只能流离在现实之外。《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中的景焕具有惊人的艺术天分，对美丽的事物情有独钟，在现实中却难逃工蚁的卑微命运，不得不整天与刻板的数字打交道，最终她以疾病来逃离现实。更为绝妙的是：真情，这唯一能打开景焕内心的途径也被现代技术/移情疗法给摧毁了。
女性主义者认为，所有关于“人”的幻想和追求都应该有女人的一份。然而在这个文明社会里，女性所有的一切都是以男性的需求为基点建立。文化的长期浸淫使女性将社会的、男性的要求内化为女性的自我选择，从而将原来外在的、文化的压抑内化为女性的自我压抑。这种精神世界里形而上学的压迫更令女性自觉地陷入困境无力自拨。这在徐小斌的笔下也有精湛地演绎：
《迷幻花园》中的芬和怡，代表两种性格、生存状态和心理的女人，但都才华过人。然而这两名优秀的女性却周而复始地陷入了对一个男人的角逐中。芬横刀夺爱后迅速衰老，作为服装设计师的灵感窒息，只能将过盛的精力发泄到塑料模特儿身上，家只剩下独守空房的一份“酬劳”。怡以拒绝灵魂为代价获得了青春和美貌，却如机器人一般，回家后零件就会散落；在与手枪和生殖器模型为伴中，渲泄着对死亡和性的痛苦。然而，如果重来，两人依然会重蹈覆辙，陷入对这个如蓝田猿人活化石般的男人——金的角逐中。
原因是什么？因为女性在意识形态上无时无刻不在被男权社会塑造，从没意识到自身在这种潜移默化中的被动，由此破坏了女性自已的创造力与才华。在菲勒斯中心社会中，女性人生选择永远是双重困惑，人生选择永远是错误。这两位女性的佼佼者也只能把幸福归结为找一个好男人。那么，更多的女性更难逃菲勒斯中心社会下女性“被动人格”的集体无意识束缚。
徐小斌的高明之处在于：所有的压迫都在看似正常的生活秩序中，在流水般日复一日的生活中实施。一切是那么的顺理成章，然而对于女性来说，那却是犹如一把时光钝刀在实施生命凌迟！在现实社会与精神世界的多重压迫下，女性无能为力，不论清醒还是迷茫，都难逃陷入困境的命运。
二、 逃离，为了自我救赎
在菲勒中心社会里，女性承受着来自物化社会、精神乃至身体的重重压迫，无处存身。正是基于对这一现实的深刻洞悉，寻求自我救赎成为徐小斌的必然选择。作为女性主义的觉醒者，选择不断地逃离来作为在现实中的救赎，并与现实中的男权社会相对抗。
然而，从“history”逃向“hertory”，这一神话能实现吗？
女性特质存在的主体性应由自然存在、社会存在和精神存在构成大写之人，女性的自我认同和自我意识本应以其不断显现的差异来丰富宇宙的多样性。然而，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特质存在的现实化结果只能是流离于社会结构之外，包括逃离也只是一种虚幻。
在现实中四面楚歌的卜零只能借助于梦境，在想象中表达和完成对男性的深恨和报复。也只有在梦境中，卜零才能极度冷静地完成３个谋杀计划——先用一根冰冻里脊击中韦的后脑；在咖啡馆里用毒药水毒死老板；最后用姿色挑逗小石，再用水果刀击杀他。在这３场狞厉而美丽的谋杀中，表达的是卜零对现实世界的彻底绝望与无奈。也只有在想象中，这个现实生活里脆弱、孤寂而饥渴的女人才会显得如此干练与狰狞。幻想也是在现实中受困女性的逃离之门。景焕在一首《弧光》中将自已幻想为在蒙蒙夜色笼罩下，在湖面一条亮闪闪的轨道上滑行的蝴蝶般少女；她还多次幻想自已能够飞翔。
这种对于整个女性生存处境的深层悲哀，还埋藏在充满神秘文化的异乡中。于是，未被现代文明彻底笼罩的“化外之境”，诸如与远古神秘文化相通的遥远山寨、中缅边境的孟定小镇，异域风光和人情等等在徐小斌笔下也成了一条女性的自我救赎之路。
第一次赴山寨，卜零以那些有着古铜色或深褐色皮肤的人们为自已遥远的族人，而聊以自慰。当她失业后再度赴山寨时，在她心中，篝火、舞蹈、流血的牛和黑衣女子，成了一个异族老人的背景。这个老人因为给过她一枚据说能保佑她的戒指，而成为救赎的象征。她更是以自已是一名异族来作为与现实格格不入的心灵逃遁。
同样，向异乡寻求寄托也体现在《缅甸玉》的徐老师身上。与其说徐老师走上的是一条艰难的千里寻玉之路，其间有受玉石的诱惑，也有滇道难行的感受；毋宁说是一种“脱胎换骨”的经受，一种受未被现代文明所玷污的远古文化吸引，接受自然性灵的启迪之路。只不过她的寻求寄托隐晦些罢了。
向神秘主义逃遁是受现实挤压的直接后果，此间，女性得到抚慰和平息。无论在《双鱼星座》，还是在《迷幻花园》和《缅甸玉》等徐小斌的小说中，都充斥着星座、巫师、算命、心灵感应、异域情调。每每到人生中的诸多烦乱犹如宿命般不可避免地发生时，女主人公想象中的一切逐一被现实所粉碎时，就会有这些神秘主义的代码出现。卜零的星座由蒙尘到变亮，在山寨看到的原始图腾充满暗示的力量„„
卜零，这个在现实中处处碰壁，被岁月无情侵蚀而遗忘，在变质的家庭和冷酷的外部世界层层重压下的女子十分需要一份生命的真实来挽救自身的生命于无声息的枯萎之中。于是，卜零选择了回到女性最坚实的自我——身体中。
按女性主义者的观点，女性与身体的关系不是天生的，而是被造就的。在这个菲勒斯中心社会里，女性被剥夺了其它范围的生活，也被掠夺走了形而上学的思想、信仰，只余下身体这个唯一可供女性自已支配的东西。身体成了这个社会里，女性赖以确立自已，证实自已的存在尺度和价值尺度。因而，向自已的身体寻求慰藉是女性在向外部诉求，在将情感得救的希望寄托在男性身上失败后的一种反向逃逸，是一种女性企图拷问自我价值的特殊方式。
在所有现实之门关上之后，卜零活在自已的肉体里。在看似对自已身体想入非非的表层下，讲述着自已被这个菲勒斯中心社会剥夺了实在性的故事！在顾镜之怜中，这个没有一切现实中女性伪装，可为“理想”的爱而舍弃一切的女子一个部位、一个部位地比照自已的身体，终于发现自已是接近西亚、北非那一族的女子，作为与现实社会不宜的遁词。她时而又冥想自已是外族武士与唐代女子相爱后的后裔。
在镜中，她看到淑女面孔的背后有一座空房子，一个走来走去的女人，脱去光鲜的外衣后，显露的是肮脏的、被岁月所污染了的内衣。这正是卜零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写照。对镜起舞，赤裸地扭动身体，最后自慰，那是卜零对性爱的绝望之后，得以证实自已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女性存在。作为权力-欲望-金钱的
代码，作为三种男人类型的设置，丈夫、司机、老板这三个人物分别或同时与卜零发生牵连。丈夫韦从一文不名的小公务员变成下海经商的阔老板，一天天利欲熏心俗不可耐，不仅没有生育的能力，连最后的兴趣也消失了；给丈夫开车的司机石高大英俊，年轻漂亮，善于调情和搞一些偷偷摸摸的婚外恋，然而骨子里却极端卑微懦弱，徒有一张吸引人的男性脸蛋和外表；卜零单位里的老板阴险狡诈，又极其伪善，他无论是利用还是迫害起手下人来，连眼都不眨，卜零因不会对其迎合献媚而百般受刁难，在被老板胁迫去为单位鲜血后又被无情地逼迫下岗。于是，不光是爱的权利，连最基本的生存权利、谋生的饭碗也被剥夺了。绝望的她被无情的压到了金字塔的最底层，永远也不可能象男性一样成为金字塔的顶尖力量。
对于代表权力、欲望、金钱并给予她多重压抑的男性，卜零报复性地
在生活中受挤压的心高气傲的卜零和三个男人间的隔膜和对立，无不表现了现代女性与社会结构游离的性质。她以她的精神性存在对物质主义盛行的时代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她妄想逃离
换言之，女人和肉体的关系不是天生的，而是被造就的。女人因为被剥夺了其他范围的生活，被取走了其他种种活动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肉体的意义就加倍突出，她只剩下了唯一可以由自己支配的财产。肉体是她孤独的证明，她越孤独她越肉体化。在几乎所有通往现实的大门被关闭后，她不得不活在自己身上，活
在自己的肉体之内。或许，对自己的身体产生想入非非的臆想和幻觉，与其说是诱惑、挑战，不如说是重新讲述一遍由男性社会创造和遗留下来的那个神话，讲述自己被剥夺了实在性的故事。
像西方大多数女性作家一样，徐小斌也不顾一切地写到女性的身体，用自我的眼光对身体进行审视--这是女性回到自我的一种特殊的实践方式，女性主义或许扩大了它的意义和曾被唤起的力量，因为它实际只有精神的自恋意义。只有一个自然的男性他者，才使这个女性对身体的意识具有了现实的爱欲的内容。女性身体在此带着时代忧郁的暧昧，带着个体肉身的危象以及隐秘的快乐和羞耻，突破传统马其诺防线，在身体的
而女性特质存在的主体性应由自然存在、社会存在和精神存在构成大写之人，女性的自我认同和自我意识本应以其不断显现的差异来丰富宇宙的多样性。而由父权制统御的现实化结果，使卜零所谓的
同时，徐小斌又将这种对于整个人性、人生、女性生存处境的悲哀深藏于神秘文化中。她试图通过神秘文化这座堡垒，立体式地去透视人间的种种悖论：爱和自由、生存和恐惧、寻找自由和逃避自由„„这在她的长篇《敦煌遗梦》、《羽蛇》以及《海火》、《缅甸玉》等作品中可见一斑。而《双鱼星座》则弥漫着浓郁的女巫气息。卜零的存在和活动，仿佛都有特殊的意味，想要印证什么，又要摆脱什么。
在现实生活中格格不入，在爱情上一再遭受挫折的卜零，却在傣寨感受到一场心灵的洗礼，深切地感到
零心灵的皈依，是她对现实的无声的悲愤。
在这神话般的氛围中，时而让那个来自埃及或古波斯的巫师藏在水晶球后面，为卜零算命，卜零果然被言中，同丈夫的司机石产生恋情；时而用果实、萱草、海风、水母等，隐喻卜零的体态与她性欲时的堕落和虚无；大款丈夫韦见后，不仅顿消久违了的性欲，还忽然想起
这亦如女性主义先驱，英国女作家C·吴尔芙所言：
在对小石的恋情绝望之际，卜零又一次地不由自主地逃回到自已的体内。她全身赤裸地站在小石面前，如此地坦荡与无惧；连声逼问小石她是否美丽。这时的卜零，胴体的每一根线条都颤动着一种残忍的狞厉之美，就是象一名决战在即的武士的锋利兵器。卜零用这个狰狞又美丽的身体征服了小石；同时，也通过身体向男权社会实现了一次小小的反击。她的“全身心都在享受着复仇的快感”。
在身体的“空白之页”行使自我设想的书写权利，卜零重新发现了自已女性性别本身和自然存在维度上被社会存在所扭曲的方面，绽放出女性性别的光芒，
虽然只是昙花一现。然而悲哀的是，女性向自已身体的逃离充其量也只是一种精神自恋。
三、 一面哭泣一面追寻
作为一名女性写作者徐小斌给笔下的人物选择了一条逃离之路。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做法在探讨女性生命意义上具有独到的价值。可以说，逃离是女性寻求解放之路上的一个进步。
无论是向梦境与幻想寻求，还是逃向异域、异族；还是向神秘文化求助；还是向自已的身体和自然爱欲探问；这都只不过是表达了一种“可能”的想象，一种置于绝地的绝望思考。徐小斌曾以“逃离之路”为题，概括自已的创作与人生。正如戴锦华所说的那样。“在一份渐趋清晰的自我指认中，徐小斌始终在逃离：逃离绝望，逃离创痛，逃离孤立无援，也许是——逃离‘女人’：女人的不轨，女人的‘非法’的‘真相’，女人的伤痛而无名孤寂的内心生存。”（10）诚然，徐小斌笔下的女性也如斯，在逃离中，始终无法抵达皈依之所。戴锦华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那不是一处语词的乌托邦，便是必需予以妥协、叛卖的现实的代名。因为对于现实的深刻洞察，徐小斌明白没有任何他人能够拯救女性，即使是万能的上帝也不行。
《双鱼星座》中的结尾富有深意。卜零借用弹弓想打一颗石子射向双鱼星座。这时，天门悄然洞开，上帝看了一眼那个不安分的夏娃的后裔，最后把天门向女人永远地关上了。因为按照男权社会中的创世纪神话，她已在男人之先吃了那禁果，就该忍受比男人大得多的苦痛。这无疑是在说，女性任何的反抗和奋争最终都是徒劳的，是“不自量力”的。这里透着徐小斌在深谙现实后痛彻的绝望与悲凉。
所有的问题都“发生在革命的第二天”。当卜零们放逐了一个个男性之后，这些专革男性命的“女革命者”又如何呢？卜零再次踏上赴山寨的逃离之路。然而他乡也有男性的固执存在。摧毁了男性后的逃离并不意味着女性的解放。
然而，在明知不可为的情况下，徐小斌为什么还是让心爱的女主人公——卜零不断地逃离呢？徐小斌深刻而敏锐地意识到，在这个男权社会中，觉醒的女性
只能如神话中的弗弗西斯般一边哭泣一边追寻，永远处于这一循环而无止境中。这也是女性主义文学立场的自然流露。
在上世纪80年代，受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我国女性主义写作发展迅速。女性主义作家们试图在文学中言说对自已作为人的主体位置的探寻。我国女性对自已作为人的主体性探寻，大体上经历了“人（和男人一样的）——女人（和男人不一样的）——个人（以独立的提升了具体的千差万别的个人，将做人与做女人统一起来）这样一个曲折艰难的过程。
“女人是什么？”是这三个阶段的女性主义作家都会拷问的一个核心问题。在男权社会中，女人在“人”的范畴里，始终是一个缺乏自我的空洞能指。觉醒后的女性可以说出我不是什么，却难以从正面说出自已究竟是什么。所以，当女人试图摆脱传统社会赋予的角色，去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时，仿效男人是她们唯一的选择。于是在第一阶段，以张洁的《方舟》为例，曹荆华们自觉地将事业的追求看作女性自强自尊，实现“人”的社会价值，赢得独立人格和平等地位的一个重要途径。然而，放弃了女人的一切，像男人一样优秀，还是赢不来“人”的尊严与平等。在做人与做女人的双向悖论中，这成了一条无奈的凄苦之路。
在第二阶段，女性主义作家们从效仿之路及时抽身，重新拷问“女人是什么”。王安忆选择了性爱这一女性与生俱来的事物作为突破口。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是一种有生命而无历史存在，甚至没有自已的语言。要改变这种状态，创造出属于自已的东西，那只有“从我们身上迸发出来”。于是王安忆小说中的女性，无论是《小城之恋》中的混沌未开的少女，还是《荒山之恋》中的金谷巷女孩，《锦绣谷之恋》的女编辑，《岗上的世纪》中的李小琴都是生命活力昂扬的自然人，更具女性性别色彩。然而，这种平等只能始于性，也限于性，无法升华到精神层面上来。真正的两性平等只能是作家心中的海市蜃楼。
在第三阶段，“女人是什么”具体化为“我是谁”和“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女性将冲出只有女没有人的狭窄性别牢笼，成长为丰富多姿的精神上独立和成熟的女人。徐小斌、陈染、林白等将一些从未表达到的女性独异的体验第一次引入到了文学。然而，又能怎样呢？在这些作品的自陈自述中，复沓着一个女性成长的主题，裸露了成长中的身体感觉和心理流程。除此之外，答案仍然是否定的。于是，眼光洞达的徐小斌干脆让笔下的女性走上了不断逃离之路。
从女性主义立场来看，男权制社会文化为巩固其统治地位而有意识地强化男、女性间存在与经验的差异，从而将女性存在和女性经验界定为“他异者”，达到将其排斥和压抑的目的。女性主义者就是要将这种“他异性”存在“重现”，将它纳入人类文化的范畴，赋予其存在的价值和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说，逃离是女性寻求解放之路上的一个进步。因为，逃离比女强人似的自我奋斗、向性寻求自我这两条路更接近女性本身。
在一般人的眼光中，卜零是一个很没用的女人，工作拖沓被迫下岗，家庭一团糟，爱情永无着落。然而这正是男权社会的视角下所做出的价值判断。在一个男性中心的等级社会里，女性天生就是被“塑造”而成的。在将女性比喻为鲜花、饰物、柔顺的“鸽子”的赞美声中，女性有血有肉、有情有爱、有灵有性的鲜活人体沉没了。作为人而存在的女性被置换成了一道风景。聪明、能干被男权社会冠之以女强人；柔顺、温良则被男权社会贬之为女人就是低能。正如女性主义先驱——伍尔芙所说：在想象中她是最重要的，实际上她却毫无意义，“在小说中她掌握帝王和征服者们的命运”，实际上她却是男人的奴隶和财产，“文学中一些最动人的言辞、最深邃的思想皆从她嘴里吐露”，在真实生活里，她却不会读书写字。“女人是什么”，不过是男性文化设置的一个陷阱，一个圈套而已，由男性随自身的需要而赋予。在深究之下，徐小斌得出了这个结论。
的确，延续了数千年的整部人类历史都是由男性来书写的。人类的文化传承、社会经验都是男性化的。在男权社会中，女性是整个儿的缺席，不仅没有历史，没有语言，也没有未来，有的只是存在的碎片而已。这个十分柔软，对各种美好事物充满憧憬，富有自然灵性的女人，与这个男权社会格格不入，处处碰壁。其实这就反证了卜零是一个真正没有被男权社会所污染的本真女性。于是她只好本能地选择不断地逃离。对于囿于男权社会中的女性来说，迄今为止，没有一条比逃离更为彻底的解放之路。在一次次的逃离中，卜零勇敢地以行动否定了男性将有血有肉的女性经验纳入零的刻板形象之中的企图，发掘了女性存在的真实，彰显了被压抑和遗忘的女性经验，还女性以本来面目。
处于男权社会中的女性只能也只有在不停地否定中追寻解放之路。反观当今社会中仍以男性为中心的历史和文化模式的残缺与霸权对女性生命经验和精神生活的贬损，女性要为自已赢得作为一个人而不是一个神、更不是一个奴的平等
权利，是十分艰难的。然而悲哀的是，这些女性的觉醒者们也永远不知道自已要的是什么？！因为她们没有历史，没有自已的价值体系，没有自已的语言，甚至没有„„法国女性主义者曾用拉康的一个图示说明“妇女”是一个能指符号，而不是一种生物学上的女人。也就是说，在女人具体的“躯体”和能指符号“妇女”之间，不存在简单的对应关系。任何反对菲勒斯中心社会的女性主义都必须在表意过程中之内产生。由此也就注定了逃离是一条异常艰难之旅。
答案是什么，在一次次对现实的逃离中，在一代代女性觉醒者的叩问中，仍然是一个疑团。但那已并不重要，因为生命的书写在于过程。而一个个由生命连结而成的过程构成了女性主义觉醒者们的出路——寻求社会的男女对等，永无止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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