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杂志社的主任记者，我有幸先后四次采访了“两会”中的政协委员。回首往事，总有一些人和事让我感动，使我感到温暖，特别是政协委员们，总有一些小事，一些小的细节，感染着我，激励着我。
不久前，我去听了一场台湾歌手姜育恒北京个人演唱会，他的一曲《再回首》让全场观众来了一次集体卡拉OK。回到家中，开始写这篇新接下来的急稿。
我的父亲徐萌山是台盟中央评议委员会副主席，他在台盟担任了35年秘书长，他生前是二至八届的全国政协委员，父亲的许多朋友都是政协委员，因此我从小就与委员们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不断取得进步。
政协委员是一些值得敬重的人我们楼是全国政协的宿舍，住的都是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也都是全国政协委员，在我的印象中，他们都是一些和蔼可亲的老人，他们也像别的院的邻居一样，当你没带家门钥匙时，热情地邀请你到他们家聊天等侯家人谁家客人来得多了就到邻居家借椅子；以前没装独立电表、水表时，15户人家要每月轮流查表、收费。
即使是平日里的闲聊，因为委员们的经历丰富多彩，又是各种行业的专家，知识面很广，都会使我学到不少宝贵知识。
以前我们院没有保安，父亲担任着最高检察院的特约监察员，经常有陌生人带着上访材料直接就到我们家来反映情况，父亲总是耐心接待，帮助他们把材料转交给有关部门，协助他们解决问题。父亲总是说，多疏导一些人的情绪，多帮助一个人解决问题，就等于为社会分担压力。否则人家觉得投诉无门，走投无路，就会转为仇视大众，采取暴力行为攻击社会，麻烦会更大。
有一段时间我们家像个台胞接待站，有上访的、有落实政策的、有寻亲访友的、有知肖返城的，有许多台胞就临时住在我家，从上小学开始，有时父母不在家时，我就成了家中接待台胞的主角，指挥保姆端茶倒水，拿出自己的糖果请客人吃，听台胞们讲他们的各种故事，晚上把材料转交给父亲，接受父母奖励，给我买更多的糖果。现在许多当年来过我家的台胞已是各地台盟、台联的领导，有些是全国政协委员，有时采访时，他们就笑着说，以前吃过你发的糖果，现在得尽力帮你完成采访工作。不久前，我去陕西参加黄帝陵祭祖活动的采访，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台盟专职副主委、陕西省台联副会长、陕西省侨联副主席马克宁专程到酒店来看望我，说1978年她是西安外语学院的教师，到北京结婚度假住在我家附近的招待所，有一天在我家和我聊天一直聊到很晚，我当时上初中，讲的都是学校里的事，问我是否还有印象。我现在到各地出差，总有祖国处处有亲人的印象，感觉不错。
我大学毕业分到今日中国(当时叫中国建设)，那时还归文化部管理，“两会”时被抽调到政协大会上担任文艺界别书画组的简报秘书，半个多月驻会，与委员朝夕相处，白天若是开小组会就要做会议记录，那时也没有电脑，就临时培训了一下速记，两人一组记录，听不懂的方言，还得找委员个别解释，中午派发头一天的大会发言及简报，晚上整理记录出当灭的简报，由委员组长签发。还要负责外地委员用车的安排，白天如果是开大会就要和委员一起去人民大会堂，在车上负责清点人数、照顾委员。我们书画组当时的委员如刘海粟、李可染、黎雄才、关山月、白雪石、赖少其、刘炳森、华君武、毕克官、孙瑛等等都是全国著名的书画家，有些委员年岁太大了，一般只在驻地的房间里学文件，只有私人秘书、家人和小组的简报秘书能够见到他们，因此我们4位从不同单位抽调查小组简报秘书，在京丰宾馆里也小有名气，经常有其他界别的委员、小组秘书拿着一叠首日封、明信片，让我们替他们请书画组的委员签名留念，委员们从不拒绝。那时我可是过足了与名人合影留念、请名人签名留念的瘾了。大会休息时，我们要分头陪同外地委员购物、去红都做西服、去北大医院看病，因为我们的各项工作都完成得很好，大会结束时，委员组组长华君武送我们四个人每人一幅漫画留念。我们也与一些委员成为了朋友。
80年代后期，从丰台的京丰宾馆要把半个多月没回过家的大行李箱运回家，对我来说还是有难度的，父亲他们台盟组住在香山饭店，如果接我只能等到晚上，我当时又归心似箭，只好自己想办法。正巧当时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的老作家周而复委员还没回家，于是我就跟他说我是书画组的小组简报秘书，家住王府井那边，想搭他的车回家，他说没问题。看到我的大行李箱就开玩笑说，怎么小组简报秘书的行李比我们委员的行李还多呀，我也开玩笑说，简报秘书当然简报就多些了。在车上我们聊的很愉快，后来我告诉周老，我父亲是台盟的徐萌山。他笑着说，我与你父亲是老朋友了，我们在上海时就认识，回家向他问好。
回到家，问过父亲，果然他们早就认识，父亲还说，有一次委员到外地视察，他和周老同住一室，每到一处，都有许多人来向周老要书法，临回北京时，周老对我父亲说，这些天这么多人来找我，打扰你休息了，我也送你一幅字吧。
以后我就与周老成为忘年交了，他经常会送给我一些各种展览会的票，尤其以书画作品方面的居多，他常说，多看展览可以丰富各方面知识。周老每出版一本新书，都会签名送给我，还把我写的有关他的专访、通讯，与许多名人的文章一起收录在《周而复评论文集》中。
周老也经常邀请我去他家做客吃饭，他家的藏书很多，听周老讲故事，是一种精神享受，给他做人物专访时，时常会有一种精神碰撞的愉悦，使人感到思想的升华。他是一位思想深邃的老人，一位有着极深专业造诣的老人。他的学问与研究，到底有多深，我不知道，我只是能深刻地感觉到，那不是我能够穷尽的。在老人平易近人的外表下，我看到了一种高贵的专业精神和人生态度。这种境界令我向往。
我有时会请周老帮我修改文章，周老有时也会向教导自己子女一样的指导我，他曾说过，人一定要有一个专业，一个方向，做一行就要研究一行，深入一行，把这一行干好。
今年1月2日，周老90岁生日的前一天，我到北京医院看望病中的周老，正碰上文化部艺术研究院的院长和出版社的主编、副主编来取周老《往事回首录》和《周而复文集》的书稿，周老在70年的创作生涯中发表、出版小说、散文、诗歌、戏剧、报告文学、杂文和文艺评论等，共计1200万字左右。许多名篇被收入教科书，在国外出版和被拍摄成影视剧。
送走了取书稿的同志，周老对我讲，你已经评上了主任记者，应该写些在两岸交流中有影响的人物，比如像汪道涵同志，我与他很熟，他就住在上海的吴兴路，你什么时候想去采访他，我都可以帮你写介绍信。
我的采访提纲还没有准备好，
六天之后却听到了周老去世的消息。当我去找原周老秘书、现在为文化部中国演出管理中心副主任李文芳办公室，去取在医院里与周老的合影时。我遗憾地将此事告诉了李文芳，他说采访之事应该没什么问题，因为汪老上海解放初期是周老的部下，他们两家关系很好，周老的二儿子现在在上海复旦大学担任副校长，你若想采访汪老，只要他身体还行，我们都可以帮你联系。
我对周老的感激与感动太深，我已经无法用言语表达。这位老人，他让我感受了太多太多，他让我看到了一种崇高，令我向往并愿付一生以求。
第二年我又被派去做文艺界别作家、戏剧家组的小组简报秘书，这两次单位里的上会记者都把文艺组的采访任务交给了我，我与他们共同完成了政协会议的报道任务。
第三年开始，我多次作为单位里的上会记者去采访政协会议了，通过采访写作，我学到了很多很多。
认真报道好“两会”，报道好代表委员的切实工作，让百姓了解“两会”状况，了解各种问题的反映情况和委员看法，是我工作责任所在，而代表委员，也需要通过媒体的报道，让人民监督他们的履职情况，需要通过媒体，能更多反映人民的呼声。而我，也唯有努力工作，才能回报那些令我感动的人们――我们的代表委员们!
却西活佛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委员，采访他时，他总会说，我的普通话不好，你能听明白吗?当时我姐姐从美国回来探亲，她对藏传佛教给小孩摸顶祈福之事很相信，让我帮她联系，却西活佛很愉快的答应了，于是我和姐姐都带着小孩到西黄寺请却西活佛为他们摸顶、系小红绳，祝福她们万事如意。
在北戴河全国政协疗养院，我与比我年长37岁的父亲和一些老委员经常玩的一个游戏，就是看谁先游到鲨鱼网，最后一名要请大家吃冰激凌。父亲向他的朋友们介绍我是学校游泳队的队员，练过百米冲刺，他们都向我挑战。我知道父亲我是比不过了，他们在台湾小时侯必须接受日本式的教育，他很小就得过运动健将、游泳健将、剑道八段、空手道九段之类的运动奖项，在华东党校、中直机关的运动会上也屡屡获奖，身体素质跟我不是一个档次。我看看其他老同志，心想，总会有比我游得慢的吧，那样我就不用买冰激凌了，于是就应战。前100米我遥遥领先，到后边我就没后劲了，眼见着老委员们纷纷超过了我，上岸后，老委员们笑着说，我们都是黄浦军校训练出来的将官，应该算国家队的，你校队的输给国家队的没关系，不过你得请冰激凌，我只好乖乖地破费了我的零用钱。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买冰激凌的专利就不是我的了。
一次，部门布置我采写一篇访新当选工商联主席经叔平的文章，我如约来到他们家，那天经叔平主席却因病躺在床上，我连忙问用不用换个时间，他说，不用了，因为你们有发稿截止期，早一些访问了，写文章时可以从容些。他看我还是有些为难，就说，我和你父亲是老朋友，在湖北沙洋“五七”干校蔬菜班我们一起种过菜。你们家楼上的工商联副主席叶宝珊也是我的好朋友，你就随便问吧。我一下就觉得这个老委员真可亲，连我们新闻专业课上学过的，用共同的熟人拉近与被采访者之间的距离这一招，也被他用上了。于是我就拿出采访提纲开始提问，采访任务就顺利完成了。
身为杂志社的主任记者，我有幸先后四次采访了“两会”中的政协委员。回首往事，总有一些人和事让我感动，使我感到温暖，特别是政协委员们，总有一些小事，一些小的细节，感染着我，激励着我。
不久前，我去听了一场台湾歌手姜育恒北京个人演唱会，他的一曲《再回首》让全场观众来了一次集体卡拉OK。回到家中，开始写这篇新接下来的急稿。
我的父亲徐萌山是台盟中央评议委员会副主席，他在台盟担任了35年秘书长，他生前是二至八届的全国政协委员，父亲的许多朋友都是政协委员，因此我从小就与委员们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不断取得进步。
政协委员是一些值得敬重的人我们楼是全国政协的宿舍，住的都是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也都是全国政协委员，在我的印象中，他们都是一些和蔼可亲的老人，他们也像别的院的邻居一样，当你没带家门钥匙时，热情地邀请你到他们家聊天等侯家人谁家客人来得多了就到邻居家借椅子；以前没装独立电表、水表时，15户人家要每月轮流查表、收费。
即使是平日里的闲聊，因为委员们的经历丰富多彩，又是各种行业的专家，知识面很广，都会使我学到不少宝贵知识。
以前我们院没有保安，父亲担任着最高检察院的特约监察员，经常有陌生人带着上访材料直接就到我们家来反映情况，父亲总是耐心接待，帮助他们把材料转交给有关部门，协助他们解决问题。父亲总是说，多疏导一些人的情绪，多帮助一个人解决问题，就等于为社会分担压力。否则人家觉得投诉无门，走投无路，就会转为仇视大众，采取暴力行为攻击社会，麻烦会更大。
有一段时间我们家像个台胞接待站，有上访的、有落实政策的、有寻亲访友的、有知肖返城的，有许多台胞就临时住在我家，从上小学开始，有时父母不在家时，我就成了家中接待台胞的主角，指挥保姆端茶倒水，拿出自己的糖果请客人吃，听台胞们讲他们的各种故事，晚上把材料转交给父亲，接受父母奖励，给我买更多的糖果。现在许多当年来过我家的台胞已是各地台盟、台联的领导，有些是全国政协委员，有时采访时，他们就笑着说，以前吃过你发的糖果，现在得尽力帮你完成采访工作。不久前，我去陕西参加黄帝陵祭祖活动的采访，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台盟专职副主委、陕西省台联副会长、陕西省侨联副主席马克宁专程到酒店来看望我，说1978年她是西安外语学院的教师，到北京结婚度假住在我家附近的招待所，有一天在我家和我聊天一直聊到很晚，我当时上初中，讲的都是学校里的事，问我是否还有印象。我现在到各地出差，总有祖国处处有亲人的印象，感觉不错。
我大学毕业分到今日中国(当时叫中国建设)，那时还归文化部管理，“两会”时被抽调到政协大会上担任文艺界别书画组的简报秘书，半个多月驻会，与委员朝夕相处，白天若是开小组会就要做会议记录，那时也没有电脑，就临时培训了一下速记，两人一组记录，听不懂的方言，还得找委员个别解释，中午派发头一天的大会发言及简报，晚上整理记录出当灭的简报，由委员组长签发。还要负责外地委员用车的安排，白天如果是开大会就要和委员一起去人民大会堂，在车上负责清点人数、照顾委员。我们书画组当时的委员如刘海粟、李可染、黎雄才、关山月、白雪石、赖少其、刘炳森、华君武、毕克官、孙瑛等等都是全国著名的书画家，有些委员年岁太大了，一般只在驻地的房间里学文件，只有私人秘书、家人和小组的简报秘书能够见到他们，因此我们4位从不同单位抽调查小组简报秘书，在京丰宾馆里也小有名气，经常有其他界别的委员、小组秘书拿着一叠首日封、明信片，让我们替他们请书画组的委员签名留念，委员们从不拒绝。那时我可是过足了与名人合影留念、请名人签名留念的瘾了。大会休息时，我们要分头陪同外地委员购物、去红都做西服、去北大医院看病，因为我们的各项工作都完成得很好，大会结束时，委员组组长华君武送我们四个人每人一幅漫画留念。我们也与一些委员成为了朋友。
80年代后期，从丰台的京丰宾馆要把半个多月没回过家的大行李箱运回家，对我来说还是有难度的，父亲他们台盟组住在香山饭店，如果接我只能等到晚上，我当时又归心似箭，只好自己想办法。正巧当时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的老作家周而复委员还没回家，于是我就跟他说我是书画组的小组简报秘书，家住王府井那边，想搭他的车回家，他说没问题。看到我的大行李箱就开玩笑说，怎么小组简报秘书的行李比我们委员的行李还多呀，我也开玩笑说，简报秘书当然简报就多些了。在车上我们聊的很愉快，后来我告诉周老，我父亲是台盟的徐萌山。他笑着说，我与你父亲是老朋友了，我们在上海时就认识，回家向他问好。
回到家，问过父亲，果然他们早就认识，父亲还说，有一次委员到外地视察，他和周老同住一室，每到一处，都有许多人来向周老要书法，临回北京时，周老对我父亲说，这些天这么多人来找我，打扰你休息了，我也送你一幅字吧。
以后我就与周老成为忘年交了，他经常会送给我一些各种展览会的票，尤其以书画作品方面的居多，他常说，多看展览可以丰富各方面知识。周老每出版一本新书，都会签名送给我，还把我写的有关他的专访、通讯，与许多名人的文章一起收录在《周而复评论文集》中。
周老也经常邀请我去他家做客吃饭，他家的藏书很多，听周老讲故事，是一种精神享受，给他做人物专访时，时常会有一种精神碰撞的愉悦，使人感到思想的升华。他是一位思想深邃的老人，一位有着极深专业造诣的老人。他的学问与研究，到底有多深，我不知道，我只是能深刻地感觉到，那不是我能够穷尽的。在老人平易近人的外表下，我看到了一种高贵的专业精神和人生态度。这种境界令我向往。
我有时会请周老帮我修改文章，周老有时也会向教导自己子女一样的指导我，他曾说过，人一定要有一个专业，一个方向，做一行就要研究一行，深入一行，把这一行干好。
今年1月2日，周老90岁生日的前一天，我到北京医院看望病中的周老，正碰上文化部艺术研究院的院长和出版社的主编、副主编来取周老《往事回首录》和《周而复文集》的书稿，周老在70年的创作生涯中发表、出版小说、散文、诗歌、戏剧、报告文学、杂文和文艺评论等，共计1200万字左右。许多名篇被收入教科书，在国外出版和被拍摄成影视剧。
送走了取书稿的同志，周老对我讲，你已经评上了主任记者，应该写些在两岸交流中有影响的人物，比如像汪道涵同志，我与他很熟，他就住在上海的吴兴路，你什么时候想去采访他，我都可以帮你写介绍信。
我的采访提纲还没有准备好，
六天之后却听到了周老去世的消息。当我去找原周老秘书、现在为文化部中国演出管理中心副主任李文芳办公室，去取在医院里与周老的合影时。我遗憾地将此事告诉了李文芳，他说采访之事应该没什么问题，因为汪老上海解放初期是周老的部下，他们两家关系很好，周老的二儿子现在在上海复旦大学担任副校长，你若想采访汪老，只要他身体还行，我们都可以帮你联系。
我对周老的感激与感动太深，我已经无法用言语表达。这位老人，他让我感受了太多太多，他让我看到了一种崇高，令我向往并愿付一生以求。
第二年我又被派去做文艺界别作家、戏剧家组的小组简报秘书，这两次单位里的上会记者都把文艺组的采访任务交给了我，我与他们共同完成了政协会议的报道任务。
第三年开始，我多次作为单位里的上会记者去采访政协会议了，通过采访写作，我学到了很多很多。
认真报道好“两会”，报道好代表委员的切实工作，让百姓了解“两会”状况，了解各种问题的反映情况和委员看法，是我工作责任所在，而代表委员，也需要通过媒体的报道，让人民监督他们的履职情况，需要通过媒体，能更多反映人民的呼声。而我，也唯有努力工作，才能回报那些令我感动的人们――我们的代表委员们!
却西活佛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委员，采访他时，他总会说，我的普通话不好，你能听明白吗?当时我姐姐从美国回来探亲，她对藏传佛教给小孩摸顶祈福之事很相信，让我帮她联系，却西活佛很愉快的答应了，于是我和姐姐都带着小孩到西黄寺请却西活佛为他们摸顶、系小红绳，祝福她们万事如意。
在北戴河全国政协疗养院，我与比我年长37岁的父亲和一些老委员经常玩的一个游戏，就是看谁先游到鲨鱼网，最后一名要请大家吃冰激凌。父亲向他的朋友们介绍我是学校游泳队的队员，练过百米冲刺，他们都向我挑战。我知道父亲我是比不过了，他们在台湾小时侯必须接受日本式的教育，他很小就得过运动健将、游泳健将、剑道八段、空手道九段之类的运动奖项，在华东党校、中直机关的运动会上也屡屡获奖，身体素质跟我不是一个档次。我看看其他老同志，心想，总会有比我游得慢的吧，那样我就不用买冰激凌了，于是就应战。前100米我遥遥领先，到后边我就没后劲了，眼见着老委员们纷纷超过了我，上岸后，老委员们笑着说，我们都是黄浦军校训练出来的将官，应该算国家队的，你校队的输给国家队的没关系，不过你得请冰激凌，我只好乖乖地破费了我的零用钱。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买冰激凌的专利就不是我的了。
一次，部门布置我采写一篇访新当选工商联主席经叔平的文章，我如约来到他们家，那天经叔平主席却因病躺在床上，我连忙问用不用换个时间，他说，不用了，因为你们有发稿截止期，早一些访问了，写文章时可以从容些。他看我还是有些为难，就说，我和你父亲是老朋友，在湖北沙洋“五七”干校蔬菜班我们一起种过菜。你们家楼上的工商联副主席叶宝珊也是我的好朋友，你就随便问吧。我一下就觉得这个老委员真可亲，连我们新闻专业课上学过的，用共同的熟人拉近与被采访者之间的距离这一招，也被他用上了。于是我就拿出采访提纲开始提问，采访任务就顺利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