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60周年大典，我将会在天安门城楼观礼台上观看国庆大阅兵。”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毛新宇兴奋地告诉在场的媒体。他是第一个公开自己已获邀观看大阅兵的嘉宾。
上世纪50年代，毛新宇的爷爷毛泽东曾与赫鲁晓夫等各国“人民领袖”，还有他亲密的战友们一同登上天安门检阅台，检阅部队和群众游行队伍。
1984年，35周年大阅兵，除邓小平、胡耀邦等国家领导人外，正在访华的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和夫人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
1999年，世纪大阅兵，港商霍英东以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身份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庆典。城楼观礼台上，还有李嘉诚、郑裕彤、邵逸夫、郭鹤年、李兆基等一批香港著名人士。
每次大阅兵，能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阅兵的，无疑是这个国家和执政党最核心的领导人与他们亲密的国际友人，而各国使节、港澳台爱国人士、各阶层模范则被邀请登上城楼旁的观礼台，“同全中国人民～起欢度国家的节日”。
谁有资格登上天安门？
无论是上世纪50年代的大阅兵，还是最近1984年、1999年两次大阅兵，什么样的人可以被邀请上天安门，什么样的人可以被邀请上观礼台，都有详细的规定。
上世纪50年代，能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阅兵的除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在检阅台上的还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各委、部、会、院、署、行首长，人民解放军陆空海军首长，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在京常务委员，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等。
1984年和1999年两次大阅兵，在天安门城楼上除政治局常委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外，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成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中央军委委员、军委总部、军委纪委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以及在京的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纪委常委、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等。
此外，北京市相关领导，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主要负责人，担任过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领导职务的老同志，已故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和元帅的夫人也获邀登上天安门。
而能在城楼旁的观礼台上观看阅兵的，则是各部委的领导，在京的党代表、中纪委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在京中央委员、无党派人士代表，各民主党派中央常委，各界模范、代表，在京科学院院士、工程院院士、首都各界代表、台湾同胞、海外华人、华侨代表等。
1999年大阅兵时，香港已经回归，澳门也即将回归。因此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澳门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何厚铧两个特区主要官员、知名人士也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庆典。观礼台上也增加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国庆观礼团和澳门地区各界人士。
以此推论，能登上天安门观礼的嘉宾中，现任官员，除国家级副职以上的领导人外，党内以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为标准;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则以常委为标准;军方则要求是中央军委委员、军委总部、军委纪委、各大军区负责人。其他获邀人员则在观礼台上观看阅兵。
从赫鲁晓夫到李嘉诚
除高官和各条战线的先进模范，能登上天安门城楼和观礼台的还有“亲密的国际友人”和海外爱国侨胞。
“太美了，简直在梦中，在神话中。”1956年，苏联艺术家代表团成员吉伦米若娃在观礼时说。在那个年代，天安门城楼和观礼台上的外宾，很大一部分是苏联人。
以1955年为例，参加观礼的外宾共2910人，其中苏联专家就占了1050人。而从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远道而来的来宾有940人，资本主义国家来宾700人，驻京各国使馆人员约300人，共55个国家的外宾。
那个年代，几乎每次阅兵，中共都会邀请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观礼代表团”赴京观礼。50年代的每次阅兵，观礼人数都在1万人以上。
1954年国庆，当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一同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时，广场上“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欢呼和掌声”。和这两位老大哥一起检阅部队和游行的还有金日成等与中国结成“亲密友谊的兄弟国家”的人民领袖们。
5年后的10周年庆典，毛泽东和他亲密的战友们与赫鲁晓夫、苏斯洛夫、胡志明、诺沃提尼、金日成、泽登巴尔、萨瓦茨基、道比、加涅夫、谢胡、马特恩、波德纳拉希……十几位领袖们及60个兄弟党代表团团长和党的代表一起站在城楼上，这次阅兵几乎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伟大导师们的聚会。
也正是在这次阅兵时，赫鲁晓夫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毛泽东说准备撤回在华专家，并不再提供核技术帮助。此后，中共和“老大哥”的关系开始恶化。赫鲁晓夫和其他苏联领袖再也没机会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中国群众的欢呼。
1978年，没有大阅兵，但是在国庆典礼上，天安门城楼上出现了一个名叫李嘉诚的香港商人。他穿着一件紧身的蓝色中山装，站在一大堆同样穿着中山装的领导人身边，身形耐人寻味。此后的两次阅兵，观礼台上的“香港身影”越来越多。
1984年的阅兵，除中共亲密的伙伴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携夫人观礼以外，没有其他元首级的外宾。当然，正在访华的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和夫人也受邀登上城楼――就在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派团参加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夏季奥运会。而在4年前，中国曾抵制过莫斯科奥运会。
港商霍英东等人此时也以全国政协常委的身份受邀在天安门上观看阅兵。
1999年，香港特区首次组成400多人的庞大观礼团赴京参加国庆50周年庆典，占嘉宾总数1/8左右。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英东、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典礼。值得注意的是，能登上天安门城楼和观礼台观礼的香港人不再局限于拥有“政协或人大”的身份，而是以“香港特别行政区知名人士”统称。
这一年，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财政司司长曾荫权、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行政会议召集人梁振英及著名人士李嘉诚、郑裕彤、邵逸夫、郭鹤年、李兆基都被邀请登上城楼观礼台。
可以确定的是，即将举行的国庆60周年大阅兵典礼上，还会有更多的港澳知名人士获邀观礼。不出意外的话，担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的李嘉诚之子李泽钜将获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与其父亲完成另类的“传承”。
当然，无论是50年代，还是最近两次阅兵，各国驻华使节、在京的外国友人、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专家也会被邀请到观礼台观看阅兵。 1984年10月1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部队，西哈努克亲王（前排右四）等国际友人也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如今，新世纪的首次大阅兵将至，本港《大公报》称，届时从北京出入境的专、包机和公务机将达数百架次。能容纳4000人的观礼台上，除党政军、政协、人大等“固定户”外，谁有资格占得一席之地？答案将在10月1日揭晓。
“国庆60周年大典，我将会在天安门城楼观礼台上观看国庆大阅兵。”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毛新宇兴奋地告诉在场的媒体。他是第一个公开自己已获邀观看大阅兵的嘉宾。
上世纪50年代，毛新宇的爷爷毛泽东曾与赫鲁晓夫等各国“人民领袖”，还有他亲密的战友们一同登上天安门检阅台，检阅部队和群众游行队伍。
1984年，35周年大阅兵，除邓小平、胡耀邦等国家领导人外，正在访华的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和夫人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
1999年，世纪大阅兵，港商霍英东以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身份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庆典。城楼观礼台上，还有李嘉诚、郑裕彤、邵逸夫、郭鹤年、李兆基等一批香港著名人士。
每次大阅兵，能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阅兵的，无疑是这个国家和执政党最核心的领导人与他们亲密的国际友人，而各国使节、港澳台爱国人士、各阶层模范则被邀请登上城楼旁的观礼台，“同全中国人民～起欢度国家的节日”。
谁有资格登上天安门？
无论是上世纪50年代的大阅兵，还是最近1984年、1999年两次大阅兵，什么样的人可以被邀请上天安门，什么样的人可以被邀请上观礼台，都有详细的规定。
上世纪50年代，能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阅兵的除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在检阅台上的还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各委、部、会、院、署、行首长，人民解放军陆空海军首长，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在京常务委员，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等。
1984年和1999年两次大阅兵，在天安门城楼上除政治局常委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外，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成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中央军委委员、军委总部、军委纪委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以及在京的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纪委常委、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等。
此外，北京市相关领导，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主要负责人，担任过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领导职务的老同志，已故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和元帅的夫人也获邀登上天安门。
而能在城楼旁的观礼台上观看阅兵的，则是各部委的领导，在京的党代表、中纪委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在京中央委员、无党派人士代表，各民主党派中央常委，各界模范、代表，在京科学院院士、工程院院士、首都各界代表、台湾同胞、海外华人、华侨代表等。
1999年大阅兵时，香港已经回归，澳门也即将回归。因此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澳门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何厚铧两个特区主要官员、知名人士也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庆典。观礼台上也增加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国庆观礼团和澳门地区各界人士。
以此推论，能登上天安门观礼的嘉宾中，现任官员，除国家级副职以上的领导人外，党内以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为标准;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则以常委为标准;军方则要求是中央军委委员、军委总部、军委纪委、各大军区负责人。其他获邀人员则在观礼台上观看阅兵。
从赫鲁晓夫到李嘉诚
除高官和各条战线的先进模范，能登上天安门城楼和观礼台的还有“亲密的国际友人”和海外爱国侨胞。
“太美了，简直在梦中，在神话中。”1956年，苏联艺术家代表团成员吉伦米若娃在观礼时说。在那个年代，天安门城楼和观礼台上的外宾，很大一部分是苏联人。
以1955年为例，参加观礼的外宾共2910人，其中苏联专家就占了1050人。而从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远道而来的来宾有940人，资本主义国家来宾700人，驻京各国使馆人员约300人，共55个国家的外宾。
那个年代，几乎每次阅兵，中共都会邀请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观礼代表团”赴京观礼。50年代的每次阅兵，观礼人数都在1万人以上。
1954年国庆，当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一同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时，广场上“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欢呼和掌声”。和这两位老大哥一起检阅部队和游行的还有金日成等与中国结成“亲密友谊的兄弟国家”的人民领袖们。
5年后的10周年庆典，毛泽东和他亲密的战友们与赫鲁晓夫、苏斯洛夫、胡志明、诺沃提尼、金日成、泽登巴尔、萨瓦茨基、道比、加涅夫、谢胡、马特恩、波德纳拉希……十几位领袖们及60个兄弟党代表团团长和党的代表一起站在城楼上，这次阅兵几乎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伟大导师们的聚会。
也正是在这次阅兵时，赫鲁晓夫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毛泽东说准备撤回在华专家，并不再提供核技术帮助。此后，中共和“老大哥”的关系开始恶化。赫鲁晓夫和其他苏联领袖再也没机会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中国群众的欢呼。
1978年，没有大阅兵，但是在国庆典礼上，天安门城楼上出现了一个名叫李嘉诚的香港商人。他穿着一件紧身的蓝色中山装，站在一大堆同样穿着中山装的领导人身边，身形耐人寻味。此后的两次阅兵，观礼台上的“香港身影”越来越多。
1984年的阅兵，除中共亲密的伙伴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携夫人观礼以外，没有其他元首级的外宾。当然，正在访华的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和夫人也受邀登上城楼――就在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派团参加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夏季奥运会。而在4年前，中国曾抵制过莫斯科奥运会。
港商霍英东等人此时也以全国政协常委的身份受邀在天安门上观看阅兵。
1999年，香港特区首次组成400多人的庞大观礼团赴京参加国庆50周年庆典，占嘉宾总数1/8左右。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英东、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典礼。值得注意的是，能登上天安门城楼和观礼台观礼的香港人不再局限于拥有“政协或人大”的身份，而是以“香港特别行政区知名人士”统称。
这一年，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财政司司长曾荫权、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行政会议召集人梁振英及著名人士李嘉诚、郑裕彤、邵逸夫、郭鹤年、李兆基都被邀请登上城楼观礼台。
可以确定的是，即将举行的国庆60周年大阅兵典礼上，还会有更多的港澳知名人士获邀观礼。不出意外的话，担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的李嘉诚之子李泽钜将获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与其父亲完成另类的“传承”。
当然，无论是50年代，还是最近两次阅兵，各国驻华使节、在京的外国友人、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专家也会被邀请到观礼台观看阅兵。 1984年10月1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部队，西哈努克亲王（前排右四）等国际友人也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如今，新世纪的首次大阅兵将至，本港《大公报》称，届时从北京出入境的专、包机和公务机将达数百架次。能容纳4000人的观礼台上，除党政军、政协、人大等“固定户”外，谁有资格占得一席之地？答案将在10月1日揭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