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王先生是吗，我看到你的邮件了。怎么样？我这个月15号去上海参加一年一度的沪港论坛，我约你，我们见面好好谈谈。” “哦，时间来不及？怎么办呢？电话谈？现在谈？行呀!”2006年12月5日下午，杨汝万教授的声音从他的香港办公室里传回内地，温恭谦和，爽朗和蔼。 两个引擎应该加强交流 《华人世界》：从历史的角度看，李鸿章的洋务运动、梁启超的公车上书等等类似情形，是否可以看成是中国内地学习、借鉴海外智囊团的雏形? 杨汝万：清朝李鸿章处在一个和我们完全不同的社会，将他以及他所在的社会和现在相比不是很合适。洋务运动学习了很多西方现代文明，创办了很多近代中国的第一，包括第一个建议并向外国派遣中国留学生，但在当时的社会里，李鸿章没办法改变大的政治局面。 试图很宏大地去改变中国，这个想法不应该。 《华人世界》：香港以及落地在香港的诸多学术研究机构，对中国内地的发展发挥怎样的作用? 杨汝万：香港在很早之前便和西方国家基本上保持同步发展，很多方面的建设产生了一些经验和教训。1997年起香港实行一国两制，中国内地从1970年代以来20多年的现代化发展，尤其是内地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香港功不可没，有显而易见的示范作用。香港的学术研究机构对于内地的发展来说，在经济全球化、城市化等方面的意义是很大的，他们已经长期从事过很多类似的研究。 《华人世界》：您所广土的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的职责是什么?其智囊团的性质通过何种方式得以展现? 杨汝万：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是由复旦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在2001年1月共同创办的一个民间智囊组织。实际上在6年前复旦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的两位校长就有了这个想法，因为上海是长三角的龙头，香港虽然不去自称是珠三角的龙头，但的确是珠三角一个很有实力的城市，长三角和珠三角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两个引擎，应该加强联系和交流。因此，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应运而生。 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有三大目标，其中第一条便是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联合研究重大战略性课题，以新观点和新视野，向政府部门和企业机构等提供政策性建议，为国家整体谋求更大的福利。 我们主要是通过举办各种学术活动、论坛以及出版不同类型的刊物去做一些事情，每年都会举办一年一度的学术研讨会，发行一本年鉴，研讨会和年鉴都紧扣着发展的主流。比如，2001年我们在香港举办了题为“进入世贸后中华经济圈的持续发展”的第一届年度学术研讨会，当年年底中国加入WTO，2003年的主题是中国文化尤其是沪港文化互动，中国文化的崛起现在已经是人人谈论；2005年的主题则是沪港双城之间的发展关系和趋势。这些论坛都会形成一些书面的东西，这是有参考价值的。 连通中国和世界的桥梁 《华人世界》：目前如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等海外智囊机构对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有哪些影响? 杨汝万：国外智囊团在大洋彼岸，他们从遥远的地区所产生出来的影响，实际上不如香港。他们接触到的资料没有我们快捷、全面，实际做的工作也不如香港、亚太的学者。香港有地缘和文化的优势，国外智囊团在研究中国问题时，实际上是隔山打牛，拿到的资料很多都是二手、三手的。 《华人世界》：您刚说的是国卟智囊机构研究中国问题时的劣势，他们是否也有优势? 杨汝万：有，他们可以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性组织合作，从他们的出发点，以他们那一套的方式对中国进行解读，相对来说更加宏观一些。 不管如何，多一些关注中国问题的研究中心、学术机构等智囊团，总是好事情。很多外国人对中国的发展和改变仍然不够了解，有些人停留在1978年以前的中国，甚至还有人停留在传教士时代的中国。很多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学者便有传教士的家族背景。但实际上，目前的中国和1978年之前的中国，完全是两个世界。 《华人世界》：您以及您所在学术机构，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内地十大“智库”是否育学术交流等活动? 杨汝万：我们和他们都有联系，尤其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联系更为密切。我们不仅和这十大智库有交流，和非十大智库之列的其他学术研究机构，比如上海社科院也有交流。在包括泛珠三角区域等方面的研究上，我们香港和亚太地区的学术机构，与内地的学术机构、智库的沟通交流是很密切的。 《华人世界》：您如何评价包括您所领导的香港亚太研宪所等在内的海外华人智囊团? 杨汝万：海外华人智囊团就是一个桥梁，一个连通中国和世界的桥梁。一方面，中国可以通过海外华人智囊团相对深层次地去了解、认识世界，去发展自己：另一方面，世界也可以通过这些研究机构，了解、研究和解读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作出更为合理的判断。
“你好!王先生是吗，我看到你的邮件了。怎么样？我这个月15号去上海参加一年一度的沪港论坛，我约你，我们见面好好谈谈。” “哦，时间来不及？怎么办呢？电话谈？现在谈？行呀!”2006年12月5日下午，杨汝万教授的声音从他的香港办公室里传回内地，温恭谦和，爽朗和蔼。 两个引擎应该加强交流 《华人世界》：从历史的角度看，李鸿章的洋务运动、梁启超的公车上书等等类似情形，是否可以看成是中国内地学习、借鉴海外智囊团的雏形? 杨汝万：清朝李鸿章处在一个和我们完全不同的社会，将他以及他所在的社会和现在相比不是很合适。洋务运动学习了很多西方现代文明，创办了很多近代中国的第一，包括第一个建议并向外国派遣中国留学生，但在当时的社会里，李鸿章没办法改变大的政治局面。 试图很宏大地去改变中国，这个想法不应该。 《华人世界》：香港以及落地在香港的诸多学术研究机构，对中国内地的发展发挥怎样的作用? 杨汝万：香港在很早之前便和西方国家基本上保持同步发展，很多方面的建设产生了一些经验和教训。1997年起香港实行一国两制，中国内地从1970年代以来20多年的现代化发展，尤其是内地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香港功不可没，有显而易见的示范作用。香港的学术研究机构对于内地的发展来说，在经济全球化、城市化等方面的意义是很大的，他们已经长期从事过很多类似的研究。 《华人世界》：您所广土的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的职责是什么?其智囊团的性质通过何种方式得以展现? 杨汝万：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是由复旦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在2001年1月共同创办的一个民间智囊组织。实际上在6年前复旦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的两位校长就有了这个想法，因为上海是长三角的龙头，香港虽然不去自称是珠三角的龙头，但的确是珠三角一个很有实力的城市，长三角和珠三角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两个引擎，应该加强联系和交流。因此，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应运而生。 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有三大目标，其中第一条便是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联合研究重大战略性课题，以新观点和新视野，向政府部门和企业机构等提供政策性建议，为国家整体谋求更大的福利。 我们主要是通过举办各种学术活动、论坛以及出版不同类型的刊物去做一些事情，每年都会举办一年一度的学术研讨会，发行一本年鉴，研讨会和年鉴都紧扣着发展的主流。比如，2001年我们在香港举办了题为“进入世贸后中华经济圈的持续发展”的第一届年度学术研讨会，当年年底中国加入WTO，2003年的主题是中国文化尤其是沪港文化互动，中国文化的崛起现在已经是人人谈论；2005年的主题则是沪港双城之间的发展关系和趋势。这些论坛都会形成一些书面的东西，这是有参考价值的。 连通中国和世界的桥梁 《华人世界》：目前如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等海外智囊机构对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有哪些影响? 杨汝万：国外智囊团在大洋彼岸，他们从遥远的地区所产生出来的影响，实际上不如香港。他们接触到的资料没有我们快捷、全面，实际做的工作也不如香港、亚太的学者。香港有地缘和文化的优势，国外智囊团在研究中国问题时，实际上是隔山打牛，拿到的资料很多都是二手、三手的。 《华人世界》：您刚说的是国卟智囊机构研究中国问题时的劣势，他们是否也有优势? 杨汝万：有，他们可以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性组织合作，从他们的出发点，以他们那一套的方式对中国进行解读，相对来说更加宏观一些。 不管如何，多一些关注中国问题的研究中心、学术机构等智囊团，总是好事情。很多外国人对中国的发展和改变仍然不够了解，有些人停留在1978年以前的中国，甚至还有人停留在传教士时代的中国。很多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学者便有传教士的家族背景。但实际上，目前的中国和1978年之前的中国，完全是两个世界。 《华人世界》：您以及您所在学术机构，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内地十大“智库”是否育学术交流等活动? 杨汝万：我们和他们都有联系，尤其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联系更为密切。我们不仅和这十大智库有交流，和非十大智库之列的其他学术研究机构，比如上海社科院也有交流。在包括泛珠三角区域等方面的研究上，我们香港和亚太地区的学术机构，与内地的学术机构、智库的沟通交流是很密切的。 《华人世界》：您如何评价包括您所领导的香港亚太研宪所等在内的海外华人智囊团? 杨汝万：海外华人智囊团就是一个桥梁，一个连通中国和世界的桥梁。一方面，中国可以通过海外华人智囊团相对深层次地去了解、认识世界，去发展自己：另一方面，世界也可以通过这些研究机构，了解、研究和解读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作出更为合理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