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純鈎 昨天 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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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2013年6月7日，一个男人在Facebook公司门前翘起拇指。在无数社交网络上被关注、关注别人已经成了新一代年轻人的生活方式。）
这一两年来，香港出版市场在急速萎缩，从前只是说“狼来了”，这一回只怕狼真的来了。
不只是我们，外面的行家们也都在叫救命，大家都束手无策，失去方向，都在等上天打救。电子书出来后、网络开始盛行时，传统出版业走向末日之说就甚嚣尘上，但那几年事情还没有坏到让人绝望，现在真是看不到出路在哪里了。
事情很明白，在“爱疯”和“面书”全球化以后，谁还有心情去捧一本砖头一样的书，啃那二十万字的“巨著”？现在在地铁巴士上，一半以上的人在玩手机：打游戏、写短讯、听音乐、看影片，个别在看文字的，可能是一些“段子”(边看边笑)，如有人在看新闻，那简直会令人惊喜了。
有人一面走路一面在看手机，就像玩杂技一样，一心二用；有人一面开会，还忍不住隔三两分钟就把手机拿起来瞄一下，偷偷写几个字；有人和你饮茶，谈到兴奋处，又会停下来扫几下手机屏幕。人人都在忙手机和面书，谁在意书店里有什么新书上市?
这一两年来，我们就一直在向市场求饶。严肃的、思想性强的卖不动，当然只好割爱。高品位的要向中间靠拢，有些以前实在无法出手的，现在也硬着头皮上了。做出版现在再不敢说什么理想，只能自我安慰说：“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取得平衡”，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天底下就没有这种平衡存在，天平永远都向现实倾斜。
现在和年轻人吃饭，菜一上来先拍照，饭没吃完这晚的菜色就上了“面书”，或通过手机传到朋友那里去了。我问年轻人，你今晚吃什么好东西和你朋友有关吗？他们都说有关，朋友会来关注叫好啊！我替他算一下，他有小学、中学、大学同学，有先前的同事、今天的同事，有远近见面不见面的亲戚，也就是说，他昨晚一碟黄金虾，理所当然与数十人有关了。人家关注你，你不关注他，那对不起别人的热心，而且你对人冷淡，人家对你的关注也会产生“疲劳”，结果自己难免失去别人的关注。公平一点看待，人家昨天晚上吃一个冬瓜盅，你也就责无旁贷要去“分享”一下。
自从“爱疯”和“面书”出来后，被关注就相当于一种快乐指数，有没有人关注，多少人关注，相当于你有多少价值，因此关注流失，也难免造成负面情绪。
名主持林超荣在专栏里说，他有两部手机，两个微信，参加各种各样的群组，可以想象，他也要回应各种不同的问题，发表意见，关注别人顺便被别人关注。林超荣按理也是我们的目标读者，我不知道他近年来会不会少买了书。
时代大踏步往前走，把那些跟不上的人抛在后面，问题是，前面等着我们的又是什么呢？是好光景，那当然去得越快越好，是不那么好的，只怕要停下来想一想吧，万一是沦落，那就去得越快死得也越快。
有一位公司同事说，现在流行乐坛上那些歌星，她一个都不认识了，更别提他们唱的歌。同事今年也不过三十来岁，她已经不认识新歌星了。对于现在的歌迷们来说，三十岁人喜欢的那一批已经是过去一代了。想当年我们听梅艳芳、张国荣、叶倩文、罗大佑，我母亲和儿子都一样喜欢，也就是说，那时我们一家三代都在同一个文化天空下。现在三十岁那一批已经脱节，二十岁那一批不久也将成过去式，历史如此气急败坏，无暇细顾就一页又一页地翻过去了。
在香港，我一些老教授、老报人的朋友，有的至今拒绝用手机，有的买了手机只供自己打出时用，不把手机号给别人，他们的目的都是宁肯慢一点，从容一点，少一点干扰，多一点自在，因此他们省下来的心思和时间，还可以用来读一点自己喜欢的书。
问题是他们喜欢的书养不起出版社了，所以也不会有出版社再照顾他们的口味。而在他们后面，新世纪的一代正摧枯拉朽带着“爱疯”和“面书”往前赶，他们是消费市场的生力军，他们就快要不知道世上有一种叫做书的东西了。浩如烟海的书，几千年来累积了人类的智慧，用几十块钱可以买回来别人几十年的思想结晶，像盐一样，溶化在自己的生命里，使自己的生命更有光采。他们对此没有感觉了，只对一碟黄金虾有没有人关注有感觉。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最后一代出版编辑，也不忍心告诉公司里的年轻同事，劝她们早早转行，大家都只是一种等待“来日大难”的心态。高科技本来是为人服务的，现在反过来，是人被它们裹挟了，它们成了人的主人。
话说回来，如果香港、大陆乃至世界，就我们生存的大环境来说，都如此阴郁不明、凶吉难卜，到处箭拔弩张，火山一座座将爆未爆，那么香港小小的出版行业的衰落，也就算不上是什么大事了。哲人说的：长远而言，我们都将鸣呼哀哉。
顏純鈎 昨天 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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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2013年6月7日，一个男人在Facebook公司门前翘起拇指。在无数社交网络上被关注、关注别人已经成了新一代年轻人的生活方式。）
这一两年来，香港出版市场在急速萎缩，从前只是说“狼来了”，这一回只怕狼真的来了。
不只是我们，外面的行家们也都在叫救命，大家都束手无策，失去方向，都在等上天打救。电子书出来后、网络开始盛行时，传统出版业走向末日之说就甚嚣尘上，但那几年事情还没有坏到让人绝望，现在真是看不到出路在哪里了。
事情很明白，在“爱疯”和“面书”全球化以后，谁还有心情去捧一本砖头一样的书，啃那二十万字的“巨著”？现在在地铁巴士上，一半以上的人在玩手机：打游戏、写短讯、听音乐、看影片，个别在看文字的，可能是一些“段子”(边看边笑)，如有人在看新闻，那简直会令人惊喜了。
有人一面走路一面在看手机，就像玩杂技一样，一心二用；有人一面开会，还忍不住隔三两分钟就把手机拿起来瞄一下，偷偷写几个字；有人和你饮茶，谈到兴奋处，又会停下来扫几下手机屏幕。人人都在忙手机和面书，谁在意书店里有什么新书上市?
这一两年来，我们就一直在向市场求饶。严肃的、思想性强的卖不动，当然只好割爱。高品位的要向中间靠拢，有些以前实在无法出手的，现在也硬着头皮上了。做出版现在再不敢说什么理想，只能自我安慰说：“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取得平衡”，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天底下就没有这种平衡存在，天平永远都向现实倾斜。
现在和年轻人吃饭，菜一上来先拍照，饭没吃完这晚的菜色就上了“面书”，或通过手机传到朋友那里去了。我问年轻人，你今晚吃什么好东西和你朋友有关吗？他们都说有关，朋友会来关注叫好啊！我替他算一下，他有小学、中学、大学同学，有先前的同事、今天的同事，有远近见面不见面的亲戚，也就是说，他昨晚一碟黄金虾，理所当然与数十人有关了。人家关注你，你不关注他，那对不起别人的热心，而且你对人冷淡，人家对你的关注也会产生“疲劳”，结果自己难免失去别人的关注。公平一点看待，人家昨天晚上吃一个冬瓜盅，你也就责无旁贷要去“分享”一下。
自从“爱疯”和“面书”出来后，被关注就相当于一种快乐指数，有没有人关注，多少人关注，相当于你有多少价值，因此关注流失，也难免造成负面情绪。
名主持林超荣在专栏里说，他有两部手机，两个微信，参加各种各样的群组，可以想象，他也要回应各种不同的问题，发表意见，关注别人顺便被别人关注。林超荣按理也是我们的目标读者，我不知道他近年来会不会少买了书。
时代大踏步往前走，把那些跟不上的人抛在后面，问题是，前面等着我们的又是什么呢？是好光景，那当然去得越快越好，是不那么好的，只怕要停下来想一想吧，万一是沦落，那就去得越快死得也越快。
有一位公司同事说，现在流行乐坛上那些歌星，她一个都不认识了，更别提他们唱的歌。同事今年也不过三十来岁，她已经不认识新歌星了。对于现在的歌迷们来说，三十岁人喜欢的那一批已经是过去一代了。想当年我们听梅艳芳、张国荣、叶倩文、罗大佑，我母亲和儿子都一样喜欢，也就是说，那时我们一家三代都在同一个文化天空下。现在三十岁那一批已经脱节，二十岁那一批不久也将成过去式，历史如此气急败坏，无暇细顾就一页又一页地翻过去了。
在香港，我一些老教授、老报人的朋友，有的至今拒绝用手机，有的买了手机只供自己打出时用，不把手机号给别人，他们的目的都是宁肯慢一点，从容一点，少一点干扰，多一点自在，因此他们省下来的心思和时间，还可以用来读一点自己喜欢的书。
问题是他们喜欢的书养不起出版社了，所以也不会有出版社再照顾他们的口味。而在他们后面，新世纪的一代正摧枯拉朽带着“爱疯”和“面书”往前赶，他们是消费市场的生力军，他们就快要不知道世上有一种叫做书的东西了。浩如烟海的书，几千年来累积了人类的智慧，用几十块钱可以买回来别人几十年的思想结晶，像盐一样，溶化在自己的生命里，使自己的生命更有光采。他们对此没有感觉了，只对一碟黄金虾有没有人关注有感觉。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最后一代出版编辑，也不忍心告诉公司里的年轻同事，劝她们早早转行，大家都只是一种等待“来日大难”的心态。高科技本来是为人服务的，现在反过来，是人被它们裹挟了，它们成了人的主人。
话说回来，如果香港、大陆乃至世界，就我们生存的大环境来说，都如此阴郁不明、凶吉难卜，到处箭拔弩张，火山一座座将爆未爆，那么香港小小的出版行业的衰落，也就算不上是什么大事了。哲人说的：长远而言，我们都将鸣呼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