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的贸易顺差额逐步增大，贸易收支顺差一方面提高了我国的对外支付能力和偿债能力，缓解产能过剩问题，起到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然而，巨额的贸易顺差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如：增大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引发外汇储备超常增长、加剧我国与主要贸易收支顺差来源国或地区间的贸易摩擦、增加了宏观调控的难度等，给经济增长带来不确定性。贸易顺差问题随之成为我国理论界和政策界关注的焦点，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也已成为我国当前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之一。因此，当前的当务之急是积极探寻我国贸易收支顺差的原因，以寻求解决对策。
一、我国贸易顺差的特点
自1994年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以来，我国贸易收支一直保持顺差的局面（见下图），但增长幅度明显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94－2004年，在这11年间保持了较为平稳的增长，顺差额基本在300亿美元左右，最高达434.7亿美元；第二个阶段是2005年至今，我国的贸易顺差额呈现急剧增长态势，2005年的贸易顺差额由上年的320.9亿美元迅速飙升1020亿美元，上涨了219％，较1994年增长了18倍之多，2006年的贸易顺差额较2004年增长了近6倍，2007年的贸易顺差则高达2620亿美元。
（一）加工贸易顺差对我国贸易顺差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从表1可以看到，在1994－2005年间，一般贸易差额有顺差也有逆差，其他贸易差额则均为逆差，但惟有加工贸易一直保持顺差，且顺差的增长幅度与我国贸易顺差的增长幅度基本一致。2006年加工贸易出口总额为5103.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8.4%；进口总额为3215.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4.8%；顺差为1596.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6.2%。
（二）外商投资企业对我国贸易顺差的贡献不断增强
外资企业进出口贸易规模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见表2），其贸易额由2000年的2367.13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8316.38亿美元，占总贸易的比重由2000年的49.9%上升到2005年的58.48%，增加8个百分点。其贸易顺差额占总贸易顺差额的比重由2000年的8.99％上升到2005年的55.61％。2000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首次超过国有企业，成为出口贸易的第一主导力量，2006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占全国出口总额的52%，而且外商独资方式更为普遍。
（三）我国对部分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顺差不断扩大
我国贸易顺差主要集中在美国、香港和欧盟等国家或地区，而且表现出逐年扩大的趋势。2007年一季度，对美国贸易收支顺差346.8亿美元，占顺差总额74.7%，同比增加60.8亿美元，增长21.3%；对欧盟顺差276.9亿美元，占顺差总额59.6%，同比增加95.4亿美元，增长52.6%；对香港顺差362.2亿美元，占顺差总额78%，同比增加79.8亿美元，增长28.3%。
二、我国巨额贸易顺差的成因
我国贸易收支顺差是由来已久的问题，其长期存在必然有其根本的原因，如出口以加工贸易为主，产品附加值较低等，但近年来贸易顺差的激增也存在新的因素，如人民币升值预期以及人民币尚未实现自由兑换等。
（一）人民币升值预期
一般认为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导致了人民币的进一步升值，但另一方面，人们开始怀疑快速增加的贸易顺差中存在“热钱”的变相套利行为，而汇率的升值预期是巨额贸易顺差后面的驱动力量。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商务部研究院，以及多家投资银行的研究人员，对外贸顺差数字问题都有过专门研究。他们的研究方法尽管不一，各自给出的估计数字也不一致，但结论几乎一样，即中国实际的贸易顺差没有公布的这么大。商务部研究院梅新育指出，一些外商出口企业出口额居然超过营业额100%，更高的达到150%，这说明存在贸易作假以导致资本内流。渣打银行分析师王志浩通过对中国官方统计的出口值和中国前十大贸易伙伴本地海关统计的进口值之间的对比，认为2005年“贸易中隐藏的非贸易资金流入”占贸易顺差总额的65％。
贸易收支对预期汇率变动反应敏感主要源于我国特定的背景：对人民币汇率的单边一致的升值预期，以及人民币的不完全自由兑换。2003年国际上主要国家纷纷指责人民币的汇率制度，要求摆脱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实行单独浮动，国内外普遍形成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2005年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为汇率的浮动提供了空间，人民币平均升值达2％，并且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一直在加强。而我国目前的外汇管理体制是人民币仅实现了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兑换，而资本和金融项目下仍受到严格管制。那么，当预期本币升值时，促使大量资金以隐蔽和曲折的方式绕开资本管制通过经常项目（主要是贸易渠道）流入以套取汇差，致使贸易顺差激增，使其成为国际上制造贸易摩擦和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理由，最终会进一步加剧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致使通过贸易渠道流入的资金更多，使贸易顺差额更大，以至形成恶性循环。
（二）外商直接投资不断增加
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以来，我国连续成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外商直接投资额从2001年的468.78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694.7亿美元，增长48.19%。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招商引资政策，每年吸收外商直接投资600亿美元左右，并且大约60%的投资额集中到加工制造业，在国内设立加工企业的跨国公司上下延伸产业链，通过来料和进料加工等方式迅速建立产能，向国际市场供应低价位的轻纺和机电产品。而出口加工贸易已经转入“小进大出”，在很大程度上拉动了我国的出口贸易，使顺差的数字加大。但我国出口加工产品的层次过低，产品附加值不高，尽管出口额大，盈利空间却极为有限。
（三）鼓励出口的优惠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解决资金、外汇短缺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我国为鼓励出口、增加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政策，特别是出口退税政策，鼓励以出口为导向，发展沿海外向型经济。尤其是1998 年以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出口乏力，内需亦不旺的形势，国家调整了出口退税率，对出口的增加起到重要作用。出口退税政策鼓励了出口，对逐步攀升的贸易顺差起了扩大作用。
（四）进口增速的下降
近年来进口增速的下降也是贸易顺差产生的原因之一。2001－2004年间，进出口几乎是保持同步的增长幅度，所以贸易顺差保持在一个比较合适的水平。但在2004年以后，进口增速的下降导致了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出口增速在2005－2006年间只比2001－2004年间减少了3%，而进口增速却下降了13%。而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限制对我国的高科技产品和必需品的出口，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进口增速的提高。
三、解决我国巨额贸易顺差的措施
（一）逐步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
如果放开对资本流动的管制，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那么，在预期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目前通过贸易渠道非法流入的资本会选择通过资本和金融项目合法流入以套取汇差，从而释放贸易项目的压力，减少贸易顺差。
但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必须循序渐进的推进。首先需要不断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使人民币汇率能够真实体现市场供求。其次，逐步放宽境内居民和企业购汇限制，通过推动国内企业“走出去”，不断放宽对QFII和QDII的投资主体资格和投资额度的限制。
（二）发展国内企业，逐步取消出口鼓励措施
为解决持续攀升的贸易收支顺差，一方面，政府需要尽快改变“奖出限入”的贸易政策，加快国内市场开放进程，积极鼓励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发展对外贸易，逐步取消外商投资企业的优惠政策，改变外资企业在我国外贸中占据主要地位的局面；另一方面，要逐步取消出口税收优惠，中资企业的出口，应按照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WTO国民待遇原则，逐步取消各种税收优惠和银行贷款优惠。
为了缓解过高的贸易顺差压力，国家也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2004年将钢材产品退税由原来的15%统一下调到13%；2005年将板材、线棒材出口退税由13%下调到11%；取消了生铁、钢坯等钢材半成品的出口退税；2006年将板材和线棒材出口退税率由11%下调为8%，对铁合金、生铁、钢坯等钢铁产品加征10%出口关税；从2007年7月1日起调整了2831项商品的出口退税政策，约占海关税则中全部商品总数37%，其中降低了2268项容易引起贸易摩擦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部分初级产品的出口出现了持续下降。
（三）提升出口产品技术含量
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贸易顺差，要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调整外贸出口结构，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进一步实施以质取胜的战略，优化对外贸易结构，提高出口竞争力，提高对外贸易的质量和效益。在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的同时，进一步提高效益，出口商品以数量增加为主转变为以品质提高为主，扩大高新技术产品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自主品牌的高附加值的产品出口，进而促进实现贸易收支平衡。
（四）扩大国内紧缺资源性产品和先进技术的进口
为了缓解发达国家对我国贸易顺差施加的压力，我国应该积极鼓励国内企业进一步扩大国内紧缺资源性产品和对国民经济具有战略影响的高技术和关键设备的进口，并给予税收优惠，以促进国内产业改造升级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
美国、欧盟是世界科技最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在高技术领域具有很大的优势，我国对其高级材料、航空航天、生物技术、电子技术、先进装备、信息通讯、生命科学、原子能技术、光电子技术等方面的产品具有广泛的需求。因此，我国政府要力促美欧放弃对我国出口的歧视性政策，一方面，我国要与美欧保持友好的外交关系，鼓励其用实际行动构筑建设性伙伴关系；另一方面，要多作美欧高技术企业的工作，通过这些企业向其政府施加压力，放宽对我国高技术出口的限制。
当前，我国贸易顺差的形势对我们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必须从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客观需要出发，抓住当前我国对外贸易的有利时机，趋利避害，加快涉外经济政策的调整，使我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型，促进我国经济内外均衡、健康、协调发展。
（作者系安徽财经大学金融学院讲师、苏州大学商学院金融学博士）
近年来，我国的贸易顺差额逐步增大，贸易收支顺差一方面提高了我国的对外支付能力和偿债能力，缓解产能过剩问题，起到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然而，巨额的贸易顺差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如：增大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引发外汇储备超常增长、加剧我国与主要贸易收支顺差来源国或地区间的贸易摩擦、增加了宏观调控的难度等，给经济增长带来不确定性。贸易顺差问题随之成为我国理论界和政策界关注的焦点，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也已成为我国当前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之一。因此，当前的当务之急是积极探寻我国贸易收支顺差的原因，以寻求解决对策。
一、我国贸易顺差的特点
自1994年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以来，我国贸易收支一直保持顺差的局面（见下图），但增长幅度明显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94－2004年，在这11年间保持了较为平稳的增长，顺差额基本在300亿美元左右，最高达434.7亿美元；第二个阶段是2005年至今，我国的贸易顺差额呈现急剧增长态势，2005年的贸易顺差额由上年的320.9亿美元迅速飙升1020亿美元，上涨了219％，较1994年增长了18倍之多，2006年的贸易顺差额较2004年增长了近6倍，2007年的贸易顺差则高达2620亿美元。
（一）加工贸易顺差对我国贸易顺差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从表1可以看到，在1994－2005年间，一般贸易差额有顺差也有逆差，其他贸易差额则均为逆差，但惟有加工贸易一直保持顺差，且顺差的增长幅度与我国贸易顺差的增长幅度基本一致。2006年加工贸易出口总额为5103.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8.4%；进口总额为3215.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4.8%；顺差为1596.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6.2%。
（二）外商投资企业对我国贸易顺差的贡献不断增强
外资企业进出口贸易规模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见表2），其贸易额由2000年的2367.13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8316.38亿美元，占总贸易的比重由2000年的49.9%上升到2005年的58.48%，增加8个百分点。其贸易顺差额占总贸易顺差额的比重由2000年的8.99％上升到2005年的55.61％。2000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首次超过国有企业，成为出口贸易的第一主导力量，2006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占全国出口总额的52%，而且外商独资方式更为普遍。
（三）我国对部分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顺差不断扩大
我国贸易顺差主要集中在美国、香港和欧盟等国家或地区，而且表现出逐年扩大的趋势。2007年一季度，对美国贸易收支顺差346.8亿美元，占顺差总额74.7%，同比增加60.8亿美元，增长21.3%；对欧盟顺差276.9亿美元，占顺差总额59.6%，同比增加95.4亿美元，增长52.6%；对香港顺差362.2亿美元，占顺差总额78%，同比增加79.8亿美元，增长28.3%。
二、我国巨额贸易顺差的成因
我国贸易收支顺差是由来已久的问题，其长期存在必然有其根本的原因，如出口以加工贸易为主，产品附加值较低等，但近年来贸易顺差的激增也存在新的因素，如人民币升值预期以及人民币尚未实现自由兑换等。
（一）人民币升值预期
一般认为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导致了人民币的进一步升值，但另一方面，人们开始怀疑快速增加的贸易顺差中存在“热钱”的变相套利行为，而汇率的升值预期是巨额贸易顺差后面的驱动力量。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商务部研究院，以及多家投资银行的研究人员，对外贸顺差数字问题都有过专门研究。他们的研究方法尽管不一，各自给出的估计数字也不一致，但结论几乎一样，即中国实际的贸易顺差没有公布的这么大。商务部研究院梅新育指出，一些外商出口企业出口额居然超过营业额100%，更高的达到150%，这说明存在贸易作假以导致资本内流。渣打银行分析师王志浩通过对中国官方统计的出口值和中国前十大贸易伙伴本地海关统计的进口值之间的对比，认为2005年“贸易中隐藏的非贸易资金流入”占贸易顺差总额的65％。
贸易收支对预期汇率变动反应敏感主要源于我国特定的背景：对人民币汇率的单边一致的升值预期，以及人民币的不完全自由兑换。2003年国际上主要国家纷纷指责人民币的汇率制度，要求摆脱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实行单独浮动，国内外普遍形成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2005年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为汇率的浮动提供了空间，人民币平均升值达2％，并且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一直在加强。而我国目前的外汇管理体制是人民币仅实现了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兑换，而资本和金融项目下仍受到严格管制。那么，当预期本币升值时，促使大量资金以隐蔽和曲折的方式绕开资本管制通过经常项目（主要是贸易渠道）流入以套取汇差，致使贸易顺差激增，使其成为国际上制造贸易摩擦和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理由，最终会进一步加剧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致使通过贸易渠道流入的资金更多，使贸易顺差额更大，以至形成恶性循环。
（二）外商直接投资不断增加
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以来，我国连续成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外商直接投资额从2001年的468.78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694.7亿美元，增长48.19%。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招商引资政策，每年吸收外商直接投资600亿美元左右，并且大约60%的投资额集中到加工制造业，在国内设立加工企业的跨国公司上下延伸产业链，通过来料和进料加工等方式迅速建立产能，向国际市场供应低价位的轻纺和机电产品。而出口加工贸易已经转入“小进大出”，在很大程度上拉动了我国的出口贸易，使顺差的数字加大。但我国出口加工产品的层次过低，产品附加值不高，尽管出口额大，盈利空间却极为有限。
（三）鼓励出口的优惠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解决资金、外汇短缺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我国为鼓励出口、增加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政策，特别是出口退税政策，鼓励以出口为导向，发展沿海外向型经济。尤其是1998 年以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出口乏力，内需亦不旺的形势，国家调整了出口退税率，对出口的增加起到重要作用。出口退税政策鼓励了出口，对逐步攀升的贸易顺差起了扩大作用。
（四）进口增速的下降
近年来进口增速的下降也是贸易顺差产生的原因之一。2001－2004年间，进出口几乎是保持同步的增长幅度，所以贸易顺差保持在一个比较合适的水平。但在2004年以后，进口增速的下降导致了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出口增速在2005－2006年间只比2001－2004年间减少了3%，而进口增速却下降了13%。而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限制对我国的高科技产品和必需品的出口，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进口增速的提高。
三、解决我国巨额贸易顺差的措施
（一）逐步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
如果放开对资本流动的管制，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那么，在预期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目前通过贸易渠道非法流入的资本会选择通过资本和金融项目合法流入以套取汇差，从而释放贸易项目的压力，减少贸易顺差。
但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必须循序渐进的推进。首先需要不断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使人民币汇率能够真实体现市场供求。其次，逐步放宽境内居民和企业购汇限制，通过推动国内企业“走出去”，不断放宽对QFII和QDII的投资主体资格和投资额度的限制。
（二）发展国内企业，逐步取消出口鼓励措施
为解决持续攀升的贸易收支顺差，一方面，政府需要尽快改变“奖出限入”的贸易政策，加快国内市场开放进程，积极鼓励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发展对外贸易，逐步取消外商投资企业的优惠政策，改变外资企业在我国外贸中占据主要地位的局面；另一方面，要逐步取消出口税收优惠，中资企业的出口，应按照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WTO国民待遇原则，逐步取消各种税收优惠和银行贷款优惠。
为了缓解过高的贸易顺差压力，国家也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2004年将钢材产品退税由原来的15%统一下调到13%；2005年将板材、线棒材出口退税由13%下调到11%；取消了生铁、钢坯等钢材半成品的出口退税；2006年将板材和线棒材出口退税率由11%下调为8%，对铁合金、生铁、钢坯等钢铁产品加征10%出口关税；从2007年7月1日起调整了2831项商品的出口退税政策，约占海关税则中全部商品总数37%，其中降低了2268项容易引起贸易摩擦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部分初级产品的出口出现了持续下降。
（三）提升出口产品技术含量
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贸易顺差，要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调整外贸出口结构，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进一步实施以质取胜的战略，优化对外贸易结构，提高出口竞争力，提高对外贸易的质量和效益。在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的同时，进一步提高效益，出口商品以数量增加为主转变为以品质提高为主，扩大高新技术产品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自主品牌的高附加值的产品出口，进而促进实现贸易收支平衡。
（四）扩大国内紧缺资源性产品和先进技术的进口
为了缓解发达国家对我国贸易顺差施加的压力，我国应该积极鼓励国内企业进一步扩大国内紧缺资源性产品和对国民经济具有战略影响的高技术和关键设备的进口，并给予税收优惠，以促进国内产业改造升级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
美国、欧盟是世界科技最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在高技术领域具有很大的优势，我国对其高级材料、航空航天、生物技术、电子技术、先进装备、信息通讯、生命科学、原子能技术、光电子技术等方面的产品具有广泛的需求。因此，我国政府要力促美欧放弃对我国出口的歧视性政策，一方面，我国要与美欧保持友好的外交关系，鼓励其用实际行动构筑建设性伙伴关系；另一方面，要多作美欧高技术企业的工作，通过这些企业向其政府施加压力，放宽对我国高技术出口的限制。
当前，我国贸易顺差的形势对我们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必须从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客观需要出发，抓住当前我国对外贸易的有利时机，趋利避害，加快涉外经济政策的调整，使我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型，促进我国经济内外均衡、健康、协调发展。
（作者系安徽财经大学金融学院讲师、苏州大学商学院金融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