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消费理论把经济消费作为提高生活质量的标准，造成过度消费的病态，加剧全球生态环境危机。生态经济学研究者发现人类基本需求从古至今是不变的，人类福利与经济消费并不相关，经济消费有可能降低生活满意程度，因此生态经济学开始关注消费理论。本文总结了生态经济学者的消费理论研究，在发现常规消费理论缺陷的基础上，重新解释了消费，并提出改变消费模式是走向可持续消费的途径。旨在说明关于消费与生态环境研究中的规律性和方法，为以后生态经济消费理论发展作基础。
关键词：消费；需求；可持续；生态经济�
中图分类号：F12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8)01-0067-07�
近年来关于消费的研究充满着活力。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有关消费研究的论文著作体现在不同的学科与方法中，并不断地广泛涵盖各种专题。经济领域把经济消费作为福利的提高，加剧全球生态环境危机。生态经济考虑到人类与环境交互作用的各个方面，从此角度研究发现人类福利与经济消费并不是相关的，经济消费有可能降低生活满意程度。因此生态经济在指出常规消费理论缺陷的基础上，从需求理论和环境保护的角度重新解释了消费，并提出要实现可持续消费必须改变消费模式。这些理论旨在说明关于消费与环境研究中的规律性和方法的深度与广度，并对生态经济远期发展打基础。�
1.常规消费理论的缺陷�
消费研究有很长的历史，消费理论发展到今天出现了很多缺陷。首先，常规消费理论不但忽略了消费的规模问题即可持续性，而且没有认识到消费在环境中的角色。常规消费理论强调需求拉动消费，认为消费数量标志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消费数量增长使生产扩大，最后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其次，对工作相关的消费不够重视，同时区分生产与消费时也存在缺陷。传统消费更多关注生活消费，对工作相关的消费动力研究不够。现在消费包含了复杂的隐喻和内涵，当前消费理论很难解释看似属于消费范畴的活动，尤其当消费本身就是工作的一种形式时，如购买股票和债券、借贷甚至回收。生态经济学认识到消费理论的缺陷，认为对可持续性的未来而言，现在消费模式是不好的；同时认识到消费者是环境保护支持者的一部分，他们的消费选择决定消费模式，最终影响可持续消费的发展，并认为随着消费者的觉悟提高，消费文化的发展历程可能被逆转［2］。�
1.1 可持续性消费�
1994年联合国环境署正式提出了“可持续性消费”的定义：提供服务以及相关的产品以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提高生活质量，同时使自然资源和有毒材料的使用量最少，使服务或产品的生命周期中所产生的废物和污染物最少，从而不危及后代的需求［1］。其实质是如何在为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和提高生活质量而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的同时，持续减少该产品或服务对环境的影响和对人体的危害。而常规消费理论只考虑到前者，没有注意到产品或服务对环境的影响，更没有注意到资源是有限的、消费规模也是有限。同时可持续性消费的观点认为：必须通过改变消费方式（替代产品）而不是消费水平（减少产品和服务的消费）来改善环境。�
1.2 消费的环境角色�
消费产品和服务不仅是赋予社会意义的经济产品，同时也是实际存在的物质产品。没有任何一种经济产品不具有自然足迹。每一个生产过程都是以智能活动作为开始：认识到在自然景观部分之中的潜在使用性，就像土地用于放牧，木材用于建筑，矿石用于冶炼。此时价值已不再视为自然界的一部分，而是一种资源。如果潜在的资源市场价值高于探究和利用资源的价值，那么资源就被开采，而高于的那部分价值就是废物花费。但过度负荷、水资源的干涸以及废物堆都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从而产生了环境问题。 显然，常规消费理论并没有注意到这些。�
1.3 生产与消费�
生产与消费是相互交织的，传统的区分生产和消费的概念是有缺陷的，并且对于更可持续的生活模式的发展是一种障碍。因此认清工作中消费动力以及正确区分消费和生产的关系，对于可持续消费模式的研究是很关键的。�
1.3.1 工作相关的消费动力�
第一、工作环境和条件可能引起个人（家庭）消费的改变（家庭环境的改变）。第二、家庭消费（环境）的改变又促使工作模式发生变化。第三，有时与工作相关的馈赠也使得家庭消费成为可能。雇主很愿意为其员工提供设备，这就使家庭办公成为可能。显然，以上所述的消费动力都是具体的，并且是与日常生活经验息息相关的。�
1.3.2 消费和生产的关系�
与国民收入核算相比，对生产和消费的差异性的传统分析已经受到人们的质疑。在国民收入核算中展示了生产活动和非生产活动之间的差异。其中的部分基本原理是为了说明推动国家生产力的活动，然而哪些活动属于这一范畴呢。Miller提出：在基本的国民核算中有关生产活动和其他交易活动之间的差异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由于它的任意性，哪些是生产活动哪些不是的界限还不是很清楚［3］。这种任意性强调了区分生产和消费概念时，必须与将要采取的具体分析目的结合在一起。�
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中也有关于消费和生产的差异分析。以效益作为理论的核心，生产应该解释为有效用的生产，而消费应该具有享受的效益。在对家庭行为的分析中，认为应该在效用源中辨别差异：过程效益是在因为完成一项事情而产生的，而目标效益则是在已经做完某件事情而产生的。家庭活动或消费活动能够提供过程和目标积极的或是消极的效用。在Winston的具体时间模式中，家庭应该选择消费活动的结合点，因为它能够最大化于被测时间的效益价值；同样，工作也能够提供过程和目标效用，但唯一关于工作和消费的基本差异在于工作因支付货币工资而产生了直接效用［1］。因此，家庭将在工作和消费中进行再次选择从而使时间价值最大化。这种框架暗含着供应和享用的效用不能被用来区分生产和消费。这种区分只是在完全不同的市场模式中的差异：在公司所发生的一切活动都归结为生产活动，而在家庭中所发生的活动则归类为消费活动。�
2.生态经济学中消费理论�
生态经济学对于消费的研究兴趣是根据经济系统是生态系统的子系统这一基本思路而产生的。其基本观点是人类经济植根于自然之中，并占据着地球生物圈的一定空间。相对于自然体系来说，现有人类经济的规模过大以至于威胁到人类生命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支撑系统［4］。在此背景下，人类必须重新审视消费问题：如何在不增加经济规模情况下，解决全球贫困问题，提高人类福利。为此我们必须改变现有的消费观点和理论，重新解释消费问题。�
2.1 远离无限欲望走向可持续消费�
2.1.1 需求理论�
“需求”概念在理解消费行为中担任重要角色，并且是经济心理学、消费者研究和市场研究的关键；但关于人类需求的讨论一直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话题。一些人认为人类需求可以提供一个组织性框架，清楚地阐述关于发展、进步、生活质量和人类幸福的主题；另外一些人则指出了基于“基本需求”思想的发展策略的失败，认为人类福利与消费没有必然联系；还有一些人认为需求是一种与发展目标不相关的事物，认为揭示偏好的传统经济学概念和国家选择是理解消费和实现可持续性的更可靠工具。本文总结了三种与人类需求理论相关的思考方法。�
第一种思考方法是出于经济学科，它往往把需求等同于欲望或偏好，并对他们不进行合理区分，或忽视需求理论的存在。古典经济学一般公开承认需求的正式角色，把个体效用作为“需求满意”的一种测量［1］。但后来经济学中的发展则不断把人类需求概念的角色边缘化。现代新古典经济学一般都避开这个问题，认为经济学可以说出欲望、偏好和需求各自的有用之处，但是区分它们本身是没有意义的。经济学主要对资源分配问题感兴趣，一般拒绝区分不同类型的偏好或者资源利用的动机。经济学中消费者选择理论本质上源自市场中基于“揭示偏好”的消费物品需求理论；并努力去区分不同类型或水平的消费者偏好，或者揭示消费者对特殊物品需求的动机。因此不同类型的消费者需求被经济学折叠到“欲望的平坦草原”［5］。从而无限欲望的概念成为了消费者社会整个大厦的基础。�
第二种思考方法主要讨论在人类福利观念中赋予需求概念一个关键结构性角色。从McDougall所列的18种人类需求和著名的Maslow等级需求理论到Max－Neef需求理论，都表明需求概念在人类获取福利中占据重要角色。McDougall认为人类需求是天生倾向或本能特征；Maslow则采用金字塔形式设计出了需求等级顺序，认为人类需求满足顺序是从低到高的［1］。但是作为人类我们不仅受到生理学的生存物质需要的驱动，还存在着人类灵魂部分，即使人在不满足基本需求的情况下仍追求尊重和卓越；同时它过分强调需求满足的个体特征，而轻视了社会、文化和自然环境的重要作用。为弥补Maslow需求理论的这些缺陷，Mallmann提出另外一种二维分类方法，并列出十种需求和对应的三种满足类型：个人、社会和生态；而Max－Neef进一步发展了这个分类方法，设置了九种“价值论”需求――生存、保护、情感、理解、参与、身份、休闲、创造和自由――相对四种“存在论”需求：存在、行为、拥有和互动［5］。Max-Neef框架区分了剥夺和潜力，认为在事物缺乏的意义上需求就是剥夺；但当需求扩展到适合激发或动员目标时它就是潜力。而贫困看做是满足需求的失败，不再仅根据低水平人均收入简单定义；因此我们不再期望经济增长一定可以缓解贫困。�
这些需求理论认为福利提供是满足基本需求的过程，但不能正确区分经济消费和人类福利，从而导致过度消费的病态。人们认为任何商品的消费都会增加个人（集体）效用，并把各种增加福利的不同消费行为普遍等同。现代社会中消费行为成为一种嗜好特征，‘地位消费’――消费者之间相互比较产生的消费――占相当大的比例，因此带来Hirsch所谓的“社会增长限制”问题。他这样描述：“在拥挤的人群当每个人都踮起脚尖时，每个人看到的都是一样的，没有人会看到更好的风景。但是过程的一开始一些踮起脚尖的人会看到更好的风景，而其他人为了保持他们的地位会被迫跟随。如果所有人都跟随……每个人消耗更多资源并以相同的地位结束”［6］。事实上人类福利与消费并没必然联系，而且又可能是两个相反的方向［7］。研究证明经济和人类生活满意之间并没有强烈的直接关系。从1981到1991十年间尽管个人收入水平增加了，但1991年人们不如在1981年幸福［5］。传统发展的生态批评更加责备现代社会消费模式，认为高水平物质生活方式不但是心理和社会失败，而且也正在破坏着环境；精确地讲，消费社会正遭受着一种“病态”。由此看来现代需求理论在可持续消费上可能不会成功。�
第三种思考方法是从各种更现代、更哲学的观点中产生出来的，包括社会学、人类文化学和社会哲学，他们都认为整个基本需求讨论是浮夸的、天真的和说教的。�
无论是需求理论的支持者和还是批评者，他们都把特殊选择定义为“需求”，并强调其重要性和道德合法形式。在消费者选择讨论中基本需求和欲望不过是两种不同哲学传统；前者通过“必要、缺乏”来表达，归功于受清教徒启发的功利主义传统；后者体现在“高兴和喜爱”存在于浪漫主义传统。基本需求讨论不但忽略了其哲学来源而且忽略了它是心理学的组成部分［8］；因为欲望动力是人类精神的基本方面，这种动力对纯粹基本需求特征是没有责任的。剥夺和满足可能是需求来源动力的典型，但愉快的追求不是由剥夺激发的而往往是由保证满足引起的。如果根据“我需求这个或那个消费品”的陈述，来提供我获取这种物品比其他人的优越途径，或我获取其他物品的优越性，这并不是满足我的基本需求，其实那仅是我喜爱或偏好它。Heller认为真伪需求之间所有区分都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人类认识到的所有需求也都应是真实的”［8］，由此看来需求讨论不过是天真的说教。�
2.1.2 从需求到功能�
需求理论不能清楚表达人类需求的基本驱动力或动机。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Amartya Sen提出这样的思想：个人福利不单独与收入水平有关，也与个人拥有的自由或“能力”有关，而能力是人们潜在的功能。功能是存在和行为。参与社区、与其他人联系、劳动力市场的运行、关心他人、健康并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些都是功能的例子。当功能是结果时，能力是实现这些结果的自由或机会［5］。能力而不是商品阻止了需求满足语言的缺乏。能力方法允许我们区分饿死的人们与饥饿的人们，前者可能是他们选择了禁食而不是没有吃的能力。相似地，可以区分步行的人，有一些是没有其他机会手段，而有些人是由于环境原因而选择了步行。同时为实现相同能力范围的社会功能，一些人比其他人要求更多商品（比如残疾人灵活性能力，怀孕妇女需求营养的能力）。能力方法强调的重点从愉快或满意者的主观感受转向客观标准如健康和参与的机会，它唤醒对贫困和剥夺的关注。另一方面，它强调机会而不是结果保护了个人选择的一些尊重，这是对于基本需求方法批评的关键顾虑之一。能力方法指引我们调查社会和社会消费模式是否有利于人们健康生活，是否与自然和谐相处。�
2.1.3 走向可持续消费的生态社会理论�
需求理论框架引起了需求满足过程中消费行为的角色和功能问题。人类客观有限需求和通过市场表达的个人潜在无限欲望和偏好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经济物品和服务和“满足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什么类型的经济物品实际上对满足人类需求有贡献并促进人类福利？哪些仅是服务于地位消费？在这个经济消费正腐蚀着全球生态系统的世界里，能够识别哪些消费贡献人类需求满足，哪些消费仅是伪满足者和环境破坏者是非常关键的。但是，事实上很少有人去研究这些问题的具体答案。走向可持续消费是生态经济学解释消费的目的，希望通过这些问题的讨论寻找走向可持续发展的福利生态社会理论的道路。�
2.2 可持续消费挑战：转变人类的行为与生活方式�
可持续消费是减缓环境影响的消费方式，并使整个社会走向可持续发展。而消费者作为购买者，其消费选择和生活方式将对环境有很大影响。现今关于当前消费的环境影响世界已形成了一些共识：如果要阻止资源枯竭、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废物与污染的生产以及宝贵的“自然”环境的破毁所带来的长期影响的话，人类生活方式，特别是西方的生活方式必须要发生转变。转变人类行为和生活方式成为可持续消费的挑战。�
要转变消费者行为和生活方式，必须首先认清消费者的地位。现阶段消费者分为三种地位：行使环境选择的决策者；影响提议环境选择范围的市民；有关再制造不同资源强度的生活方式的参与者。不同地位的消费者对环境影响不同，转变其选择行为和生活方式途径也不同。�
消费者作为决策者时，他们有行使环境选择的能力。首先消费者是独立的“购物者”，他们的选择决定着地球的命运和未来。他们可以选择进行“绿色”消费，也可以选择奢侈消费。如果消费者做出 “绿色”选择：选用更可能有效的洗衣机、当地生产的食品或公共交通工具，那么很多环境破坏是可以避免的。比如Powergen典型的Bright Sparks 项目，利用消费者不同选择，节省了能源并减少了3百万的能源账单［9］。消费者就像环境系统中关键“开关”；一个方向开向破坏环境的“新陈代谢”，另一个方向开向保护生态环境。因此告知消费者他们行为的结果和劝告他们进行不同行为即转变生活方式是走向可持续消费的有效途径。�
消费者作为影响环境选择提议市民时，他们不仅是购物者，而且是积极保护环境的“市民”。保护环境的动机促使消费者寻求如何减少产品资源强度的方法，努力发展和创造能减少环境退化的技术和生活结构，同时影响发展供应的选择（低影响）模式并重新制定其相关的新规则。长期看来，作为市民的消费者参与了生产-消费循环组织，把期望的环境标准不断渗入日常生活结构，让更多人接触“游戏标准”规则，即生态理性行为的一系列标准。比如通过宣传让市民们意识到冬天穿厚衣服比暖气更适合人类。这种观点承认环境结果是价值观驱动行为和行为路线造成，但它期望环境动机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认为可持续消费政策挑战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劝说而是帮助消费者发现实现日常生活必要目标的生态理性方式。�
消费者作为制造不同资源强度的生活方式的参与者时，其消费模式与采取的正规生活方式有关。消费渗透了日常生活的每个细节，而永不停止的社会促使消费者采取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当人类发现现有消费和环境政策会走向不可持续时，引入了提高效率（效率就是可以利用较少资源实现相同的服务标准）的新技术。新技术可能增加资源的效率致使现有消费模式变得可持续，但这种思想要求目的和手段之间概念性分离。消费模式和其依赖的社会-技术政体同时可持续发展时，就可以解决目的和手段分离的问题。实践中，这意味着社会发展要转到社会技术轨道上，否则“船舵”会驶向不同方向。因此可持续消费成为一种使“正常”实践环境负担减少的社会技术系统的事情。�
三种地位虽有区别，但在强调日常生活的社会技术、政治和历史的结构上是相似的，他们都需要消费模式，并希望通过改变由个体决定的消费选择模式即转变人类生活方式走向可持续消费。�
2.3 可持续消费研究方法：时间利用调查�
2.3.1 时间利用调查�
系统尝试记录个体利用时间数据的方法可以追溯到20世纪早期，1965-1967年Szalai主持的多个国家时间利用项目树立了时间利用研究的历史里程碑，从此时间利用调查在国际统计办公室占据了一个位置。现在时间纪录已被作为纪录时间利用数据的主要方法。他们通常是在某个时间段内进行活动的封闭纪录比如以24小时为一个时间段，活动是根据标准活动代码进行编译的；调查一般也记录每个时间利用间距的次要活动、位置和社会联系。早期时间利用研究基本上是对生活状况和闲暇实践的描述，现在不但可以应用到宏观水平上的社会和经济账户系统，包括非市场行为；还可用于微观水平社会经济描述和家庭行为模拟、家庭内部劳动分工和劳动力供应；此外还用于不公开职业和第二职业的典型问题研究［10］。�
2.3.2 生活方式和时间利用模式�
可持续消费是为解决西方生活方式中的过度消费而出现的，是一个很难达到的概念［11］，它的讨论预示着个体活动或行为和时间利用模式的改变。人类生活方式暗示着时间利用模式，即人们为什么以自己的方式花费时间，这是可持续消费研究的重要内容。根据家庭经济传统，家庭作为小型单位运行；时间是抽象商品；活动是生产并贡献于生活更高级目标；时间分配决策依赖时间机会成本和生产技术。这样简化以后，时间分配理论就可以帮助理解个体为什么以某种方式花费时间。时间利用部分上是个体理性决策的问题，但不是所有选择都是理性的；时间利用决策还受到各种政策、制度安排和技术改革以及文化形式等因素的影响。时间利用模式不会直接导致个体理性决策和技术改革，但时间相关的政策和制度是以活动模式改变为条件的，并可以提高或破坏可持续消费的进程。�
时间调查数据可以区分生产方式和时间利用模式，追踪可持续消费概念中时间财富和减速消费；帮助更好的理解不同产品和服务之间的潜在替代性，更好理解时间节约技术的影响、时间压榨的原因和工作―花费生活方式。因此可以通过时间调查数据来耦合时间利用和消费。�
2.3.3 耦合时间利用和消费�
从时间利用的角度来分析消费，支出数据和时间利用数据间的连接是基本的一步；因此很多研究都尝试性耦合时间数据和支出数据。已有人证明结合投入产出表，时间数据可以被用来模拟整个社会［1］。时间利用与日常生活活动有关，学者把这些活动进行分类，在此基础上研究时间利用和宏观水平支出的耦合。发现时间利用改变影响经济活动和之后的就业；时间利用模式的改变会引起经济活动和国家账户效益投入产出表的变化［10］。欧洲正在努力利用时间利用数据建立家庭卫星账户，Mogensen等则追踪了丹麦人日常生活改变对经济的潜在影响［1］。家庭经济领域的宏观水平研究已经非常类似家庭生产功能和市场物品和服务的投入，然而微观水平社会经济账户的理想目标要求考虑经济生产的物品和服务的全部范畴。因此时间利用数据虽然可以解释部分宏观水平经济活动，但在微观领域却不尽如人意，因为还无法详细描述休闲消费活动以及非活动支出项目。�
可持续消费的观点来看，时间利用数据可以让物质清算账目延展到非市场性活动，并会提供一个更全面的视角去理解自然资源最终怎么样对人类福利作出贡献，并以一种新的见解去观察生活方式和消费的变化；时间利用数据有助于理解较少物质强度类型经济行为；有利于设计合理的消费政策。�
3.走向可持续消费的途径――改变现有消费模式�
生态经济学者认为现有消费模式阻碍了可持续发展进程，因此必须改变现有消费模式，从而形成一种减缓（或没有）环境破坏的新消费模式。新消费模式往往是由国家可持续性和消费者的政策措施或是在社会、集体和个体的行动中所产生的。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可持续性发展条件下改变消费模式有不同的方法。�
3.1 可持续消费政策�
授权消费观点的核心建立于20世纪60年代，“消费权利法案”推动和保护了一套有效竞争制度和独立的消费政策。其基本思想是作为自由市场的参与者，消费者能够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因而，如果他们被赋予权力来平衡在市场中的弱势地位，那么他们将对职能市场作出贡献。在本法案中建立了消费者的四个基本权力：安全的权力，即杜绝危害生命健康的商品出售的权利；知情权，即防止被欺诈或者错误信息的误导，并做出合适选择的权利；选择权，即确保以竞争的价格获取不同的商品和服务，以及在非竞争产业中以公平的价格获取满意的质量和服务的权利；发表意见的权利，即在政府政策中明确对消费者利益做全面和合理考虑［1］。�
德国经济学家和消费政策专家Resich推动了“可持续性消费政策”的新发展。首先她认为“可持续消费政策”是战后欧洲消费政策的转折点，是一个远远超越了传统的个人消费者直接利益的规范性概念［12］。她解释了消费政策对象，认为作为新古典消费经济中利用最大化的个体，消费者具有社会复杂性，并在理性竞争和多重优先性的基础上做出消费选择［13］；作为家庭成员，消费者拥有家庭，并在家庭生产过程中生产他们的最终产品。此时不再把消费者仅看作为自由市场的参与者，而是具有三种不同却又相互联系的角色：市场主体，消费公民以及作为社区和家庭成员而参与到日常生活与家庭生产中的参与者。作为市场主体，消费者与商品和服务生产者是信息不对称的。作为消费公民，消费者选择不仅是基于自身与市场有关利益，还基于共同的福利和社会价值。作为日常生活的参与者，消费者行为渗透私人和公共领域内。消费者选择与所谓的“非正式”（即免费的、自愿的，不在GNP核算范围内）工作交织在一起，这些工作是消费者为他们的家庭、家族、邻居和社区提供服务的。同时作为家庭生产的参与者，消费者不只是个体行为，而且还是私人家庭的成员，也就是说他们是分享收入和消费的亲戚群体或个人网络［14］。�
作为可持续战略政治需要的一部分，“可持续消费政策”不仅关注包含消费者保护的个人短期利益上，而且关注集体长期的经济、社会、文化需要以及一个支撑生命和促进健康的环境上。这类政策有三个主要任务：首先设计市场条件，即制度和基础设施，范围从税收系统到饮料瓶的存放和处理等等，因此这类政策不但需要满足消费者利益而且需要考虑社会经济利益。第二，建议、告知和激励消费者做出更持续的消费选择。第三，为走向趋于自足行为的战略消费观点的结构改变做好准备。�
3.2 社会生态型生活方式�
可持续性消费的概念同样被关注，生活方式研究是一种提升可持续消费模式的重要方法。可持续消费讨论中，不但要考虑描述社会变化和出售商品和服务的一般目标，而且还要注意可持续性消费领域的特点。根据可持续消费这个目标特点，全社会迫切需要一种社会生态型的生活方式。�
社会生态研究协会（ISOE）发展了一种生活方式的社会-生态型方法，并从三个纬度分析生活方式：家庭社会背景（社会位置和家庭背景）；与生活方式有关的价值观，关于工作、休闲、消费、环境、健康等的方向，以及态度、情感、偏好、嫌恶等相关领域的需求；作为日常生活的实际消费行为的指标。特定的生活方式考虑从上面三个纬度来分析，也是为了社会差异信息、市场和消费者建议提供者等目标群体的发展［15］。�
这个模型在可持续应用领域具有一些重要的优点。首先，考虑了家庭背景，承认在家庭这个具体的社会背景中对个体的隐藏。传统生活方式研究认为个体是生活方式群体中嵌入体，并从个体的直接社会环境中抽象出来。但是这些环境对个体选择具有重要的影响，由于在不同的家庭成员之间存在着妥协和交易，这暗示着一个趋向于更可持续行为方式变化同样依靠其他家庭成员。第二，包含了行为的方向性。这允许有关影响行为的方向和动机要素范围的假设检验。而且能够考虑物质消费的纬度，从而与自然新陈代谢过程的研究方法联系起来。因此可以分析不同生活方式的环境影响和评估其减少的潜在环境影响。最后，如果消费习惯的环境影响和不同目标群体与商品之间配置的范围已知，那么战略目标的确定将更有效。�
社会生态生活方式作为促进可持续性消费的方法，其的作用在于根据不同的态度、社会地位与实际行动区分不同人群，从而规划出一张包含各个群体的蓝图，他们明确的合理性变得很容易理解，这种改变行为的潜能也逐渐被认识到，因此，这种面对不同群体的具有创新性的方法也逐渐得以显现。�
3.3 社区、自反性和可持续消费�
来自牛津大学环境变化研究所的Michelis 提出了一个以社区为基础的方法来改变消费。他声称政府已经意识到可持续性消费的必要性，并施加一些措施来改变生活方式。政府将消费模式视为迎合人类需求的核心，但是用来满足人类需求的很多方法都是受客观因素决定的。这些因素包括市场、基础设施、技术、社会结构以及文化规范等［16］。我们的社会环境倾向于不可持续的消费，而一些亚文化改变了这一倾向。社会中不断增长的自反性使可持续文化出现成为可能。一些组织在反思中发展了更加可持续性的生活方式，如全球行动计划、生态小组、英国公益会。 �
研究者主要聚集下面三种包含重新唤醒和新意识的组织，并寻求以一种或几种方式解决可持续生活和应对作用于自反过程的挑战。 �
（1） 全球行动计划（GAP）�
GAP通过认识的提高和对话鼓励改变生活方式［17］。当GPA开始在英国应用时，初衷在于为家庭提供信息，使得他们能够解决自己的环境影响和确定改变生活习惯的优先顺序。调查和访问显示参与者评价信息，但是没有改变他们行为的强烈动机［18］。整体上，对选择的反省有助于他们认清保持当前消费方式和拒绝改变的合理理由。GAP更关心与消费有关的环境影响和社会公平问题。�
最近GAP在英国已经开始采纳生态团队的方法。它是一个6到10人的群体,他们可能是邻居、同一宗教信仰成员、某一利益群体或俱乐部成员。他们一个月聚集一次，交流思想和经历以及分享有关生态团队项目取得的成果。生态团队成员通过改变家庭行为努力变为“全球公民”，比如废弃物分离和回收、水的利用、能源使用和旅游方面。GAP的出发点是假设大部分人都持有与趋向环境上可持续的消费行为一致的态度，但他们没有足够的信息做到可持续，也不相信人们能单独制造出差异。因此要人们都转向可持续性消费模式，以集体、社区为基础的方法是关键的。�
（2）英国公益会�
英国公益会提供了一个社区自我反省的例子，他们的价值观、实践和集体身份通过所有成员不断公开反省和讨论。英国公益会（或者教友派）强调基于平等、朴素和反对暴力和战争的价值观，并且保持了350年的历史。他们强调一种宗教方法是基于个人经验，并在会议中检验，而不是信仰和圣经的方法。教友派在商业会议中选择静坐、等待和聆听等方式来模拟他们正式的精神实践。即使教友将考虑的议题宣讲在会议上，通常也存在短暂的沉默。贯穿始终强调的重点是静听，和个体自身兴趣的释放。会议秘书负责详细记录会议过程，然后教友们评论，建议改变，或者建议接受这些备忘录。商业会议寻求一种集体感，个人寻求一种与集体或先验意识的识别。�
“英国公益会方法”应用于所有类型的决策中。范围从本地小的公益会议决定会议室窗帘的颜色，到考虑有关价值、伦理、教友社会规则和行为的基本问题的年会（在英国超过1000个教友的年会）。英国公益会的备忘录决定公共政策、或鼓励个体教友采取特定的道德态度－比如，反对战争、不平等或不公正。一些英国公益会通过生活见证计划来探索可持续消费的下一步。计划包含了英国17个公益会的“学习网络”［16］，来研究可持续生活的合作方法。研究范围从会议室环境改善到本地社区的规划，包括对教友绿色生活方式的实际建议，研究本地或国家水平上的环境问题。最后，希望他们的经验能够反馈并收集到英国公益会的议题中，对可持续生活的挑战产生反映。�
（3）永续农业协会�
永续农业协会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继永续农业哲学之后，由澳大利亚生态学家Mollison和 Holmgren发展和推动的第三个团体。其中心原则是保护地球，保护人类和确保资源的公平分配［16］。它强调生态原则在土地使用系统和社区中的使用，并采纳了一系列工具和过程支撑战略和自反性方法的设计。永续农业最公开的一面，主要来自于一套实际的、具体的原则―或者甚至是一个意识形态―对生态系统管理。�
永续农业原则由社区或组织应用在一个增长的范围中，例如，在食物的生产，退化土地的恢复，维持周围生态系统功能解决方法的设计上。在更可持续生活方式研究中，这个原则同样应用于社会系统，讨论知识、价值和文化，作为生物多样性方面被培育。行为学习作为永续农业协会的实践，主要是一个由群体支撑的个体相互学习的过程。永续农业从业者通过网络与本地、地区和国际“参考人”联系，个人学习反馈到作为一个整体的组织中。从业者被鼓励发展行为学习协会，这些协会包括介入所有社会和政治行为和活动类型的人们，只要他们是为了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而奋斗。从业者在协会中同样鼓励与新的群体一起工作，目的是发展一个行动主义者和从业者的更广泛的网络。�
3.4 宏观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和完全就业�
历史上，GDP在提高福利增长的同时必须阻止失业率增长是政治问题所考虑的。现在福利目标已经满足，但却是以不可持续发展为代价的。因此仅是为了保持就业人口数量不变，增长的劳动生产率必须使得GDP以每年2%～3％的速度增长。只要GDP的增长率下降2%～3％，失业率增长似乎不可避免。�
丹麦经济学家Jespersen 关注到可持续性发展的宏观影响。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应用私有财产权，通过减少物质生产来减轻环境压力，会不会导致失业呢？对这个问题最为明显的解决办法就是由贸易推动零增长政策与劳动力共享机制的结合［19］。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率是由有效需求决定的；因此宏观经济政策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果经济增长率低于劳动生产率，失业的人数将增加。而每个劳动者平均劳动时间的减少阻止了这样一个发展趋势。宏观经济中确实需要一个制度上的改变来要求减少工作时间。有劳动能力的每个公民都应该给予工作许可，从而与总工时中按比例分配的份额相匹配。在这种工作许可下的交易活动往往被组织成为有规律的市场。�
为确保劳动力市场上的经济平衡，政府通过一个积极的需求管理政策对商品和服务的有效需求增长拉闸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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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语�
常规消费理论把经济消费与福利等同，而事实上人类福利与消费并不是必然相关的，经济消费可能降低生活满足程度。而同时经济消费使全球环境陷入困境，为了全球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从新的角度看消费问题。生态经济学在指出常规消费理论缺陷的基础上，重新解释了消费并提出改变消费模式，从而走向可持续消费。�
（1）从解释消费在环境中的角色出发，在研究消费与工作、生产之间关系的基础上，生态经济学指出了现在的消费理论的缺陷。�
（2）从需求理论出发，探讨消费者行为、生活方式与环境影响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生态经济学重新解释了消费理论。同时提出研究可持续消费的方法――时间利用调查。�
（3）从可持续消费政策出发，探索了改变消费模式的方法――社会生态型生活方式方法，在此基础上生态经济学提出如何改变消费模式。同时提出以社区为基础的方法在改变消费模式中是很关键的，并列举了现存三种社区组织：全球行动计划（GAP），英国公益会和永续农业协会。最后指出政府如何应对因减缓环境影响带来的宏观经济稳定和就业问题。�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No. 40671076），中科院西部行动计划项目（KZCX2-XB2-04-04）资助。�
参考文献:�
［1］ Reisch L. A., R?pke I. edited. Ecologyical economics of consumption ［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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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玉文（1979-），女，山东成武人，博士研究生，2006年在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获得硕士学位，主要从事生态经济方面的研究。
［收稿日期］2007-12-29�（责任编辑：罗哲）
内容提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消费理论把经济消费作为提高生活质量的标准，造成过度消费的病态，加剧全球生态环境危机。生态经济学研究者发现人类基本需求从古至今是不变的，人类福利与经济消费并不相关，经济消费有可能降低生活满意程度，因此生态经济学开始关注消费理论。本文总结了生态经济学者的消费理论研究，在发现常规消费理论缺陷的基础上，重新解释了消费，并提出改变消费模式是走向可持续消费的途径。旨在说明关于消费与生态环境研究中的规律性和方法，为以后生态经济消费理论发展作基础。
关键词：消费；需求；可持续；生态经济�
中图分类号：F12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8)01-0067-07�
近年来关于消费的研究充满着活力。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有关消费研究的论文著作体现在不同的学科与方法中，并不断地广泛涵盖各种专题。经济领域把经济消费作为福利的提高，加剧全球生态环境危机。生态经济考虑到人类与环境交互作用的各个方面，从此角度研究发现人类福利与经济消费并不是相关的，经济消费有可能降低生活满意程度。因此生态经济在指出常规消费理论缺陷的基础上，从需求理论和环境保护的角度重新解释了消费，并提出要实现可持续消费必须改变消费模式。这些理论旨在说明关于消费与环境研究中的规律性和方法的深度与广度，并对生态经济远期发展打基础。�
1.常规消费理论的缺陷�
消费研究有很长的历史，消费理论发展到今天出现了很多缺陷。首先，常规消费理论不但忽略了消费的规模问题即可持续性，而且没有认识到消费在环境中的角色。常规消费理论强调需求拉动消费，认为消费数量标志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消费数量增长使生产扩大，最后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其次，对工作相关的消费不够重视，同时区分生产与消费时也存在缺陷。传统消费更多关注生活消费，对工作相关的消费动力研究不够。现在消费包含了复杂的隐喻和内涵，当前消费理论很难解释看似属于消费范畴的活动，尤其当消费本身就是工作的一种形式时，如购买股票和债券、借贷甚至回收。生态经济学认识到消费理论的缺陷，认为对可持续性的未来而言，现在消费模式是不好的；同时认识到消费者是环境保护支持者的一部分，他们的消费选择决定消费模式，最终影响可持续消费的发展，并认为随着消费者的觉悟提高，消费文化的发展历程可能被逆转［2］。�
1.1 可持续性消费�
1994年联合国环境署正式提出了“可持续性消费”的定义：提供服务以及相关的产品以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提高生活质量，同时使自然资源和有毒材料的使用量最少，使服务或产品的生命周期中所产生的废物和污染物最少，从而不危及后代的需求［1］。其实质是如何在为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和提高生活质量而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的同时，持续减少该产品或服务对环境的影响和对人体的危害。而常规消费理论只考虑到前者，没有注意到产品或服务对环境的影响，更没有注意到资源是有限的、消费规模也是有限。同时可持续性消费的观点认为：必须通过改变消费方式（替代产品）而不是消费水平（减少产品和服务的消费）来改善环境。�
1.2 消费的环境角色�
消费产品和服务不仅是赋予社会意义的经济产品，同时也是实际存在的物质产品。没有任何一种经济产品不具有自然足迹。每一个生产过程都是以智能活动作为开始：认识到在自然景观部分之中的潜在使用性，就像土地用于放牧，木材用于建筑，矿石用于冶炼。此时价值已不再视为自然界的一部分，而是一种资源。如果潜在的资源市场价值高于探究和利用资源的价值，那么资源就被开采，而高于的那部分价值就是废物花费。但过度负荷、水资源的干涸以及废物堆都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从而产生了环境问题。 显然，常规消费理论并没有注意到这些。�
1.3 生产与消费�
生产与消费是相互交织的，传统的区分生产和消费的概念是有缺陷的，并且对于更可持续的生活模式的发展是一种障碍。因此认清工作中消费动力以及正确区分消费和生产的关系，对于可持续消费模式的研究是很关键的。�
1.3.1 工作相关的消费动力�
第一、工作环境和条件可能引起个人（家庭）消费的改变（家庭环境的改变）。第二、家庭消费（环境）的改变又促使工作模式发生变化。第三，有时与工作相关的馈赠也使得家庭消费成为可能。雇主很愿意为其员工提供设备，这就使家庭办公成为可能。显然，以上所述的消费动力都是具体的，并且是与日常生活经验息息相关的。�
1.3.2 消费和生产的关系�
与国民收入核算相比，对生产和消费的差异性的传统分析已经受到人们的质疑。在国民收入核算中展示了生产活动和非生产活动之间的差异。其中的部分基本原理是为了说明推动国家生产力的活动，然而哪些活动属于这一范畴呢。Miller提出：在基本的国民核算中有关生产活动和其他交易活动之间的差异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由于它的任意性，哪些是生产活动哪些不是的界限还不是很清楚［3］。这种任意性强调了区分生产和消费概念时，必须与将要采取的具体分析目的结合在一起。�
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中也有关于消费和生产的差异分析。以效益作为理论的核心，生产应该解释为有效用的生产，而消费应该具有享受的效益。在对家庭行为的分析中，认为应该在效用源中辨别差异：过程效益是在因为完成一项事情而产生的，而目标效益则是在已经做完某件事情而产生的。家庭活动或消费活动能够提供过程和目标积极的或是消极的效用。在Winston的具体时间模式中，家庭应该选择消费活动的结合点，因为它能够最大化于被测时间的效益价值；同样，工作也能够提供过程和目标效用，但唯一关于工作和消费的基本差异在于工作因支付货币工资而产生了直接效用［1］。因此，家庭将在工作和消费中进行再次选择从而使时间价值最大化。这种框架暗含着供应和享用的效用不能被用来区分生产和消费。这种区分只是在完全不同的市场模式中的差异：在公司所发生的一切活动都归结为生产活动，而在家庭中所发生的活动则归类为消费活动。�
2.生态经济学中消费理论�
生态经济学对于消费的研究兴趣是根据经济系统是生态系统的子系统这一基本思路而产生的。其基本观点是人类经济植根于自然之中，并占据着地球生物圈的一定空间。相对于自然体系来说，现有人类经济的规模过大以至于威胁到人类生命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支撑系统［4］。在此背景下，人类必须重新审视消费问题：如何在不增加经济规模情况下，解决全球贫困问题，提高人类福利。为此我们必须改变现有的消费观点和理论，重新解释消费问题。�
2.1 远离无限欲望走向可持续消费�
2.1.1 需求理论�
“需求”概念在理解消费行为中担任重要角色，并且是经济心理学、消费者研究和市场研究的关键；但关于人类需求的讨论一直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话题。一些人认为人类需求可以提供一个组织性框架，清楚地阐述关于发展、进步、生活质量和人类幸福的主题；另外一些人则指出了基于“基本需求”思想的发展策略的失败，认为人类福利与消费没有必然联系；还有一些人认为需求是一种与发展目标不相关的事物，认为揭示偏好的传统经济学概念和国家选择是理解消费和实现可持续性的更可靠工具。本文总结了三种与人类需求理论相关的思考方法。�
第一种思考方法是出于经济学科，它往往把需求等同于欲望或偏好，并对他们不进行合理区分，或忽视需求理论的存在。古典经济学一般公开承认需求的正式角色，把个体效用作为“需求满意”的一种测量［1］。但后来经济学中的发展则不断把人类需求概念的角色边缘化。现代新古典经济学一般都避开这个问题，认为经济学可以说出欲望、偏好和需求各自的有用之处，但是区分它们本身是没有意义的。经济学主要对资源分配问题感兴趣，一般拒绝区分不同类型的偏好或者资源利用的动机。经济学中消费者选择理论本质上源自市场中基于“揭示偏好”的消费物品需求理论；并努力去区分不同类型或水平的消费者偏好，或者揭示消费者对特殊物品需求的动机。因此不同类型的消费者需求被经济学折叠到“欲望的平坦草原”［5］。从而无限欲望的概念成为了消费者社会整个大厦的基础。�
第二种思考方法主要讨论在人类福利观念中赋予需求概念一个关键结构性角色。从McDougall所列的18种人类需求和著名的Maslow等级需求理论到Max－Neef需求理论，都表明需求概念在人类获取福利中占据重要角色。McDougall认为人类需求是天生倾向或本能特征；Maslow则采用金字塔形式设计出了需求等级顺序，认为人类需求满足顺序是从低到高的［1］。但是作为人类我们不仅受到生理学的生存物质需要的驱动，还存在着人类灵魂部分，即使人在不满足基本需求的情况下仍追求尊重和卓越；同时它过分强调需求满足的个体特征，而轻视了社会、文化和自然环境的重要作用。为弥补Maslow需求理论的这些缺陷，Mallmann提出另外一种二维分类方法，并列出十种需求和对应的三种满足类型：个人、社会和生态；而Max－Neef进一步发展了这个分类方法，设置了九种“价值论”需求――生存、保护、情感、理解、参与、身份、休闲、创造和自由――相对四种“存在论”需求：存在、行为、拥有和互动［5］。Max-Neef框架区分了剥夺和潜力，认为在事物缺乏的意义上需求就是剥夺；但当需求扩展到适合激发或动员目标时它就是潜力。而贫困看做是满足需求的失败，不再仅根据低水平人均收入简单定义；因此我们不再期望经济增长一定可以缓解贫困。�
这些需求理论认为福利提供是满足基本需求的过程，但不能正确区分经济消费和人类福利，从而导致过度消费的病态。人们认为任何商品的消费都会增加个人（集体）效用，并把各种增加福利的不同消费行为普遍等同。现代社会中消费行为成为一种嗜好特征，‘地位消费’――消费者之间相互比较产生的消费――占相当大的比例，因此带来Hirsch所谓的“社会增长限制”问题。他这样描述：“在拥挤的人群当每个人都踮起脚尖时，每个人看到的都是一样的，没有人会看到更好的风景。但是过程的一开始一些踮起脚尖的人会看到更好的风景，而其他人为了保持他们的地位会被迫跟随。如果所有人都跟随……每个人消耗更多资源并以相同的地位结束”［6］。事实上人类福利与消费并没必然联系，而且又可能是两个相反的方向［7］。研究证明经济和人类生活满意之间并没有强烈的直接关系。从1981到1991十年间尽管个人收入水平增加了，但1991年人们不如在1981年幸福［5］。传统发展的生态批评更加责备现代社会消费模式，认为高水平物质生活方式不但是心理和社会失败，而且也正在破坏着环境；精确地讲，消费社会正遭受着一种“病态”。由此看来现代需求理论在可持续消费上可能不会成功。�
第三种思考方法是从各种更现代、更哲学的观点中产生出来的，包括社会学、人类文化学和社会哲学，他们都认为整个基本需求讨论是浮夸的、天真的和说教的。�
无论是需求理论的支持者和还是批评者，他们都把特殊选择定义为“需求”，并强调其重要性和道德合法形式。在消费者选择讨论中基本需求和欲望不过是两种不同哲学传统；前者通过“必要、缺乏”来表达，归功于受清教徒启发的功利主义传统；后者体现在“高兴和喜爱”存在于浪漫主义传统。基本需求讨论不但忽略了其哲学来源而且忽略了它是心理学的组成部分［8］；因为欲望动力是人类精神的基本方面，这种动力对纯粹基本需求特征是没有责任的。剥夺和满足可能是需求来源动力的典型，但愉快的追求不是由剥夺激发的而往往是由保证满足引起的。如果根据“我需求这个或那个消费品”的陈述，来提供我获取这种物品比其他人的优越途径，或我获取其他物品的优越性，这并不是满足我的基本需求，其实那仅是我喜爱或偏好它。Heller认为真伪需求之间所有区分都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人类认识到的所有需求也都应是真实的”［8］，由此看来需求讨论不过是天真的说教。�
2.1.2 从需求到功能�
需求理论不能清楚表达人类需求的基本驱动力或动机。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Amartya Sen提出这样的思想：个人福利不单独与收入水平有关，也与个人拥有的自由或“能力”有关，而能力是人们潜在的功能。功能是存在和行为。参与社区、与其他人联系、劳动力市场的运行、关心他人、健康并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些都是功能的例子。当功能是结果时，能力是实现这些结果的自由或机会［5］。能力而不是商品阻止了需求满足语言的缺乏。能力方法允许我们区分饿死的人们与饥饿的人们，前者可能是他们选择了禁食而不是没有吃的能力。相似地，可以区分步行的人，有一些是没有其他机会手段，而有些人是由于环境原因而选择了步行。同时为实现相同能力范围的社会功能，一些人比其他人要求更多商品（比如残疾人灵活性能力，怀孕妇女需求营养的能力）。能力方法强调的重点从愉快或满意者的主观感受转向客观标准如健康和参与的机会，它唤醒对贫困和剥夺的关注。另一方面，它强调机会而不是结果保护了个人选择的一些尊重，这是对于基本需求方法批评的关键顾虑之一。能力方法指引我们调查社会和社会消费模式是否有利于人们健康生活，是否与自然和谐相处。�
2.1.3 走向可持续消费的生态社会理论�
需求理论框架引起了需求满足过程中消费行为的角色和功能问题。人类客观有限需求和通过市场表达的个人潜在无限欲望和偏好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经济物品和服务和“满足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什么类型的经济物品实际上对满足人类需求有贡献并促进人类福利？哪些仅是服务于地位消费？在这个经济消费正腐蚀着全球生态系统的世界里，能够识别哪些消费贡献人类需求满足，哪些消费仅是伪满足者和环境破坏者是非常关键的。但是，事实上很少有人去研究这些问题的具体答案。走向可持续消费是生态经济学解释消费的目的，希望通过这些问题的讨论寻找走向可持续发展的福利生态社会理论的道路。�
2.2 可持续消费挑战：转变人类的行为与生活方式�
可持续消费是减缓环境影响的消费方式，并使整个社会走向可持续发展。而消费者作为购买者，其消费选择和生活方式将对环境有很大影响。现今关于当前消费的环境影响世界已形成了一些共识：如果要阻止资源枯竭、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废物与污染的生产以及宝贵的“自然”环境的破毁所带来的长期影响的话，人类生活方式，特别是西方的生活方式必须要发生转变。转变人类行为和生活方式成为可持续消费的挑战。�
要转变消费者行为和生活方式，必须首先认清消费者的地位。现阶段消费者分为三种地位：行使环境选择的决策者；影响提议环境选择范围的市民；有关再制造不同资源强度的生活方式的参与者。不同地位的消费者对环境影响不同，转变其选择行为和生活方式途径也不同。�
消费者作为决策者时，他们有行使环境选择的能力。首先消费者是独立的“购物者”，他们的选择决定着地球的命运和未来。他们可以选择进行“绿色”消费，也可以选择奢侈消费。如果消费者做出 “绿色”选择：选用更可能有效的洗衣机、当地生产的食品或公共交通工具，那么很多环境破坏是可以避免的。比如Powergen典型的Bright Sparks 项目，利用消费者不同选择，节省了能源并减少了3百万的能源账单［9］。消费者就像环境系统中关键“开关”；一个方向开向破坏环境的“新陈代谢”，另一个方向开向保护生态环境。因此告知消费者他们行为的结果和劝告他们进行不同行为即转变生活方式是走向可持续消费的有效途径。�
消费者作为影响环境选择提议市民时，他们不仅是购物者，而且是积极保护环境的“市民”。保护环境的动机促使消费者寻求如何减少产品资源强度的方法，努力发展和创造能减少环境退化的技术和生活结构，同时影响发展供应的选择（低影响）模式并重新制定其相关的新规则。长期看来，作为市民的消费者参与了生产-消费循环组织，把期望的环境标准不断渗入日常生活结构，让更多人接触“游戏标准”规则，即生态理性行为的一系列标准。比如通过宣传让市民们意识到冬天穿厚衣服比暖气更适合人类。这种观点承认环境结果是价值观驱动行为和行为路线造成，但它期望环境动机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认为可持续消费政策挑战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劝说而是帮助消费者发现实现日常生活必要目标的生态理性方式。�
消费者作为制造不同资源强度的生活方式的参与者时，其消费模式与采取的正规生活方式有关。消费渗透了日常生活的每个细节，而永不停止的社会促使消费者采取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当人类发现现有消费和环境政策会走向不可持续时，引入了提高效率（效率就是可以利用较少资源实现相同的服务标准）的新技术。新技术可能增加资源的效率致使现有消费模式变得可持续，但这种思想要求目的和手段之间概念性分离。消费模式和其依赖的社会-技术政体同时可持续发展时，就可以解决目的和手段分离的问题。实践中，这意味着社会发展要转到社会技术轨道上，否则“船舵”会驶向不同方向。因此可持续消费成为一种使“正常”实践环境负担减少的社会技术系统的事情。�
三种地位虽有区别，但在强调日常生活的社会技术、政治和历史的结构上是相似的，他们都需要消费模式，并希望通过改变由个体决定的消费选择模式即转变人类生活方式走向可持续消费。�
2.3 可持续消费研究方法：时间利用调查�
2.3.1 时间利用调查�
系统尝试记录个体利用时间数据的方法可以追溯到20世纪早期，1965-1967年Szalai主持的多个国家时间利用项目树立了时间利用研究的历史里程碑，从此时间利用调查在国际统计办公室占据了一个位置。现在时间纪录已被作为纪录时间利用数据的主要方法。他们通常是在某个时间段内进行活动的封闭纪录比如以24小时为一个时间段，活动是根据标准活动代码进行编译的；调查一般也记录每个时间利用间距的次要活动、位置和社会联系。早期时间利用研究基本上是对生活状况和闲暇实践的描述，现在不但可以应用到宏观水平上的社会和经济账户系统，包括非市场行为；还可用于微观水平社会经济描述和家庭行为模拟、家庭内部劳动分工和劳动力供应；此外还用于不公开职业和第二职业的典型问题研究［10］。�
2.3.2 生活方式和时间利用模式�
可持续消费是为解决西方生活方式中的过度消费而出现的，是一个很难达到的概念［11］，它的讨论预示着个体活动或行为和时间利用模式的改变。人类生活方式暗示着时间利用模式，即人们为什么以自己的方式花费时间，这是可持续消费研究的重要内容。根据家庭经济传统，家庭作为小型单位运行；时间是抽象商品；活动是生产并贡献于生活更高级目标；时间分配决策依赖时间机会成本和生产技术。这样简化以后，时间分配理论就可以帮助理解个体为什么以某种方式花费时间。时间利用部分上是个体理性决策的问题，但不是所有选择都是理性的；时间利用决策还受到各种政策、制度安排和技术改革以及文化形式等因素的影响。时间利用模式不会直接导致个体理性决策和技术改革，但时间相关的政策和制度是以活动模式改变为条件的，并可以提高或破坏可持续消费的进程。�
时间调查数据可以区分生产方式和时间利用模式，追踪可持续消费概念中时间财富和减速消费；帮助更好的理解不同产品和服务之间的潜在替代性，更好理解时间节约技术的影响、时间压榨的原因和工作―花费生活方式。因此可以通过时间调查数据来耦合时间利用和消费。�
2.3.3 耦合时间利用和消费�
从时间利用的角度来分析消费，支出数据和时间利用数据间的连接是基本的一步；因此很多研究都尝试性耦合时间数据和支出数据。已有人证明结合投入产出表，时间数据可以被用来模拟整个社会［1］。时间利用与日常生活活动有关，学者把这些活动进行分类，在此基础上研究时间利用和宏观水平支出的耦合。发现时间利用改变影响经济活动和之后的就业；时间利用模式的改变会引起经济活动和国家账户效益投入产出表的变化［10］。欧洲正在努力利用时间利用数据建立家庭卫星账户，Mogensen等则追踪了丹麦人日常生活改变对经济的潜在影响［1］。家庭经济领域的宏观水平研究已经非常类似家庭生产功能和市场物品和服务的投入，然而微观水平社会经济账户的理想目标要求考虑经济生产的物品和服务的全部范畴。因此时间利用数据虽然可以解释部分宏观水平经济活动，但在微观领域却不尽如人意，因为还无法详细描述休闲消费活动以及非活动支出项目。�
可持续消费的观点来看，时间利用数据可以让物质清算账目延展到非市场性活动，并会提供一个更全面的视角去理解自然资源最终怎么样对人类福利作出贡献，并以一种新的见解去观察生活方式和消费的变化；时间利用数据有助于理解较少物质强度类型经济行为；有利于设计合理的消费政策。�
3.走向可持续消费的途径――改变现有消费模式�
生态经济学者认为现有消费模式阻碍了可持续发展进程，因此必须改变现有消费模式，从而形成一种减缓（或没有）环境破坏的新消费模式。新消费模式往往是由国家可持续性和消费者的政策措施或是在社会、集体和个体的行动中所产生的。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可持续性发展条件下改变消费模式有不同的方法。�
3.1 可持续消费政策�
授权消费观点的核心建立于20世纪60年代，“消费权利法案”推动和保护了一套有效竞争制度和独立的消费政策。其基本思想是作为自由市场的参与者，消费者能够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因而，如果他们被赋予权力来平衡在市场中的弱势地位，那么他们将对职能市场作出贡献。在本法案中建立了消费者的四个基本权力：安全的权力，即杜绝危害生命健康的商品出售的权利；知情权，即防止被欺诈或者错误信息的误导，并做出合适选择的权利；选择权，即确保以竞争的价格获取不同的商品和服务，以及在非竞争产业中以公平的价格获取满意的质量和服务的权利；发表意见的权利，即在政府政策中明确对消费者利益做全面和合理考虑［1］。�
德国经济学家和消费政策专家Resich推动了“可持续性消费政策”的新发展。首先她认为“可持续消费政策”是战后欧洲消费政策的转折点，是一个远远超越了传统的个人消费者直接利益的规范性概念［12］。她解释了消费政策对象，认为作为新古典消费经济中利用最大化的个体，消费者具有社会复杂性，并在理性竞争和多重优先性的基础上做出消费选择［13］；作为家庭成员，消费者拥有家庭，并在家庭生产过程中生产他们的最终产品。此时不再把消费者仅看作为自由市场的参与者，而是具有三种不同却又相互联系的角色：市场主体，消费公民以及作为社区和家庭成员而参与到日常生活与家庭生产中的参与者。作为市场主体，消费者与商品和服务生产者是信息不对称的。作为消费公民，消费者选择不仅是基于自身与市场有关利益，还基于共同的福利和社会价值。作为日常生活的参与者，消费者行为渗透私人和公共领域内。消费者选择与所谓的“非正式”（即免费的、自愿的，不在GNP核算范围内）工作交织在一起，这些工作是消费者为他们的家庭、家族、邻居和社区提供服务的。同时作为家庭生产的参与者，消费者不只是个体行为，而且还是私人家庭的成员，也就是说他们是分享收入和消费的亲戚群体或个人网络［14］。�
作为可持续战略政治需要的一部分，“可持续消费政策”不仅关注包含消费者保护的个人短期利益上，而且关注集体长期的经济、社会、文化需要以及一个支撑生命和促进健康的环境上。这类政策有三个主要任务：首先设计市场条件，即制度和基础设施，范围从税收系统到饮料瓶的存放和处理等等，因此这类政策不但需要满足消费者利益而且需要考虑社会经济利益。第二，建议、告知和激励消费者做出更持续的消费选择。第三，为走向趋于自足行为的战略消费观点的结构改变做好准备。�
3.2 社会生态型生活方式�
可持续性消费的概念同样被关注，生活方式研究是一种提升可持续消费模式的重要方法。可持续消费讨论中，不但要考虑描述社会变化和出售商品和服务的一般目标，而且还要注意可持续性消费领域的特点。根据可持续消费这个目标特点，全社会迫切需要一种社会生态型的生活方式。�
社会生态研究协会（ISOE）发展了一种生活方式的社会-生态型方法，并从三个纬度分析生活方式：家庭社会背景（社会位置和家庭背景）；与生活方式有关的价值观，关于工作、休闲、消费、环境、健康等的方向，以及态度、情感、偏好、嫌恶等相关领域的需求；作为日常生活的实际消费行为的指标。特定的生活方式考虑从上面三个纬度来分析，也是为了社会差异信息、市场和消费者建议提供者等目标群体的发展［15］。�
这个模型在可持续应用领域具有一些重要的优点。首先，考虑了家庭背景，承认在家庭这个具体的社会背景中对个体的隐藏。传统生活方式研究认为个体是生活方式群体中嵌入体，并从个体的直接社会环境中抽象出来。但是这些环境对个体选择具有重要的影响，由于在不同的家庭成员之间存在着妥协和交易，这暗示着一个趋向于更可持续行为方式变化同样依靠其他家庭成员。第二，包含了行为的方向性。这允许有关影响行为的方向和动机要素范围的假设检验。而且能够考虑物质消费的纬度，从而与自然新陈代谢过程的研究方法联系起来。因此可以分析不同生活方式的环境影响和评估其减少的潜在环境影响。最后，如果消费习惯的环境影响和不同目标群体与商品之间配置的范围已知，那么战略目标的确定将更有效。�
社会生态生活方式作为促进可持续性消费的方法，其的作用在于根据不同的态度、社会地位与实际行动区分不同人群，从而规划出一张包含各个群体的蓝图，他们明确的合理性变得很容易理解，这种改变行为的潜能也逐渐被认识到，因此，这种面对不同群体的具有创新性的方法也逐渐得以显现。�
3.3 社区、自反性和可持续消费�
来自牛津大学环境变化研究所的Michelis 提出了一个以社区为基础的方法来改变消费。他声称政府已经意识到可持续性消费的必要性，并施加一些措施来改变生活方式。政府将消费模式视为迎合人类需求的核心，但是用来满足人类需求的很多方法都是受客观因素决定的。这些因素包括市场、基础设施、技术、社会结构以及文化规范等［16］。我们的社会环境倾向于不可持续的消费，而一些亚文化改变了这一倾向。社会中不断增长的自反性使可持续文化出现成为可能。一些组织在反思中发展了更加可持续性的生活方式，如全球行动计划、生态小组、英国公益会。 �
研究者主要聚集下面三种包含重新唤醒和新意识的组织，并寻求以一种或几种方式解决可持续生活和应对作用于自反过程的挑战。 �
（1） 全球行动计划（GAP）�
GAP通过认识的提高和对话鼓励改变生活方式［17］。当GPA开始在英国应用时，初衷在于为家庭提供信息，使得他们能够解决自己的环境影响和确定改变生活习惯的优先顺序。调查和访问显示参与者评价信息，但是没有改变他们行为的强烈动机［18］。整体上，对选择的反省有助于他们认清保持当前消费方式和拒绝改变的合理理由。GAP更关心与消费有关的环境影响和社会公平问题。�
最近GAP在英国已经开始采纳生态团队的方法。它是一个6到10人的群体,他们可能是邻居、同一宗教信仰成员、某一利益群体或俱乐部成员。他们一个月聚集一次，交流思想和经历以及分享有关生态团队项目取得的成果。生态团队成员通过改变家庭行为努力变为“全球公民”，比如废弃物分离和回收、水的利用、能源使用和旅游方面。GAP的出发点是假设大部分人都持有与趋向环境上可持续的消费行为一致的态度，但他们没有足够的信息做到可持续，也不相信人们能单独制造出差异。因此要人们都转向可持续性消费模式，以集体、社区为基础的方法是关键的。�
（2）英国公益会�
英国公益会提供了一个社区自我反省的例子，他们的价值观、实践和集体身份通过所有成员不断公开反省和讨论。英国公益会（或者教友派）强调基于平等、朴素和反对暴力和战争的价值观，并且保持了350年的历史。他们强调一种宗教方法是基于个人经验，并在会议中检验，而不是信仰和圣经的方法。教友派在商业会议中选择静坐、等待和聆听等方式来模拟他们正式的精神实践。即使教友将考虑的议题宣讲在会议上，通常也存在短暂的沉默。贯穿始终强调的重点是静听，和个体自身兴趣的释放。会议秘书负责详细记录会议过程，然后教友们评论，建议改变，或者建议接受这些备忘录。商业会议寻求一种集体感，个人寻求一种与集体或先验意识的识别。�
“英国公益会方法”应用于所有类型的决策中。范围从本地小的公益会议决定会议室窗帘的颜色，到考虑有关价值、伦理、教友社会规则和行为的基本问题的年会（在英国超过1000个教友的年会）。英国公益会的备忘录决定公共政策、或鼓励个体教友采取特定的道德态度－比如，反对战争、不平等或不公正。一些英国公益会通过生活见证计划来探索可持续消费的下一步。计划包含了英国17个公益会的“学习网络”［16］，来研究可持续生活的合作方法。研究范围从会议室环境改善到本地社区的规划，包括对教友绿色生活方式的实际建议，研究本地或国家水平上的环境问题。最后，希望他们的经验能够反馈并收集到英国公益会的议题中，对可持续生活的挑战产生反映。�
（3）永续农业协会�
永续农业协会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继永续农业哲学之后，由澳大利亚生态学家Mollison和 Holmgren发展和推动的第三个团体。其中心原则是保护地球，保护人类和确保资源的公平分配［16］。它强调生态原则在土地使用系统和社区中的使用，并采纳了一系列工具和过程支撑战略和自反性方法的设计。永续农业最公开的一面，主要来自于一套实际的、具体的原则―或者甚至是一个意识形态―对生态系统管理。�
永续农业原则由社区或组织应用在一个增长的范围中，例如，在食物的生产，退化土地的恢复，维持周围生态系统功能解决方法的设计上。在更可持续生活方式研究中，这个原则同样应用于社会系统，讨论知识、价值和文化，作为生物多样性方面被培育。行为学习作为永续农业协会的实践，主要是一个由群体支撑的个体相互学习的过程。永续农业从业者通过网络与本地、地区和国际“参考人”联系，个人学习反馈到作为一个整体的组织中。从业者被鼓励发展行为学习协会，这些协会包括介入所有社会和政治行为和活动类型的人们，只要他们是为了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而奋斗。从业者在协会中同样鼓励与新的群体一起工作，目的是发展一个行动主义者和从业者的更广泛的网络。�
3.4 宏观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和完全就业�
历史上，GDP在提高福利增长的同时必须阻止失业率增长是政治问题所考虑的。现在福利目标已经满足，但却是以不可持续发展为代价的。因此仅是为了保持就业人口数量不变，增长的劳动生产率必须使得GDP以每年2%～3％的速度增长。只要GDP的增长率下降2%～3％，失业率增长似乎不可避免。�
丹麦经济学家Jespersen 关注到可持续性发展的宏观影响。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应用私有财产权，通过减少物质生产来减轻环境压力，会不会导致失业呢？对这个问题最为明显的解决办法就是由贸易推动零增长政策与劳动力共享机制的结合［19］。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率是由有效需求决定的；因此宏观经济政策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果经济增长率低于劳动生产率，失业的人数将增加。而每个劳动者平均劳动时间的减少阻止了这样一个发展趋势。宏观经济中确实需要一个制度上的改变来要求减少工作时间。有劳动能力的每个公民都应该给予工作许可，从而与总工时中按比例分配的份额相匹配。在这种工作许可下的交易活动往往被组织成为有规律的市场。�
为确保劳动力市场上的经济平衡，政府通过一个积极的需求管理政策对商品和服务的有效需求增长拉闸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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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语�
常规消费理论把经济消费与福利等同，而事实上人类福利与消费并不是必然相关的，经济消费可能降低生活满足程度。而同时经济消费使全球环境陷入困境，为了全球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从新的角度看消费问题。生态经济学在指出常规消费理论缺陷的基础上，重新解释了消费并提出改变消费模式，从而走向可持续消费。�
（1）从解释消费在环境中的角色出发，在研究消费与工作、生产之间关系的基础上，生态经济学指出了现在的消费理论的缺陷。�
（2）从需求理论出发，探讨消费者行为、生活方式与环境影响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生态经济学重新解释了消费理论。同时提出研究可持续消费的方法――时间利用调查。�
（3）从可持续消费政策出发，探索了改变消费模式的方法――社会生态型生活方式方法，在此基础上生态经济学提出如何改变消费模式。同时提出以社区为基础的方法在改变消费模式中是很关键的，并列举了现存三种社区组织：全球行动计划（GAP），英国公益会和永续农业协会。最后指出政府如何应对因减缓环境影响带来的宏观经济稳定和就业问题。�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No. 40671076），中科院西部行动计划项目（KZCX2-XB2-04-04）资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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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玉文（1979-），女，山东成武人，博士研究生，2006年在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获得硕士学位，主要从事生态经济方面的研究。
［收稿日期］2007-12-29�（责任编辑：罗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