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娱乐时代 真人秀节目创作走向分析
——对《中国好声音》《中国梦想秀》运营的思考
文 ／ 张君昌 霍小语
【内容摘要】以“限娱令”实施为启点，国内真人秀节目进入后娱乐时代。本文以《好声音》《梦想秀》实践为蓝本，剖析新阶段综艺节目的特点、运营方式和改进方向，试图为真人秀节目改版创新提供思路。【关键词】真人秀 移植 创新 超越 内容品牌 台网融合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广电总局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即俗称所谓“限娱令”），提出从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起，对上星综合频道播出的娱乐节目实施总量调控，防止过度娱乐化倾向。笔者以为卫视节目有望由此走上健康有序的发展轨道，进入“后娱乐时代”。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０日，广
电总局发布《关于表彰２０１２年广播电视创新创优栏目的决定》，鼓励各地彰显人文精神、锐意创新进取推出的新栏目，其中浙江卫视的《中国梦想秀》（以下简称《梦想秀》）、《中国好声音》（以下简称《好声音》）赫然在目。以《梦想秀》和《好声音》为代表的真人秀节目在后娱乐时代呈现哪些特点呢？本文以这两档节目的实践为蓝本，剖析真人秀节目在后娱乐时代的创作走向。
表现形态的重要变革。
被选择，当拥有多个选择后权利反转，可以自主选择导师；导师拍键前，要考量能否找到最优秀、最合适的选手；导师认可了选手，选手的取向仍是未知数；若太早集齐己方阵容，可能错失后面的好选手，等等。这些微妙的变化，不但使“转椅”成为一种“推动剧情”发展的支点，而且堪称节目
（二）打造新的悬念设计
“大片制作”为铺陈悬念提供了条件。《梦想秀》２２个机位全程录制，每期录制１２小时，１０个导演参与后期剪辑；《好声音》则有２６个固定或游动机位，观照到场上选手、嘉宾、观众和后台亲友团的角角落落，不放过每个稍纵即逝的表情、动作和话语，为每期９０分钟的节目积累上千分钟素材，通过后期精心加工，足以制作出一部细节丰富的“情景剧”、“动作片”。
《好声音》还有一种力量让观众不忍离去。比如，张赫宣是观众喜欢的焦点人物，汪峰非常赏识他的嗓音和处理技巧，表示被张赫宣“唱碎了心”。这样一位实力唱将，初选时竟未赢得一位导师转身，他是何时复活的？成为一个大悬念，一直牵着观众的心。赛制上，《好声音》进程之快为其他节目望尘莫及——５６名学员通过４场比赛就剩１６名，接下来两场实力ＰＫ剩下４位，随之就是中秋夜的总决选，赛制之快令人产生目不暇接、悬念丛生之感。
一、《好声音》《梦想秀》的四大创新贡献
《好声音》《梦想秀》不仅在宏观上示范了一种电视生态模式，掀起了正能量文化旋风，中观上精准的工业化设计及其生产效率，则开启了国内电视综艺栏目大片制作运营的先河。
（一）推出新的节目形态
自超女走红之后，国内真人秀节目陷入瓶颈期。直到２００９年《非诚勿扰》翻出新花样，带出一批“灭灯”式相亲节目，并很快被其他节目效法。之后，《一站到底》以“掉坑”为卖点，但没有赢得太多关注。除了安全上的考量，还有结构上的因素，即“掉坑”之前，结果已定，人们只是目睹“失败者”的下场而已，并且这种“目睹”有违人们的悲悯情怀。
到了《好声音》，“转椅”式节目赢得空前喝彩。以前的音乐选秀，虽说是选歌声，实际上总是掺杂对外貌、魅力等与声音无关元素的评价。《好声音》以每把８０万元从海外定制“转椅”，主打“盲听盲选”，导师只听歌声，认可后拍键转身。这把“转椅”不但将导师的内心评判外化为“可见”，还显示出强大的戏剧张力和节奏变化。学员一开始是
（三）赋予新的嘉宾定位
《梦想秀》《好声音》给予节目嘉宾较大的掌控局面的权力，这颠覆了既往嘉宾的功能定位，使得主持人的存在被明显弱化。周立波原本是海派清口艺人，其表演多少带有上海滑稽戏的成分，个性张扬。自他加盟《梦想秀》之后，原来的主持人朱丹和华少基本就处于“没话说”的境地。《梦想秀》一下子把周立波改造成正面角色，由一个游走于文化边缘地带的人，成为代表主流价值观的人物，进而重金聘请他担任浙江卫视创意总监，
真正做到不拘一格
发现人才，使用人才，为浙江卫视节目创新注入头脑风暴。
《好声音》的刘欢、那英、庾澄庆、杨坤四人组合，则改变了以往嘉宾“毒舌、煽情、专业”三大角色的定位。在传统音乐选秀节目里，明星多是“评论者”角色，在《好声音》中，他们由板起面孔的“教师爷”变为求贤若渴的“伯乐”，有时为争夺一个心仪选手要使出浑身解数。到了导师考核环节，明星嘉宾甚至为心仪学员的离去而潸然泪下或与媒体评审团发生争执。这些草根情结的流露，在其他节目未曾相见。《好声音》的主持人华少，甚至被调侃为“卖凉茶”的，庾澄庆则被认为更像主持人。此类节目的主持人逐渐被淡化，承担的多是念广告和互动信息，而嘉宾则取而代之完成原本属于主持人的任务。在湖南卫视新近推出的《谁与争锋》中，主持人甚至消失，代之以幕后声音，节目流程完全交由嘉宾把控。《梦想秀》第四季则赋予周立波更大的发挥空间，这是否代表了综艺节目一种新的趋向呢？
（四）创造新的营销模式
《好声音》是浙江卫视与灿星制作合作推出的节目，不同以往的是，灿星制作在合作中占据主角——主导购买版权、投资、签约导师和商业运作。双方本着“共赢”原则，签订类似“对赌”的协议——收视率不过１．５，灿星没有盈利；收视率越高，灿星获得的分成比例越高。按实际状况，收视率“破４”后，灿星有望拿到七成收益。这种“节目＋投资分成”的方式是对文化产业营销模式的创新。同时，导师的酬劳也采取新颖的“知识红利分红”方式——不按场次计酬，而是参与整个产业链打造，最后按贡献度以播出季分红。上不封顶的巨大利润空间，促使各方均全力投入，导师倾情出演。
“共赢”的商业模式促使双方不遗余力地投入营销。一波又一波热点话题、爆料、电视、微博的联动，将节目打造成一幕出色的“事件营销”。在《好声音》颁奖盛典上，以颁奖嘉宾现身的周立波高调宣布：《梦想秀》第四季将于１０月１２日接棒启幕，让人不禁慨叹：浙江卫视试图垄断周五夜间的电视屏幕！新的营销模式促成新气象：从前台到幕后，从摄制到播出，制作方、播出方、导师、学员合力打拼，共同受益。其结果是制作方赚得盆满钵满，浙江卫视名利双收，导师学员身价倍增。
二、《好声音》《梦想秀》的四个提升空间
《好声音》《梦想秀》凭借成熟的节目模式和制作运营，成为２０１２年广受关注的文化热点。然而，从最初的一致好评，到结尾的一片质疑，《好声音》制作方承认在团队经验、节目剪辑、学员包装等方面都有不可忽视的漏洞。这说明，尽管这些节目总体上值得肯定，但仍有一些细节需要做精细化加工处理。
（一）进一步处理好“正面鼓励”与恰当评价的关系
可能是由于强调输出“正能量”的原因，《好声音》导
师在点评学员时绝无“毒舌”，同时也鲜有中肯的批评。听到的大都是“太好了”、“非常完美”、“找不出毛病”等赞美之词，尤其对落选学员更是这样。而事实并非如此。那位来自内蒙古航天科工的业余歌手云杰，盲选时一曲《天堂》没能赢得评委转身，接着清唱几句《鸿雁》，评委说，唱得好，选错歌了。待到复活赛云杰真的演唱《鸿雁》，在唱得“比上次好”的评价下，那位评委依然没有转身，连她自己也无法自圆其说。反观《梦想秀》，一位喜欢跳舞的大嫂因只得到梦想观察团２３８票支持而未能达到２４０票的通过线，请求“波波老师加一票”，享有“一票逆转”权的周立波却说，“那样会对后面的选手不公平”而婉拒。《好声音》则需要在“正面鼓励”和“展示真诚”之间进一步拿捏。因为，传递正能量并不等于一味正面夸奖。假若缺乏真诚，再华丽的语言也会显得苍白。
（二）进一步处理好“好声音”与“好故事”的关系
《好声音》在开播之前曾承诺：节目将不考虑学员身份、背景，也没有煽情故事。但事实上未能“脱俗”，节目中还是有不少作秀成分，有些“秀”得甚至违背了“好声音”的宗旨。长期为那英伴唱的哈尔滨女孩儿王崇，把《白天不懂夜的黑》唱出别样味道，那英听到一半就流下眼泪却并未转身，她在解释自己的行为时说：“如果我转了，观众或许会认为因为我们认识，所以不公平”，不少观众惋惜王崇的同时也流露不解：“盲选就是只听声音不认人，为什么导师要回避人情而让好声音流失？”
其实，节目宝典要求在高度重视声音的同时，也不忽视故事；不要求每个学员都有故事，但不能所有的学员都没有
故事。如果用五分制衡量，要求三分声音，两分故事。⑴
纵观
入选的５６位学员，有“故事”的往往未能走远。像失去父亲的徐海星、小王子李维真、高考失利的郑虹、光头李代沫，这些“有故事的人” 均中途落马。关于“故事”的处理，制作团队由于经验不足，对一些个性学员的包装缺乏考虑，对一些学员的特色发掘不够，应当在下一季得到切实改善。
（三）进一步处理好制播分离与制播合作的关系
中秋之夜，《好声音》结束三个多月的选拔，终于落下帷幕。总决选虽然声势浩大，却没有延续前面的好评，而是遭到各方质疑。比如，投票规则不明确、计票环节混乱，现场每一轮投票是单算还是累加、观众投票次数有无限制、它与媒体评审团“用脚投票”是何种关系？均未说明；还有女主持无厘头下课、超时引发扰民投诉，媒体评审团上场竟无计票环节设计，不得不现场喊话让华少口头点票，等等。尽管节目组事后召开发布会说明缘由，但问题存在仍是不争事实。究其原因，与“纯粹的”制播分离不无干系。
对于引进综艺节目，制播分离固然值得提倡，但是初期不能“大撒把”。基于灿星制作的过往经验，其运用演播室方式较为成熟，而少有８万人体育场的拍摄实践。浙江卫视不应限于出机器、出人员的投入，而应在前期介入策划，
防止一些不应有的细节疏漏。即，该“分”则分，该“合”则合，必要时反“客”为主，只要双方抱持一个共同目标：千方百计让节目叫好叫座！
至于网民提出，入围学员中酒吧歌手比例较大、唱英文歌的多、通俗歌手、大嗓门歌手多、插播广告多，以及剪辑生硬，盲选时大批学员仅一闪而过；导师指导学员前后未发生明显变化，等等，均需日后在“制播合作”中加以磨合、整顿。
（四）进一步处理好模仿移植与超越原创的关系
浙江卫视通过模式引进和本土化改造，打造出具有正能量的真人秀节目，重新聚拢了主流观众。我们在为成功者喝彩的同时，仍不免生出思考——如何才能提升中国电视节目的原创能力，在引进、消化的基础上有所创造，在向国内“输入”的同时也向海外“输出”文化产品？毕竟，引进国外节目模式不是最终目的，应当在学习借鉴中培育自身的创新能力，强化“造血”机能，研制出更多更好的原创节目。
《梦想秀》第一二季节目模式引自英国ＢＢＣＷ（ＢＢＣ环球公司）的当红节目《就在今夜》，第一二季平均收视率达到１．５，据ＢＢＣＷ评估，是所有引进此模式的国家做得最棒的。第三季浙江卫视自主研发，力图将题材多元化。其节目视频、模式宝典、舞美设计图亮相２０１２戛纳秋季电视节后，
引起海外影视机构关注。⑵
ＢＢＣＷ有意回购第三季节目模
式，双方已经进行实质性谈判，如果谈判成功，《梦想秀》将成为中国第一档销往海外的节目模式，这将成为多年来中国电视从“模仿移植”走向“超越原创”的里程碑事件，也将成为中国电视未来的打拼方向。
三、《好声音》《梦想秀》运营对地方台的启示
近年来，视频网站大规模崛起，对传统电视业态形成强大冲击。一方面是年轻人蜂聚网络看片，无形中降低了电视的开机率；另一方面，视频网站让年轻人重新发现电视节目的观赏价值，反过来推动电视节目创新。２０１２年各省卫视的台网联动有一大特点：微博对节目的网络传播起到重要作用。如果说２００５年超女的成功是电视＋手机短信的成功，《好声音》《梦想秀》则是电视＋微博（ＳＮＳ）的成功。
《好声音》《梦想秀》借助网络的翅膀飞向电视所不及的角落，网络则借当红歌手的火势，在流行文化领域中抢占一席之地。通过网台深度融合联动，电视节目资讯既通过电视送达传统观众，又通过视频网站送达网民和拇指一族，成功搭上互动性和灵活性强的网络快车。对视频网站来说，得以走出自拉自唱的网络演播室，涉足文化核心产业的大舞台，双方各尽所长，各有所得。
目前，一些强势媒体已经开始由内容生产向产业链打造转型。虽然我国电视衍生品在设计、生产方面仍处于初级阶段，但已有越来越多的媒体开始谋求特色内容资源
的经济价值，借鉴国外经验，打造新型产业链。《好声音》《梦想秀》的经验能否被地方台复制呢？答案是否定的。一是大多数地方台不具备上星频道的运营实力，二是国内缺乏健全的法规体系和市场机制做保障。
在西方，往往以法规形式禁止大型传媒集团垄断内容生产，促进节目生产多样化。例如，欧美通过法令规定社会制作公司的节目必须达到一定比例，以满足文化多样性和维护公共利益的需求。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ＦＣＣ）于１９７０年颁布《金融收益与辛迪加法案》，规定各商业电视网在晚间黄金时段播出的自制节目不得超过节目总量的１５％；英国１９９０年出台的《广播法案》要求ＢＢＣ和商业广播网的新节目（除新闻性节目）中至少２５％要由独立制作公司制作；韩国也在１９９０年出台《广播法》，规定独立制片人的节目份额要增加到３０％，电视网在黄金时段必须播出１５％的外制节
目。⑶
由于法规的强制干预，社会制作公司、独立制片商生
生不息，节目市场机制健全，生产、购买、发行环节利润分配合理，彼此不用看对方脸色行事。
同时，西方电视通过辛迪加组织做分销渠道，也鼓励了节目创新的积极性。新节目研发是极其复杂而耗力的工程，需要多方论证，反复试验，投入费用高昂。辛迪加组织将新节目购买过来，采取向多家电视台出售播放权的方式，将价格成本大大降低，使规模不大的独立电视台也能获得优秀节目资源。这种经营模式，使得电视网不要的节目可以获得播出机会，旧节目可以获得新生机，昂贵的节目可以通过多家电视台分摊的方式降低播出成本，从而大大化解了社会公司从事新节目研发的经济风险。而且，大型传播公司每年都要拿出广告收入的５％用于购买创意方案和模版，以更新节目。比如，ＣＢＳ每年都要用１亿美元左右公开招标，订制８个节目作为年度新节目推出。国内只有央视在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每年拿出１亿元人民币用于新节目研发，但成效不明显。
鉴于现阶段我国节目市场体系尚不健全，缺乏版权保护意识和准入准出机制，整体实力逊于央视和省级卫视的地方台，如果动辄数千万元去研发原创节目或者引进国外模式，是不现实的，无异于自杀行为。应当学习央视和省级台的创新理念、进取精神，将可以借鉴的某些局部做法消化吸收到自身节目的运营中，实现可持续发展。
注释：
⑴蔡慕嘉：《揭秘选秀节目制作宝典 引进国外版权管制多》，《信息时
报》，2012年7月22日。
⑵《BBCW欲重金买“梦想秀”模式》，人民网娱乐频道，2012年10月26日。⑶参见张君昌、张建庚主编：《21世纪中国广播电视大趋势》，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2年版，第64页。
作者分别系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秘书长助理、学术部主任；山东淄博电视台小语工作室总监责任编辑：曾瑜
后娱乐时代 真人秀节目创作走向分析
——对《中国好声音》《中国梦想秀》运营的思考
文 ／ 张君昌 霍小语
【内容摘要】以“限娱令”实施为启点，国内真人秀节目进入后娱乐时代。本文以《好声音》《梦想秀》实践为蓝本，剖析新阶段综艺节目的特点、运营方式和改进方向，试图为真人秀节目改版创新提供思路。【关键词】真人秀 移植 创新 超越 内容品牌 台网融合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广电总局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即俗称所谓“限娱令”），提出从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起，对上星综合频道播出的娱乐节目实施总量调控，防止过度娱乐化倾向。笔者以为卫视节目有望由此走上健康有序的发展轨道，进入“后娱乐时代”。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０日，广
电总局发布《关于表彰２０１２年广播电视创新创优栏目的决定》，鼓励各地彰显人文精神、锐意创新进取推出的新栏目，其中浙江卫视的《中国梦想秀》（以下简称《梦想秀》）、《中国好声音》（以下简称《好声音》）赫然在目。以《梦想秀》和《好声音》为代表的真人秀节目在后娱乐时代呈现哪些特点呢？本文以这两档节目的实践为蓝本，剖析真人秀节目在后娱乐时代的创作走向。
表现形态的重要变革。
被选择，当拥有多个选择后权利反转，可以自主选择导师；导师拍键前，要考量能否找到最优秀、最合适的选手；导师认可了选手，选手的取向仍是未知数；若太早集齐己方阵容，可能错失后面的好选手，等等。这些微妙的变化，不但使“转椅”成为一种“推动剧情”发展的支点，而且堪称节目
（二）打造新的悬念设计
“大片制作”为铺陈悬念提供了条件。《梦想秀》２２个机位全程录制，每期录制１２小时，１０个导演参与后期剪辑；《好声音》则有２６个固定或游动机位，观照到场上选手、嘉宾、观众和后台亲友团的角角落落，不放过每个稍纵即逝的表情、动作和话语，为每期９０分钟的节目积累上千分钟素材，通过后期精心加工，足以制作出一部细节丰富的“情景剧”、“动作片”。
《好声音》还有一种力量让观众不忍离去。比如，张赫宣是观众喜欢的焦点人物，汪峰非常赏识他的嗓音和处理技巧，表示被张赫宣“唱碎了心”。这样一位实力唱将，初选时竟未赢得一位导师转身，他是何时复活的？成为一个大悬念，一直牵着观众的心。赛制上，《好声音》进程之快为其他节目望尘莫及——５６名学员通过４场比赛就剩１６名，接下来两场实力ＰＫ剩下４位，随之就是中秋夜的总决选，赛制之快令人产生目不暇接、悬念丛生之感。
一、《好声音》《梦想秀》的四大创新贡献
《好声音》《梦想秀》不仅在宏观上示范了一种电视生态模式，掀起了正能量文化旋风，中观上精准的工业化设计及其生产效率，则开启了国内电视综艺栏目大片制作运营的先河。
（一）推出新的节目形态
自超女走红之后，国内真人秀节目陷入瓶颈期。直到２００９年《非诚勿扰》翻出新花样，带出一批“灭灯”式相亲节目，并很快被其他节目效法。之后，《一站到底》以“掉坑”为卖点，但没有赢得太多关注。除了安全上的考量，还有结构上的因素，即“掉坑”之前，结果已定，人们只是目睹“失败者”的下场而已，并且这种“目睹”有违人们的悲悯情怀。
到了《好声音》，“转椅”式节目赢得空前喝彩。以前的音乐选秀，虽说是选歌声，实际上总是掺杂对外貌、魅力等与声音无关元素的评价。《好声音》以每把８０万元从海外定制“转椅”，主打“盲听盲选”，导师只听歌声，认可后拍键转身。这把“转椅”不但将导师的内心评判外化为“可见”，还显示出强大的戏剧张力和节奏变化。学员一开始是
（三）赋予新的嘉宾定位
《梦想秀》《好声音》给予节目嘉宾较大的掌控局面的权力，这颠覆了既往嘉宾的功能定位，使得主持人的存在被明显弱化。周立波原本是海派清口艺人，其表演多少带有上海滑稽戏的成分，个性张扬。自他加盟《梦想秀》之后，原来的主持人朱丹和华少基本就处于“没话说”的境地。《梦想秀》一下子把周立波改造成正面角色，由一个游走于文化边缘地带的人，成为代表主流价值观的人物，进而重金聘请他担任浙江卫视创意总监，
真正做到不拘一格
发现人才，使用人才，为浙江卫视节目创新注入头脑风暴。
《好声音》的刘欢、那英、庾澄庆、杨坤四人组合，则改变了以往嘉宾“毒舌、煽情、专业”三大角色的定位。在传统音乐选秀节目里，明星多是“评论者”角色，在《好声音》中，他们由板起面孔的“教师爷”变为求贤若渴的“伯乐”，有时为争夺一个心仪选手要使出浑身解数。到了导师考核环节，明星嘉宾甚至为心仪学员的离去而潸然泪下或与媒体评审团发生争执。这些草根情结的流露，在其他节目未曾相见。《好声音》的主持人华少，甚至被调侃为“卖凉茶”的，庾澄庆则被认为更像主持人。此类节目的主持人逐渐被淡化，承担的多是念广告和互动信息，而嘉宾则取而代之完成原本属于主持人的任务。在湖南卫视新近推出的《谁与争锋》中，主持人甚至消失，代之以幕后声音，节目流程完全交由嘉宾把控。《梦想秀》第四季则赋予周立波更大的发挥空间，这是否代表了综艺节目一种新的趋向呢？
（四）创造新的营销模式
《好声音》是浙江卫视与灿星制作合作推出的节目，不同以往的是，灿星制作在合作中占据主角——主导购买版权、投资、签约导师和商业运作。双方本着“共赢”原则，签订类似“对赌”的协议——收视率不过１．５，灿星没有盈利；收视率越高，灿星获得的分成比例越高。按实际状况，收视率“破４”后，灿星有望拿到七成收益。这种“节目＋投资分成”的方式是对文化产业营销模式的创新。同时，导师的酬劳也采取新颖的“知识红利分红”方式——不按场次计酬，而是参与整个产业链打造，最后按贡献度以播出季分红。上不封顶的巨大利润空间，促使各方均全力投入，导师倾情出演。
“共赢”的商业模式促使双方不遗余力地投入营销。一波又一波热点话题、爆料、电视、微博的联动，将节目打造成一幕出色的“事件营销”。在《好声音》颁奖盛典上，以颁奖嘉宾现身的周立波高调宣布：《梦想秀》第四季将于１０月１２日接棒启幕，让人不禁慨叹：浙江卫视试图垄断周五夜间的电视屏幕！新的营销模式促成新气象：从前台到幕后，从摄制到播出，制作方、播出方、导师、学员合力打拼，共同受益。其结果是制作方赚得盆满钵满，浙江卫视名利双收，导师学员身价倍增。
二、《好声音》《梦想秀》的四个提升空间
《好声音》《梦想秀》凭借成熟的节目模式和制作运营，成为２０１２年广受关注的文化热点。然而，从最初的一致好评，到结尾的一片质疑，《好声音》制作方承认在团队经验、节目剪辑、学员包装等方面都有不可忽视的漏洞。这说明，尽管这些节目总体上值得肯定，但仍有一些细节需要做精细化加工处理。
（一）进一步处理好“正面鼓励”与恰当评价的关系
可能是由于强调输出“正能量”的原因，《好声音》导
师在点评学员时绝无“毒舌”，同时也鲜有中肯的批评。听到的大都是“太好了”、“非常完美”、“找不出毛病”等赞美之词，尤其对落选学员更是这样。而事实并非如此。那位来自内蒙古航天科工的业余歌手云杰，盲选时一曲《天堂》没能赢得评委转身，接着清唱几句《鸿雁》，评委说，唱得好，选错歌了。待到复活赛云杰真的演唱《鸿雁》，在唱得“比上次好”的评价下，那位评委依然没有转身，连她自己也无法自圆其说。反观《梦想秀》，一位喜欢跳舞的大嫂因只得到梦想观察团２３８票支持而未能达到２４０票的通过线，请求“波波老师加一票”，享有“一票逆转”权的周立波却说，“那样会对后面的选手不公平”而婉拒。《好声音》则需要在“正面鼓励”和“展示真诚”之间进一步拿捏。因为，传递正能量并不等于一味正面夸奖。假若缺乏真诚，再华丽的语言也会显得苍白。
（二）进一步处理好“好声音”与“好故事”的关系
《好声音》在开播之前曾承诺：节目将不考虑学员身份、背景，也没有煽情故事。但事实上未能“脱俗”，节目中还是有不少作秀成分，有些“秀”得甚至违背了“好声音”的宗旨。长期为那英伴唱的哈尔滨女孩儿王崇，把《白天不懂夜的黑》唱出别样味道，那英听到一半就流下眼泪却并未转身，她在解释自己的行为时说：“如果我转了，观众或许会认为因为我们认识，所以不公平”，不少观众惋惜王崇的同时也流露不解：“盲选就是只听声音不认人，为什么导师要回避人情而让好声音流失？”
其实，节目宝典要求在高度重视声音的同时，也不忽视故事；不要求每个学员都有故事，但不能所有的学员都没有
故事。如果用五分制衡量，要求三分声音，两分故事。⑴
纵观
入选的５６位学员，有“故事”的往往未能走远。像失去父亲的徐海星、小王子李维真、高考失利的郑虹、光头李代沫，这些“有故事的人” 均中途落马。关于“故事”的处理，制作团队由于经验不足，对一些个性学员的包装缺乏考虑，对一些学员的特色发掘不够，应当在下一季得到切实改善。
（三）进一步处理好制播分离与制播合作的关系
中秋之夜，《好声音》结束三个多月的选拔，终于落下帷幕。总决选虽然声势浩大，却没有延续前面的好评，而是遭到各方质疑。比如，投票规则不明确、计票环节混乱，现场每一轮投票是单算还是累加、观众投票次数有无限制、它与媒体评审团“用脚投票”是何种关系？均未说明；还有女主持无厘头下课、超时引发扰民投诉，媒体评审团上场竟无计票环节设计，不得不现场喊话让华少口头点票，等等。尽管节目组事后召开发布会说明缘由，但问题存在仍是不争事实。究其原因，与“纯粹的”制播分离不无干系。
对于引进综艺节目，制播分离固然值得提倡，但是初期不能“大撒把”。基于灿星制作的过往经验，其运用演播室方式较为成熟，而少有８万人体育场的拍摄实践。浙江卫视不应限于出机器、出人员的投入，而应在前期介入策划，
防止一些不应有的细节疏漏。即，该“分”则分，该“合”则合，必要时反“客”为主，只要双方抱持一个共同目标：千方百计让节目叫好叫座！
至于网民提出，入围学员中酒吧歌手比例较大、唱英文歌的多、通俗歌手、大嗓门歌手多、插播广告多，以及剪辑生硬，盲选时大批学员仅一闪而过；导师指导学员前后未发生明显变化，等等，均需日后在“制播合作”中加以磨合、整顿。
（四）进一步处理好模仿移植与超越原创的关系
浙江卫视通过模式引进和本土化改造，打造出具有正能量的真人秀节目，重新聚拢了主流观众。我们在为成功者喝彩的同时，仍不免生出思考——如何才能提升中国电视节目的原创能力，在引进、消化的基础上有所创造，在向国内“输入”的同时也向海外“输出”文化产品？毕竟，引进国外节目模式不是最终目的，应当在学习借鉴中培育自身的创新能力，强化“造血”机能，研制出更多更好的原创节目。
《梦想秀》第一二季节目模式引自英国ＢＢＣＷ（ＢＢＣ环球公司）的当红节目《就在今夜》，第一二季平均收视率达到１．５，据ＢＢＣＷ评估，是所有引进此模式的国家做得最棒的。第三季浙江卫视自主研发，力图将题材多元化。其节目视频、模式宝典、舞美设计图亮相２０１２戛纳秋季电视节后，
引起海外影视机构关注。⑵
ＢＢＣＷ有意回购第三季节目模
式，双方已经进行实质性谈判，如果谈判成功，《梦想秀》将成为中国第一档销往海外的节目模式，这将成为多年来中国电视从“模仿移植”走向“超越原创”的里程碑事件，也将成为中国电视未来的打拼方向。
三、《好声音》《梦想秀》运营对地方台的启示
近年来，视频网站大规模崛起，对传统电视业态形成强大冲击。一方面是年轻人蜂聚网络看片，无形中降低了电视的开机率；另一方面，视频网站让年轻人重新发现电视节目的观赏价值，反过来推动电视节目创新。２０１２年各省卫视的台网联动有一大特点：微博对节目的网络传播起到重要作用。如果说２００５年超女的成功是电视＋手机短信的成功，《好声音》《梦想秀》则是电视＋微博（ＳＮＳ）的成功。
《好声音》《梦想秀》借助网络的翅膀飞向电视所不及的角落，网络则借当红歌手的火势，在流行文化领域中抢占一席之地。通过网台深度融合联动，电视节目资讯既通过电视送达传统观众，又通过视频网站送达网民和拇指一族，成功搭上互动性和灵活性强的网络快车。对视频网站来说，得以走出自拉自唱的网络演播室，涉足文化核心产业的大舞台，双方各尽所长，各有所得。
目前，一些强势媒体已经开始由内容生产向产业链打造转型。虽然我国电视衍生品在设计、生产方面仍处于初级阶段，但已有越来越多的媒体开始谋求特色内容资源
的经济价值，借鉴国外经验，打造新型产业链。《好声音》《梦想秀》的经验能否被地方台复制呢？答案是否定的。一是大多数地方台不具备上星频道的运营实力，二是国内缺乏健全的法规体系和市场机制做保障。
在西方，往往以法规形式禁止大型传媒集团垄断内容生产，促进节目生产多样化。例如，欧美通过法令规定社会制作公司的节目必须达到一定比例，以满足文化多样性和维护公共利益的需求。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ＦＣＣ）于１９７０年颁布《金融收益与辛迪加法案》，规定各商业电视网在晚间黄金时段播出的自制节目不得超过节目总量的１５％；英国１９９０年出台的《广播法案》要求ＢＢＣ和商业广播网的新节目（除新闻性节目）中至少２５％要由独立制作公司制作；韩国也在１９９０年出台《广播法》，规定独立制片人的节目份额要增加到３０％，电视网在黄金时段必须播出１５％的外制节
目。⑶
由于法规的强制干预，社会制作公司、独立制片商生
生不息，节目市场机制健全，生产、购买、发行环节利润分配合理，彼此不用看对方脸色行事。
同时，西方电视通过辛迪加组织做分销渠道，也鼓励了节目创新的积极性。新节目研发是极其复杂而耗力的工程，需要多方论证，反复试验，投入费用高昂。辛迪加组织将新节目购买过来，采取向多家电视台出售播放权的方式，将价格成本大大降低，使规模不大的独立电视台也能获得优秀节目资源。这种经营模式，使得电视网不要的节目可以获得播出机会，旧节目可以获得新生机，昂贵的节目可以通过多家电视台分摊的方式降低播出成本，从而大大化解了社会公司从事新节目研发的经济风险。而且，大型传播公司每年都要拿出广告收入的５％用于购买创意方案和模版，以更新节目。比如，ＣＢＳ每年都要用１亿美元左右公开招标，订制８个节目作为年度新节目推出。国内只有央视在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每年拿出１亿元人民币用于新节目研发，但成效不明显。
鉴于现阶段我国节目市场体系尚不健全，缺乏版权保护意识和准入准出机制，整体实力逊于央视和省级卫视的地方台，如果动辄数千万元去研发原创节目或者引进国外模式，是不现实的，无异于自杀行为。应当学习央视和省级台的创新理念、进取精神，将可以借鉴的某些局部做法消化吸收到自身节目的运营中，实现可持续发展。
注释：
⑴蔡慕嘉：《揭秘选秀节目制作宝典 引进国外版权管制多》，《信息时
报》，2012年7月22日。
⑵《BBCW欲重金买“梦想秀”模式》，人民网娱乐频道，2012年10月26日。⑶参见张君昌、张建庚主编：《21世纪中国广播电视大趋势》，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2年版，第64页。
作者分别系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秘书长助理、学术部主任；山东淄博电视台小语工作室总监责任编辑：曾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