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 神 懈 怠 与 人 亡 政 息
巩联军
2011年10月31日16:53 来源：《党建研究》
胡锦涛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把“精神懈怠”摆在党面临的四大危险之首。党中央的这一睿智明察、清醒洞见，无疑是向全党发出的盛世危言、警世之语。
精神懈怠是一种不思进取、不负责任、不愿作为、贪图安逸的低迷、涣散、沉沦的精神状态，反映出的是对政治的厌倦、理想的淡漠、事业心的丧失、进取心的退化等深层次的思想蜕变。这种精神状态是一种危险的销蚀剂，若任其泛滥、蔓延，会在党内形成消极的政治生态，导致党的战斗力、生命力被自我摧毁、瓦解。尤其是对于执政党来说，精神懈怠又总是与人亡政息的危险联在一起。
据《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十二年，唐太宗与房玄龄、魏征有一段著名的论创业与守成的谈话。唐太宗问：“创业与守成孰难？”房玄龄答：“草昧之初，与群雄并起角力而后臣之，创业难矣!”魏征则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于艰难，失之于安逸，守成难矣！”唐太宗说：“然创业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方当与诸公慎之。”这段君臣论政，既体现难得清醒，又彰显从政智慧。
古往今来，统治者因精神懈怠、沉迷声色、不思政事，而至丧邦亡国的历史悲剧重复上演。即便是反抗封建统治者的农民起义者，掌握政权后如懈怠也难逃历史覆辙。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就再现了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的深刻教训。初时的起义军士气高昂、军法严明。李自成更能够身体力行，他不好色，不饮酒，不贪财利，且十分朴素。占领西安后，他还“每三日亲赴教场校射”，不曾懈怠。然而，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却使起义军沉浸在过分的陶醉之中。进京以后，李自成便进了皇宫。他没有听取“使士卒不要懈怠而败了军纪”的谏言，而是忙着登基大典、皇袍加身，一些高级将领则更是骄奢淫逸。刘宗敏还绑架吴三桂的父亲，掠了吴三桂的爱姬陈圆圆。结果，吴三桂勾结满清军队入关，李自成在京仅仅40天，便被迫率部匆忙撤出，再次沦为流寇，溃不成军。不到一年，李自成遇袭身亡。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以失败告终，留下了一段令人遗憾、发人深省的历史悲剧。
毛泽东一直把李自成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面镜子，教育全党要“以此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944年，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复信中说，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出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希望随时示知。1949年，中共中央机关由西柏坡迁往北平，毛泽东把此行比作“进京赶考”，一路上都在说“不要做李自成”。从这些谈话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胜利后能否保持积极进取的生命状态，不重蹈改朝换代的历史怪圈，是有着长久的思考和深深的忧虑。
1947年7月毛泽东和黄炎培著名的“延安窑洞对”，就反映了毛泽东对共产党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深入思考。黄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焉’，‘其亡也忽焉’„„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
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毛泽东听后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然而，60多年的实践又使我们清醒地看到，对于一个掌握着全国政权、有着几千年深厚封建传统思想积淀为社会背景的执政党来说，要真正跳出历史周期率，防止人亡政息，是何等艰难、何等不易！要让8000多万党员永远保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清醒的执政理智、积极的进取精神和在糖弹面前的永恒定力又是何等艰巨，其工程是何等伟大！当年，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不久，列宁就告诫全党，现在摆在日程上的是人人要同一切懈怠的表现作斗争。苏联共产党作为大国大党，在执政70多年后却顷刻覆亡。从这一殷鉴不远的历史悲剧中，更使我们清醒地看到，执政党永葆先进性，防止精神懈怠，这个问题是何等现实、意义是何等深远！
让人民来监督，使共产党员不敢懈怠。人民的监督，就是人民的选择。人民的监督和选择是共产党人保持旺盛生命活力、强大精神动力之源。因为历史和人民的选择都是动态的，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一个政党如果在强盛时意识不到压力和危机，懒惰、麻痹、衰退就开始了。任何物种灵敏的触角都是应对来自外界生存危机的产物，如果没有外界对它的压力，其功能绝对会退化，生命体的运动亦会停滞。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前没有合法地位，身处白色恐怖，面对强大的敌人，共产党员的警惕不敢有丝毫的放松，精神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因为，只有奋斗才能胜利，只有谨慎才能生存。而执政后则根本不同了。所以，必须居安思危，慎始如初，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切不可躺在功劳簿上，不思进取，而要谨记“人民选择”是时时刻刻的考验，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满意和支持，党的执政就长久；失去人民的信任，党就会被人民抛弃，政权也会丧失。
让制度监督，使共产党员不能懈怠。任何监督都是靠制度建设来保障、来实现的。列宁曾经指出，仅仅靠良心和政治品质是不可靠的，还要靠制度来约束。制度带有根本性。要通过一些切实有效的制度来调动党的干部的人人负责精神，使之不敢躺在功劳簿上，靠老本吃饭；不敢谋取个人私利，靠权力发财；不敢阳奉阴违，靠钻营升官。以防止党内消极因素的滋长和积累，防止不良风气的蔓延和泛滥。在现实生活中，既要营造制度透明的“玻璃缸”，也要破除执行制度的“天花板”，使共产党人的精神既不敢放松，也不能懈怠。
以党性自律，让共产党员不会懈怠。精神状态问题，归根到底是共产党员的党性问题。它反映了人的理想和信念、价值观和人生观。只有铸牢党的理想信念，铭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才能永远不忘肩负的责任和使命，才能时刻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才不会在胜利面前自我膨胀、骄傲懈怠，这是我们党永葆政治上蓬勃活力的必要条件。刘少奇曾经说过，我们共产党员相信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一切都是变动的，没有不变的东西„„但是对于我们共产党员来说，有一件事是终身不变的，这就是我们要为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到底。我们要以老一辈革命家为榜样，自觉加强党性锻炼和修养，在与时俱进中永
葆对党的事业和对人民忠诚的政治本色。越是在取得巨大成绩之时，越要居安思危。要常怀临深履薄之惧，常思民生疾苦，戒骄戒奢戒惰，奋发勤勉、兢兢业业，这样才能免于巅坠之患，立于不败之地。
（作者为铁道部党校副校长、教授）
精 神 懈 怠 与 人 亡 政 息
巩联军
2011年10月31日16:53 来源：《党建研究》
胡锦涛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把“精神懈怠”摆在党面临的四大危险之首。党中央的这一睿智明察、清醒洞见，无疑是向全党发出的盛世危言、警世之语。
精神懈怠是一种不思进取、不负责任、不愿作为、贪图安逸的低迷、涣散、沉沦的精神状态，反映出的是对政治的厌倦、理想的淡漠、事业心的丧失、进取心的退化等深层次的思想蜕变。这种精神状态是一种危险的销蚀剂，若任其泛滥、蔓延，会在党内形成消极的政治生态，导致党的战斗力、生命力被自我摧毁、瓦解。尤其是对于执政党来说，精神懈怠又总是与人亡政息的危险联在一起。
据《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十二年，唐太宗与房玄龄、魏征有一段著名的论创业与守成的谈话。唐太宗问：“创业与守成孰难？”房玄龄答：“草昧之初，与群雄并起角力而后臣之，创业难矣!”魏征则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于艰难，失之于安逸，守成难矣！”唐太宗说：“然创业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方当与诸公慎之。”这段君臣论政，既体现难得清醒，又彰显从政智慧。
古往今来，统治者因精神懈怠、沉迷声色、不思政事，而至丧邦亡国的历史悲剧重复上演。即便是反抗封建统治者的农民起义者，掌握政权后如懈怠也难逃历史覆辙。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就再现了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的深刻教训。初时的起义军士气高昂、军法严明。李自成更能够身体力行，他不好色，不饮酒，不贪财利，且十分朴素。占领西安后，他还“每三日亲赴教场校射”，不曾懈怠。然而，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却使起义军沉浸在过分的陶醉之中。进京以后，李自成便进了皇宫。他没有听取“使士卒不要懈怠而败了军纪”的谏言，而是忙着登基大典、皇袍加身，一些高级将领则更是骄奢淫逸。刘宗敏还绑架吴三桂的父亲，掠了吴三桂的爱姬陈圆圆。结果，吴三桂勾结满清军队入关，李自成在京仅仅40天，便被迫率部匆忙撤出，再次沦为流寇，溃不成军。不到一年，李自成遇袭身亡。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以失败告终，留下了一段令人遗憾、发人深省的历史悲剧。
毛泽东一直把李自成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面镜子，教育全党要“以此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944年，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复信中说，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出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希望随时示知。1949年，中共中央机关由西柏坡迁往北平，毛泽东把此行比作“进京赶考”，一路上都在说“不要做李自成”。从这些谈话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胜利后能否保持积极进取的生命状态，不重蹈改朝换代的历史怪圈，是有着长久的思考和深深的忧虑。
1947年7月毛泽东和黄炎培著名的“延安窑洞对”，就反映了毛泽东对共产党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深入思考。黄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焉’，‘其亡也忽焉’„„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
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毛泽东听后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然而，60多年的实践又使我们清醒地看到，对于一个掌握着全国政权、有着几千年深厚封建传统思想积淀为社会背景的执政党来说，要真正跳出历史周期率，防止人亡政息，是何等艰难、何等不易！要让8000多万党员永远保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清醒的执政理智、积极的进取精神和在糖弹面前的永恒定力又是何等艰巨，其工程是何等伟大！当年，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不久，列宁就告诫全党，现在摆在日程上的是人人要同一切懈怠的表现作斗争。苏联共产党作为大国大党，在执政70多年后却顷刻覆亡。从这一殷鉴不远的历史悲剧中，更使我们清醒地看到，执政党永葆先进性，防止精神懈怠，这个问题是何等现实、意义是何等深远！
让人民来监督，使共产党员不敢懈怠。人民的监督，就是人民的选择。人民的监督和选择是共产党人保持旺盛生命活力、强大精神动力之源。因为历史和人民的选择都是动态的，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一个政党如果在强盛时意识不到压力和危机，懒惰、麻痹、衰退就开始了。任何物种灵敏的触角都是应对来自外界生存危机的产物，如果没有外界对它的压力，其功能绝对会退化，生命体的运动亦会停滞。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前没有合法地位，身处白色恐怖，面对强大的敌人，共产党员的警惕不敢有丝毫的放松，精神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因为，只有奋斗才能胜利，只有谨慎才能生存。而执政后则根本不同了。所以，必须居安思危，慎始如初，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切不可躺在功劳簿上，不思进取，而要谨记“人民选择”是时时刻刻的考验，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满意和支持，党的执政就长久；失去人民的信任，党就会被人民抛弃，政权也会丧失。
让制度监督，使共产党员不能懈怠。任何监督都是靠制度建设来保障、来实现的。列宁曾经指出，仅仅靠良心和政治品质是不可靠的，还要靠制度来约束。制度带有根本性。要通过一些切实有效的制度来调动党的干部的人人负责精神，使之不敢躺在功劳簿上，靠老本吃饭；不敢谋取个人私利，靠权力发财；不敢阳奉阴违，靠钻营升官。以防止党内消极因素的滋长和积累，防止不良风气的蔓延和泛滥。在现实生活中，既要营造制度透明的“玻璃缸”，也要破除执行制度的“天花板”，使共产党人的精神既不敢放松，也不能懈怠。
以党性自律，让共产党员不会懈怠。精神状态问题，归根到底是共产党员的党性问题。它反映了人的理想和信念、价值观和人生观。只有铸牢党的理想信念，铭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才能永远不忘肩负的责任和使命，才能时刻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才不会在胜利面前自我膨胀、骄傲懈怠，这是我们党永葆政治上蓬勃活力的必要条件。刘少奇曾经说过，我们共产党员相信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一切都是变动的，没有不变的东西„„但是对于我们共产党员来说，有一件事是终身不变的，这就是我们要为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到底。我们要以老一辈革命家为榜样，自觉加强党性锻炼和修养，在与时俱进中永
葆对党的事业和对人民忠诚的政治本色。越是在取得巨大成绩之时，越要居安思危。要常怀临深履薄之惧，常思民生疾苦，戒骄戒奢戒惰，奋发勤勉、兢兢业业，这样才能免于巅坠之患，立于不败之地。
（作者为铁道部党校副校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