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哲学概论”这样的基础课，是哲学系本科生初进校时必修的第一门课，直接造就学生对于哲学的第一印象，并可能影响他们未来学习的方法和治学风格。当然，修这门课的还有修双学位的同学、元培项目的同学等。我以前也在全校的通选课中讲过这门课。此外，留学美国期间，我在两所大学中做过五年的助教，多次做这门课（英文叫“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是哲学系必修课，全校的限制性选修课）的助教，自己也用英文讲过一次（那次以“Knowledge and Reality”为课名）。所以对美国大学中这门课的教法也有所了解，尽管那是多年前的事了。
先解释一下题目中的两个词“学术能力”、“教学结构”的具体含义。
“学术能力”指学生经过教学培养出的自学能力和在未来主动做研究的能力。孔子教学生，要求他们“举一隅”而能“以三隅反”（《论语》7.8），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老师教的不仅是或主要不是一般的知识和干巴巴的原理，或更糟，只是一些印象，而是那种能不断生出新知识来的元知（原知），或“能造出无数把锤子的那第一把锤子”（斯宾诺莎）。
“教学结构”指教学中的各种方法、安排和努力，相互呼应，以似相反而实相成的方式，造就出一个能激发学生的学术能力的动态生成模式。只靠其中的一种方法或几种相互不内在呼应的方法，都达不到这个效果。比如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和准确的基础知识依靠某种教学途径训练学生的学术规范意识又须通过某种教学安排；传授他们某些研究方法要诉诸某些讲解而要引起他们对于所学学科的强烈兴趣，乃至引发出独立研究的能力和创新力则属于教学中的另一个维度；等等。只有将这些方面结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结构，才能产生最大的教学效果。
那么，如何造就这个教学结构呢？我尝试着从下面几个方面入手加以阐述。
一、突破学生的预期，让他们“知其难”
北大的本科生是全国挑来的，有这么几个特点：智力普遍较高，应付考试有招，对我们哲学的“成见”不少。后一点指的是他们高中学了一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觉得哲学不过是这样的一些概念、规律。而这些事先形成的看法，与我们哲学系乃至国外哲学系（一部分学生未来可能出国留学，或在未来的研究中与国际哲学界打交道）的总体教学内容、使用的术语和研究的问题，都不很接轨。而智力高、会考试，搞不好也有负作用，比如体会不到那种真诚的、“冒泡蒸腾”的学习过程，而限于玩弄小聪明和应付考试。所以，“哲学概论”这门大学的入门课，就必须有一个振聋发聩的作用，打破学生那些习惯性的招数和思维定式，消除成见，给他们一个全新的学术感受。这是指：（1）让他们感受到哲学思想的活生生的魅力，即直接动人、搔到痒处的启发力（在达到对于人生和世界的思考的艰深处时，还能说出些切中要害的东西）。（2）展示出哲学的深邃、丰富，使他们直观到哲学是既探不到实底而又可能让人得到真理的探讨过程。（3）开始明了进行哲学学习和研究的正道之所在，起码知道方向在哪边。
为了达到这种教学效果，我认为这门课不能依靠一般意义上的教科书，也就是教师本人或其他某位学者写的《哲学概论》一类的书。它们实际上表达的是教师或某学者对于“什么是哲学？”“如何研究哲学？”……的看法，往往限于概念的厘定，问题和不同观点的介绍，学生们会比较快地就熟悉它的路数，于是又将自己的学习纳入习惯的轨道了。而且，这种概论与后面三年半的学习（比如学习“西方哲学史”“中国哲学史”“东方哲学”“伦理学”“美学”等）没有紧密的内在联系。我采用的办法是，用现象学（这是当代西方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其特点是不离现象地寻求本质和真理）的一句话讲就是，“朝向事情本身！”在这件事上，“事情本身”就是历史上伟大哲学家们的著作文本，它们是我们学习哲学的两大源头之一。另一个源头是我们对人生与世界根本问题的原发思考，是这门课力争要与之接通的，但它无法直接体现为有形的教学安排。
所以，这门课的必用教材就是古今中外哲学原著的选辑，其中一个重要部分是我自己选择编辑的“哲学概论”课教学资料（上下册），另一本是我们教研室以前出版的《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下卷），其中包括西方的传统哲学与当代哲学的原著选辑、古印度哲学的原著选和我们中国古代哲学的原初文献的选辑。所选材料要比课堂上直接讲授的内容多些，以便为学生提供一个更宽广的视野和未来学习的依托，也为不同学期中教学内容的改变留下余地。
我在教学中一再对学生们强调要以读原著为主，整个讲课也都基于原著。这种强调“直接理解原著”的倾向还体现在对学生论文的判分标准中。事先就告诉学生，希望他们能将自己的一切成见放到一边（做一个所谓“现象学的还原”或“预设被悬置”），直接在阅读中与多个伟大的哲学心灵对话，寻找解决终极问题（真正的哲学所处理的那种问题）的途径。另一方面，我在讲课中，就必须达到这些哲学原著所开启的哲理深度，说明其中问题的难点所在，展示不同传统和方法的思考特征。所以，有时就会出现一些讲授上的不经意的跳跃。
这样，学生们在一开始往往一方面会感到新奇，被原发的哲学问题和历史上相关的卓越探讨（如古希腊哲学的犀利，古代印度哲理的崇高奥渺，古代中国哲学的生动微妙；而且它们都是如此原创、清新，思想的阳光在其中灿烂闪耀）所吸引（毕竟是北大的本科生！不然我也不知会发生什么），另一方面又会感到台阶高、难度大。因为原著的风格极其不同，时代造就的用语和思想方式的差异也很大，学生在它们面前会生出“高山仰止”的敬畏，当然也会叫苦不迭。教这门课开学的头几周，总是面临这样的局面和一大堆问题。而这恰恰是这门课所需要的！王义遒教授谈教学经验的讲座中提到，这种让学生“先难而后获”（《论语》6.22）式的教学有长久的效应（比如黄子卿教授的教学效果）。对此我深有感触，并完全赞成。面对这样的学生，就是不能只提供给他们以“人工化”“城市地图化”了的学习格局，而要用“真货”突破他们的心理防线（《孙子·形篇》：“胜兵若以镒［大容量］称铢［小容量］，败兵若以铢称镒。胜者之战民［指挥士卒作战，这里也可暗指教授学生］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谿者。”《孙子·九地》：“投之亡地而后存，陷之死地而后生。”），把他们带入真实的野地，甚至是原始森林、横断山脉，其中有断崖、裂谷、激流、野兽和各种危险。不突破学生那些从小学开始逐渐养成的“习惯性的学习自我”，逼他们对一个深奥巨大的而又是精彩迭出的陌生学术世界敞开年轻的心灵，就不会产生出或振荡出纯真、新鲜和充满边缘感的学习经历，开凿出那能够不断涌流的自学源头。我相信，我们的学生特别需要激发，而不是规范指导。
二、提供攀缘的绳索——让学生知难而进
就我所知，中美大学中还极少有这样以读解原著为主的哲学概论课，原因可能各种各样，但一个主要原因可能是怕学生们跟不上，以至败了学习哲学的胃口。的确，如果学生对老师上课时讲的完全不知所云，下课看教材和写论文时又一筹莫展，那就意味着教学的失败。
我采取了几个措施来应对“原著为主的教学法”的困难，使学生们能知难而进，而不是被难度压垮。
（1）一开学就发给学生们详细的《教学大纲》，有7、8页之多。里边除了基本信息、课程简介、课程的组织及评分方式、教材、参考书目（其中包括更多的原著和哲学史方面的优秀论著）之外，主要部分是“教学安排”，将每一次课的内容、阅读材料的出处和思考题一一列出。要求学生课前结合思考题阅读原著，课后再根据听课和笔记来阅读，以寻找问题的答案。
全课由六大问题（比如“什么是哲学和哲学家？”“什么是终极实在？”“什么是真知识？”“什么是美和美的体验？”“什么是最合理的政治形态？”“什么是最好的人生？”等）组成，每个里边又有多个小问题，每个问题都有相应的原著材料。这就好像为学生提供了在哲学原著的山野中攀缘的绳索和某种路标，学生只要努力，就有劲儿可使，有方向可寻。但它们毕竟不是完全现成的答案，而只是必要的指南。力气小些的同学花够了时间精力，凭它们可以通过急流险滩，力大的则可以通过它们再去阅读更多的原著或优秀论著。这各种情况也都能反映在学生的论文上。
（2）选用的原著有阶梯可循。选用的是已经出版的、有学术信誉的版本，涉及到中国古代原著时，特别选择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选编的带有注释和白话文翻译的本子，以减少学生的阅读困难。印度哲学与西方哲学方面，因为是译本或现代文，反倒容易读些。
（3）提供师生交流的多重渠道。我很理解一名高中生刚入大学、面对这么一门要和他们作难的课时的感受——紧张、新奇而又可能有焦虑、着急。所以必须有师生在课下的有效交流沟通的渠道，让他们有问题或困惑时，一定能找到老师或助教来询问、商量。
我在美国做助教，每周有两次的答疑时间（Office Hours），教授也是这样。我们这里可能由于办公室条件有限，学校对此无要求。我后来发现，用其他方式也完全可以弥补上，效果还可能超出。一是安排少量的公开答疑，尤其是在发回两篇论文之后和期末考试之前。二是除了在课堂上允许、鼓励提问之外，还在课间、课后回答学生的问题，因为这是极佳的对话时机。
（4）设立网上的课程信箱，还有公布我的电子邮件地址，学生可以直接通过它们问我问题，也可以自己在信箱中相互讨论学习这门课的体会。我每学期都会收到不少学生来信的询问，而且每一封有关本课教学内容的问答通信，都放到课程信箱中，所有同学都可以看到。其中有不少问题是有普遍意义的。我感到这种交流的必要和真实效果。有时我们的讨论甚至超出了课的对象化内容，使教学过程出现了一些有益的“毛边”。它们对于我也有益。这些出自“哲学原野”的问题，把我从专业化、技术化的细节中又拉回到“天真”的哲学感受中，促使我从新的角度来考虑它们，有时甚至又得到星空下深思的乐趣。
（5）通过评判学生论文，与他们有更学术化的交流。这一点下面还会谈。
以上这些措施，我希望在保持这门课的原本、真实和难度的前提下，保证它的总体可行性。这些年教下来，从学生最后的成绩和反映（包括学校组织的学生评估）看，这个希望没有落空，尽管肯定还有可改进之处。
三、让成绩考核发挥最大效益——建立学习意识中的学术范式
我在北大读的是七七级本科，后来到美国读了硕士和博士。在那边一直为本科生教学做助教，回来后又为国内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课，并自己带学生。从这些经验中，我感到国内的大学对学生的考核力度（特别是研究生阶段）不如美国的大学强。这有各种原因，这里不能多谈，但我认为，出于对于学生一生的负责任的态度，必须让成绩考核发挥尽量大的效益。
这并不意味着不考虑中国大学的具体情况，一味加大淘汰力度，而是指要充分利用考核制造出的师生强度交流的效应，来提升学生的学术意识，使得前两项的努力落到实处。所以它是我心目中的“教学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北大素来以思想自由、名师璀璨闻名中华，我上北大本科时也对此深有体会，但如果缺了这一环或这一块板子，整个桶里的实际水平就上不去。
这门课对学生有至少三个考核：写两篇论文，并参加期末考试。实际上有四个可能，因为写第一篇论文与做课堂试讲（presentation）可以互换、并行。
每篇论文都事前发给学生详细的要求和说明，让他们明了论文的形式的、选题范围的和谋篇布局的基本要求和要领。对于每一篇论文，我和助教会认真批改（我告诉助教：你在他们论文上批的每一个字，可能都是你这一生所写文字中，被最热心地阅读、揣摩，并最有效果之类的。所以，有时候助教和我为一篇论文写的评语，几乎与论文的篇幅相当了），好的地方不吝赞语，可改进处也一定指出，并相机给一些总体性的写作指导。就是要在这个地方和时机，也就是学生倾注了许多努力、关注和期待的滚烫之处（孔夫子讲的“愤”“悱”之处，见《论语》7.8）来指导他或她，才最有效。这时你心目中“什么是一篇出色的（或偏失的）学术论文？”“如何写好学术论文？”的观念和经验，才能有效地传递给学生，这时他或她才能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感受到你的公正，和你对他们的关爱。
而且，每次发还论文时，会在课上作些点评，指出广泛存在的问题，然后宣布在课程信箱中展示几篇比较优秀的、有代表性的论文。现在展示的已经是扫描件了，可以看到评语。这种良性的横向比较（相比于老师的纵向指导），对于建构他们的学术意识也有比较强的效应。
总之，要让学生们尽量鲜明、有对比直感地意识到，什么是一篇会得“优”的论文，什么是好的学术工作，什么是应该遵守的学术规范，这样他们才会在未来的长期学习中以或显或隐的方式追求它、深化它。如果一开始就达不到这种意识，以为好的学术只是（像名师那样）讲得精彩，或能够应对考试，或以为混一混也能通过，那对他们的耽误就是巨大的。我从自己学习和研究的经历中深知，能写出优秀的学术论文，既是基本功，又是最重要的学术能力之一。对于文科来讲尤其如此。
四、提高课程的内在丰富性、深刻性和边际效应
不管怎么说，老师在课堂上的讲授质量和精彩都是很重要的。它是龙头，只有它能抬起来，精光四射，才能带动其他一切进入“飞龙在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周易》）的状态，让学生们感受到哲学或学术的内在意境和价值。要达到它，一方面当然取决于教师的学术能力和表达能力，但另一方面也与整个课的设计有关。这主要指要让课的内容有质的丰富性，从而产生“和而不同”的边际效应和整体效应。所谓“边际效应”，是指将异质的、不同的东西之间的冲突、差异变成了可资利用的势态和动能。
具体到这门课，我撇开了在哲学概论课中普遍流行的西方中心论的做法，也就是以西方哲学、特别是传统西方哲学为搞哲学的基本模式的做法，强调不同文化中的不同哲学传统的各自独特身份，即它们相互的异质性或“他者”性，以及建立在这种深刻差异之上的平等身份之间的对比与对话。出于我的知识背景，正像前面已经提到的，我选择了西方、古印度和古中国这三大哲学传统，以及有关的原始著作。每一大传统中又有不同的传统或流派，比如西方内部又有不同流派，还有传统西方哲学和当代西方哲学的重大区别，通过这些不同的角度，着力阐发它们在六大问题上的最有影响的思路及其相互关系。
我发现，这样一个格局很有利于展示哲学的特点，也就是那样一种既不同于自然科学，又不同于宗教和文学艺术的思想努力，它要去解答终极问题或边缘问题。要真切理解这样一种学术的特性，就要求学习过程中的质的丰富性或某种不连续性、断裂性，也就是意识到不同倾向的哲理传统各有长处，在处理边缘问题时，谁也不能独霸真理，但又总有终极意义上的真理可言，不止是相对主义。
而且，我们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越来越明显地生活在一个异质冲突和对话的文化环境中。学生们的学习和生活经历中，既有强大的西方文化、科技、艺术、哲学，又有中国的因素，比如中文、包括少许古汉语，某些中国古代哲学、文学、艺术的接触，还通过佛教等渠道而得到了一些印度元素。所以，一个纯西方化的或方法上西方化的哲学概论其实不能充分地满足他们的精神追求，也不利于他们今后的学习历程和学术成就。
所以，一门有后劲的哲学概论课应该能够呼应这样一个全球化过程逼出的形势，也就是异质文化越来越频繁交往乃至冲突的局面，让内涵不同的哲学传统相互争鸣，并尽量在它们的相互激荡中感受到、表现出那种最为原本哲学所珍视的边缘思考能力，也就是在道路还不明确、似有又无、真假难辨之时之处，摸索和开出新路的能力。
从教学中我认识到，这种冰与火的交会，可能引出许多困惑，比如习惯于西方科学乃至哲学思路的同学（尤其是理科同学），会一再跑来抱怨中国、印度古代哲学的含混、飘忽，难于概念化，缺少明确性，怀疑它们怎么能算哲学（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一直是一个挑战性的、但又能借机深化学生的哲学意识的问题）。我的应对方式，不是去努力用西方哲学的传统方式将中国的《易经》《老庄》、孔子，乃至印度的奥义书传统与佛教哲理加以范畴化、概念化和逻辑发展化，而是依托原著，尽量展现中国、印度古哲的原初特点，并以能被直观理解的方式向学生表明，为什么它们也是合乎理性的，尽管主要不是范畴化、逻辑化、实证科学化的理性，却有它独到的思想效力。只有通过应对这种真实的思想冲突和挑战，才可能从整体上提高讲课的境界，而学生们，尤其是这些聪明的、将会逐渐成熟的华夏学子，才会感到这门课不白学，里边有真东西，为他们在这么一个复杂多变、文明摩荡的世界中的思想探索提供了一个有长久生命力的起点。
五、结语
以上是我关于“什么是能够生成学生的学术能力的教学结构”的几点体会。它的要点是：以教学内容或材料的原真性、内在丰富性来形成难度、高度，突破学生的习惯思维方式和表面上的可接受程度，把他们“还原”。同时以这高难度中展现的学术魅力，吸引学生。还要以多种手段来帮助他们涉水度难，激励他们通过自己的奋发努力来克服困难，入深山探宝藏，得到终身难忘的学习和思想经历。此外，要以多重考核来训练学生的学术论文写作能力，逼他们去跳龙门，让他们在大学学习的一开头就真切认识到学术工作的优劣之别，将深刻的听课体验和思考体验落实为“有形的”能力形成，并在有些同学那里产生攀登学术高峰的志向与冲动。
总听到这样的议论：中国、美国学生的差异是中国学生训练严格，美国学生摸索和创新的能力强。我希望并相信，这两者以一定的方式是可以结合起来的。本文所讲的“结构”，就是这样一个意向，或朝这方面的一种摸索。
（原载《中国大学教学》2009年第4期）
像“哲学概论”这样的基础课，是哲学系本科生初进校时必修的第一门课，直接造就学生对于哲学的第一印象，并可能影响他们未来学习的方法和治学风格。当然，修这门课的还有修双学位的同学、元培项目的同学等。我以前也在全校的通选课中讲过这门课。此外，留学美国期间，我在两所大学中做过五年的助教，多次做这门课（英文叫“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是哲学系必修课，全校的限制性选修课）的助教，自己也用英文讲过一次（那次以“Knowledge and Reality”为课名）。所以对美国大学中这门课的教法也有所了解，尽管那是多年前的事了。
先解释一下题目中的两个词“学术能力”、“教学结构”的具体含义。
“学术能力”指学生经过教学培养出的自学能力和在未来主动做研究的能力。孔子教学生，要求他们“举一隅”而能“以三隅反”（《论语》7.8），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老师教的不仅是或主要不是一般的知识和干巴巴的原理，或更糟，只是一些印象，而是那种能不断生出新知识来的元知（原知），或“能造出无数把锤子的那第一把锤子”（斯宾诺莎）。
“教学结构”指教学中的各种方法、安排和努力，相互呼应，以似相反而实相成的方式，造就出一个能激发学生的学术能力的动态生成模式。只靠其中的一种方法或几种相互不内在呼应的方法，都达不到这个效果。比如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和准确的基础知识依靠某种教学途径训练学生的学术规范意识又须通过某种教学安排；传授他们某些研究方法要诉诸某些讲解而要引起他们对于所学学科的强烈兴趣，乃至引发出独立研究的能力和创新力则属于教学中的另一个维度；等等。只有将这些方面结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结构，才能产生最大的教学效果。
那么，如何造就这个教学结构呢？我尝试着从下面几个方面入手加以阐述。
一、突破学生的预期，让他们“知其难”
北大的本科生是全国挑来的，有这么几个特点：智力普遍较高，应付考试有招，对我们哲学的“成见”不少。后一点指的是他们高中学了一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觉得哲学不过是这样的一些概念、规律。而这些事先形成的看法，与我们哲学系乃至国外哲学系（一部分学生未来可能出国留学，或在未来的研究中与国际哲学界打交道）的总体教学内容、使用的术语和研究的问题，都不很接轨。而智力高、会考试，搞不好也有负作用，比如体会不到那种真诚的、“冒泡蒸腾”的学习过程，而限于玩弄小聪明和应付考试。所以，“哲学概论”这门大学的入门课，就必须有一个振聋发聩的作用，打破学生那些习惯性的招数和思维定式，消除成见，给他们一个全新的学术感受。这是指：（1）让他们感受到哲学思想的活生生的魅力，即直接动人、搔到痒处的启发力（在达到对于人生和世界的思考的艰深处时，还能说出些切中要害的东西）。（2）展示出哲学的深邃、丰富，使他们直观到哲学是既探不到实底而又可能让人得到真理的探讨过程。（3）开始明了进行哲学学习和研究的正道之所在，起码知道方向在哪边。
为了达到这种教学效果，我认为这门课不能依靠一般意义上的教科书，也就是教师本人或其他某位学者写的《哲学概论》一类的书。它们实际上表达的是教师或某学者对于“什么是哲学？”“如何研究哲学？”……的看法，往往限于概念的厘定，问题和不同观点的介绍，学生们会比较快地就熟悉它的路数，于是又将自己的学习纳入习惯的轨道了。而且，这种概论与后面三年半的学习（比如学习“西方哲学史”“中国哲学史”“东方哲学”“伦理学”“美学”等）没有紧密的内在联系。我采用的办法是，用现象学（这是当代西方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其特点是不离现象地寻求本质和真理）的一句话讲就是，“朝向事情本身！”在这件事上，“事情本身”就是历史上伟大哲学家们的著作文本，它们是我们学习哲学的两大源头之一。另一个源头是我们对人生与世界根本问题的原发思考，是这门课力争要与之接通的，但它无法直接体现为有形的教学安排。
所以，这门课的必用教材就是古今中外哲学原著的选辑，其中一个重要部分是我自己选择编辑的“哲学概论”课教学资料（上下册），另一本是我们教研室以前出版的《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下卷），其中包括西方的传统哲学与当代哲学的原著选辑、古印度哲学的原著选和我们中国古代哲学的原初文献的选辑。所选材料要比课堂上直接讲授的内容多些，以便为学生提供一个更宽广的视野和未来学习的依托，也为不同学期中教学内容的改变留下余地。
我在教学中一再对学生们强调要以读原著为主，整个讲课也都基于原著。这种强调“直接理解原著”的倾向还体现在对学生论文的判分标准中。事先就告诉学生，希望他们能将自己的一切成见放到一边（做一个所谓“现象学的还原”或“预设被悬置”），直接在阅读中与多个伟大的哲学心灵对话，寻找解决终极问题（真正的哲学所处理的那种问题）的途径。另一方面，我在讲课中，就必须达到这些哲学原著所开启的哲理深度，说明其中问题的难点所在，展示不同传统和方法的思考特征。所以，有时就会出现一些讲授上的不经意的跳跃。
这样，学生们在一开始往往一方面会感到新奇，被原发的哲学问题和历史上相关的卓越探讨（如古希腊哲学的犀利，古代印度哲理的崇高奥渺，古代中国哲学的生动微妙；而且它们都是如此原创、清新，思想的阳光在其中灿烂闪耀）所吸引（毕竟是北大的本科生！不然我也不知会发生什么），另一方面又会感到台阶高、难度大。因为原著的风格极其不同，时代造就的用语和思想方式的差异也很大，学生在它们面前会生出“高山仰止”的敬畏，当然也会叫苦不迭。教这门课开学的头几周，总是面临这样的局面和一大堆问题。而这恰恰是这门课所需要的！王义遒教授谈教学经验的讲座中提到，这种让学生“先难而后获”（《论语》6.22）式的教学有长久的效应（比如黄子卿教授的教学效果）。对此我深有感触，并完全赞成。面对这样的学生，就是不能只提供给他们以“人工化”“城市地图化”了的学习格局，而要用“真货”突破他们的心理防线（《孙子·形篇》：“胜兵若以镒［大容量］称铢［小容量］，败兵若以铢称镒。胜者之战民［指挥士卒作战，这里也可暗指教授学生］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谿者。”《孙子·九地》：“投之亡地而后存，陷之死地而后生。”），把他们带入真实的野地，甚至是原始森林、横断山脉，其中有断崖、裂谷、激流、野兽和各种危险。不突破学生那些从小学开始逐渐养成的“习惯性的学习自我”，逼他们对一个深奥巨大的而又是精彩迭出的陌生学术世界敞开年轻的心灵，就不会产生出或振荡出纯真、新鲜和充满边缘感的学习经历，开凿出那能够不断涌流的自学源头。我相信，我们的学生特别需要激发，而不是规范指导。
二、提供攀缘的绳索——让学生知难而进
就我所知，中美大学中还极少有这样以读解原著为主的哲学概论课，原因可能各种各样，但一个主要原因可能是怕学生们跟不上，以至败了学习哲学的胃口。的确，如果学生对老师上课时讲的完全不知所云，下课看教材和写论文时又一筹莫展，那就意味着教学的失败。
我采取了几个措施来应对“原著为主的教学法”的困难，使学生们能知难而进，而不是被难度压垮。
（1）一开学就发给学生们详细的《教学大纲》，有7、8页之多。里边除了基本信息、课程简介、课程的组织及评分方式、教材、参考书目（其中包括更多的原著和哲学史方面的优秀论著）之外，主要部分是“教学安排”，将每一次课的内容、阅读材料的出处和思考题一一列出。要求学生课前结合思考题阅读原著，课后再根据听课和笔记来阅读，以寻找问题的答案。
全课由六大问题（比如“什么是哲学和哲学家？”“什么是终极实在？”“什么是真知识？”“什么是美和美的体验？”“什么是最合理的政治形态？”“什么是最好的人生？”等）组成，每个里边又有多个小问题，每个问题都有相应的原著材料。这就好像为学生提供了在哲学原著的山野中攀缘的绳索和某种路标，学生只要努力，就有劲儿可使，有方向可寻。但它们毕竟不是完全现成的答案，而只是必要的指南。力气小些的同学花够了时间精力，凭它们可以通过急流险滩，力大的则可以通过它们再去阅读更多的原著或优秀论著。这各种情况也都能反映在学生的论文上。
（2）选用的原著有阶梯可循。选用的是已经出版的、有学术信誉的版本，涉及到中国古代原著时，特别选择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选编的带有注释和白话文翻译的本子，以减少学生的阅读困难。印度哲学与西方哲学方面，因为是译本或现代文，反倒容易读些。
（3）提供师生交流的多重渠道。我很理解一名高中生刚入大学、面对这么一门要和他们作难的课时的感受——紧张、新奇而又可能有焦虑、着急。所以必须有师生在课下的有效交流沟通的渠道，让他们有问题或困惑时，一定能找到老师或助教来询问、商量。
我在美国做助教，每周有两次的答疑时间（Office Hours），教授也是这样。我们这里可能由于办公室条件有限，学校对此无要求。我后来发现，用其他方式也完全可以弥补上，效果还可能超出。一是安排少量的公开答疑，尤其是在发回两篇论文之后和期末考试之前。二是除了在课堂上允许、鼓励提问之外，还在课间、课后回答学生的问题，因为这是极佳的对话时机。
（4）设立网上的课程信箱，还有公布我的电子邮件地址，学生可以直接通过它们问我问题，也可以自己在信箱中相互讨论学习这门课的体会。我每学期都会收到不少学生来信的询问，而且每一封有关本课教学内容的问答通信，都放到课程信箱中，所有同学都可以看到。其中有不少问题是有普遍意义的。我感到这种交流的必要和真实效果。有时我们的讨论甚至超出了课的对象化内容，使教学过程出现了一些有益的“毛边”。它们对于我也有益。这些出自“哲学原野”的问题，把我从专业化、技术化的细节中又拉回到“天真”的哲学感受中，促使我从新的角度来考虑它们，有时甚至又得到星空下深思的乐趣。
（5）通过评判学生论文，与他们有更学术化的交流。这一点下面还会谈。
以上这些措施，我希望在保持这门课的原本、真实和难度的前提下，保证它的总体可行性。这些年教下来，从学生最后的成绩和反映（包括学校组织的学生评估）看，这个希望没有落空，尽管肯定还有可改进之处。
三、让成绩考核发挥最大效益——建立学习意识中的学术范式
我在北大读的是七七级本科，后来到美国读了硕士和博士。在那边一直为本科生教学做助教，回来后又为国内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课，并自己带学生。从这些经验中，我感到国内的大学对学生的考核力度（特别是研究生阶段）不如美国的大学强。这有各种原因，这里不能多谈，但我认为，出于对于学生一生的负责任的态度，必须让成绩考核发挥尽量大的效益。
这并不意味着不考虑中国大学的具体情况，一味加大淘汰力度，而是指要充分利用考核制造出的师生强度交流的效应，来提升学生的学术意识，使得前两项的努力落到实处。所以它是我心目中的“教学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北大素来以思想自由、名师璀璨闻名中华，我上北大本科时也对此深有体会，但如果缺了这一环或这一块板子，整个桶里的实际水平就上不去。
这门课对学生有至少三个考核：写两篇论文，并参加期末考试。实际上有四个可能，因为写第一篇论文与做课堂试讲（presentation）可以互换、并行。
每篇论文都事前发给学生详细的要求和说明，让他们明了论文的形式的、选题范围的和谋篇布局的基本要求和要领。对于每一篇论文，我和助教会认真批改（我告诉助教：你在他们论文上批的每一个字，可能都是你这一生所写文字中，被最热心地阅读、揣摩，并最有效果之类的。所以，有时候助教和我为一篇论文写的评语，几乎与论文的篇幅相当了），好的地方不吝赞语，可改进处也一定指出，并相机给一些总体性的写作指导。就是要在这个地方和时机，也就是学生倾注了许多努力、关注和期待的滚烫之处（孔夫子讲的“愤”“悱”之处，见《论语》7.8）来指导他或她，才最有效。这时你心目中“什么是一篇出色的（或偏失的）学术论文？”“如何写好学术论文？”的观念和经验，才能有效地传递给学生，这时他或她才能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感受到你的公正，和你对他们的关爱。
而且，每次发还论文时，会在课上作些点评，指出广泛存在的问题，然后宣布在课程信箱中展示几篇比较优秀的、有代表性的论文。现在展示的已经是扫描件了，可以看到评语。这种良性的横向比较（相比于老师的纵向指导），对于建构他们的学术意识也有比较强的效应。
总之，要让学生们尽量鲜明、有对比直感地意识到，什么是一篇会得“优”的论文，什么是好的学术工作，什么是应该遵守的学术规范，这样他们才会在未来的长期学习中以或显或隐的方式追求它、深化它。如果一开始就达不到这种意识，以为好的学术只是（像名师那样）讲得精彩，或能够应对考试，或以为混一混也能通过，那对他们的耽误就是巨大的。我从自己学习和研究的经历中深知，能写出优秀的学术论文，既是基本功，又是最重要的学术能力之一。对于文科来讲尤其如此。
四、提高课程的内在丰富性、深刻性和边际效应
不管怎么说，老师在课堂上的讲授质量和精彩都是很重要的。它是龙头，只有它能抬起来，精光四射，才能带动其他一切进入“飞龙在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周易》）的状态，让学生们感受到哲学或学术的内在意境和价值。要达到它，一方面当然取决于教师的学术能力和表达能力，但另一方面也与整个课的设计有关。这主要指要让课的内容有质的丰富性，从而产生“和而不同”的边际效应和整体效应。所谓“边际效应”，是指将异质的、不同的东西之间的冲突、差异变成了可资利用的势态和动能。
具体到这门课，我撇开了在哲学概论课中普遍流行的西方中心论的做法，也就是以西方哲学、特别是传统西方哲学为搞哲学的基本模式的做法，强调不同文化中的不同哲学传统的各自独特身份，即它们相互的异质性或“他者”性，以及建立在这种深刻差异之上的平等身份之间的对比与对话。出于我的知识背景，正像前面已经提到的，我选择了西方、古印度和古中国这三大哲学传统，以及有关的原始著作。每一大传统中又有不同的传统或流派，比如西方内部又有不同流派，还有传统西方哲学和当代西方哲学的重大区别，通过这些不同的角度，着力阐发它们在六大问题上的最有影响的思路及其相互关系。
我发现，这样一个格局很有利于展示哲学的特点，也就是那样一种既不同于自然科学，又不同于宗教和文学艺术的思想努力，它要去解答终极问题或边缘问题。要真切理解这样一种学术的特性，就要求学习过程中的质的丰富性或某种不连续性、断裂性，也就是意识到不同倾向的哲理传统各有长处，在处理边缘问题时，谁也不能独霸真理，但又总有终极意义上的真理可言，不止是相对主义。
而且，我们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越来越明显地生活在一个异质冲突和对话的文化环境中。学生们的学习和生活经历中，既有强大的西方文化、科技、艺术、哲学，又有中国的因素，比如中文、包括少许古汉语，某些中国古代哲学、文学、艺术的接触，还通过佛教等渠道而得到了一些印度元素。所以，一个纯西方化的或方法上西方化的哲学概论其实不能充分地满足他们的精神追求，也不利于他们今后的学习历程和学术成就。
所以，一门有后劲的哲学概论课应该能够呼应这样一个全球化过程逼出的形势，也就是异质文化越来越频繁交往乃至冲突的局面，让内涵不同的哲学传统相互争鸣，并尽量在它们的相互激荡中感受到、表现出那种最为原本哲学所珍视的边缘思考能力，也就是在道路还不明确、似有又无、真假难辨之时之处，摸索和开出新路的能力。
从教学中我认识到，这种冰与火的交会，可能引出许多困惑，比如习惯于西方科学乃至哲学思路的同学（尤其是理科同学），会一再跑来抱怨中国、印度古代哲学的含混、飘忽，难于概念化，缺少明确性，怀疑它们怎么能算哲学（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一直是一个挑战性的、但又能借机深化学生的哲学意识的问题）。我的应对方式，不是去努力用西方哲学的传统方式将中国的《易经》《老庄》、孔子，乃至印度的奥义书传统与佛教哲理加以范畴化、概念化和逻辑发展化，而是依托原著，尽量展现中国、印度古哲的原初特点，并以能被直观理解的方式向学生表明，为什么它们也是合乎理性的，尽管主要不是范畴化、逻辑化、实证科学化的理性，却有它独到的思想效力。只有通过应对这种真实的思想冲突和挑战，才可能从整体上提高讲课的境界，而学生们，尤其是这些聪明的、将会逐渐成熟的华夏学子，才会感到这门课不白学，里边有真东西，为他们在这么一个复杂多变、文明摩荡的世界中的思想探索提供了一个有长久生命力的起点。
五、结语
以上是我关于“什么是能够生成学生的学术能力的教学结构”的几点体会。它的要点是：以教学内容或材料的原真性、内在丰富性来形成难度、高度，突破学生的习惯思维方式和表面上的可接受程度，把他们“还原”。同时以这高难度中展现的学术魅力，吸引学生。还要以多种手段来帮助他们涉水度难，激励他们通过自己的奋发努力来克服困难，入深山探宝藏，得到终身难忘的学习和思想经历。此外，要以多重考核来训练学生的学术论文写作能力，逼他们去跳龙门，让他们在大学学习的一开头就真切认识到学术工作的优劣之别，将深刻的听课体验和思考体验落实为“有形的”能力形成，并在有些同学那里产生攀登学术高峰的志向与冲动。
总听到这样的议论：中国、美国学生的差异是中国学生训练严格，美国学生摸索和创新的能力强。我希望并相信，这两者以一定的方式是可以结合起来的。本文所讲的“结构”，就是这样一个意向，或朝这方面的一种摸索。
（原载《中国大学教学》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