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建筑系与国家大剧院70年的纠结
疆天(2011-04-20 )
在清华大学建筑系60多年的历史中，有50个年头是与国家大剧院联系在一起的。
一九五八年，为迎接建国十周年大庆，决定在首都兴建十大工程。在全国范围内征集设计方案。
清华建筑系，放弃了十大建筑中的其它方案。他们把目标锁定在：国家大剧院。
他们认为：国家大剧院，难度最大、艺术含量最高、最有吸引力。他们要独立完成。而把其他几个工程让给别的单位去完成或与另外的单位合作完成。
当年，为完成国家大剧院这一艰巨、复杂、千年一遇的大工程的设计工作，清华大学以建筑系师生为主，加上其他各系，一共三百多人，组成国家大剧院设计组，由民用建筑教研组两位年轻的共产党员黄报青、李道增任设计组长，全力投入。
建筑系的很多高年级学生，也参加了设计辅助工作。
在设计工作中，学生们提出了“三高、二超、一放” 的口号：“高质量、高艺术、高速度；超前人、超国际水平；在天安门前放共产主义建筑卫星！”
大跃进的冲天干劲，大兵团的连续作战，成吨的设计图纸，从未见过的巨幅彩色渲染图，
专供声学测试、可以行走、安装了两千多张由师生们手工制成的坐椅的观众厅模型，大量的调研报告和实验数据，多少个不休息不睡眠的日日夜夜„„在还没有出现的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上演了一幕又一幕可歌可泣的长剧。
亲历者萧默（一九五八年，作为学生，他参加了国家大剧院大渲染图的绘画和大模型的制作）回忆：1958年，我还是清华大学建筑系一名三年级学生，我们系被指定负责设计国家大剧院，我也在老师的指导下参加了一些辅助工作。当时的要求只有一座剧场，不是像现在这样的一群。观众厅的规模追求“赶美超英”，要搞一个世界第一。但记得经过调查，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剧院并不在美、英，好象是苏联的西伯利亚歌剧院，有2700个座位，于是确定中国的国家大剧院为3000座。记得清华提出的方案有四座休息厅，分别名为“春”、“夏”、“秋”、“冬”，我参加的是“春厅”的室内设计。中国此时正经历着所谓“大跃进”，我们真是热火朝天，干劲十足，日夜奋战，短短几个月，整个方案设计就全部完成了，并通过了主管方面的审批同意，随即开始进行施工图设计。以后我被调到主楼组，参加清华大学主楼的设计工作，听说国家大剧院的全套施工图纸后来都完成了，如果还在，肯定还保存在清华大学。
建筑系主任梁思成先生在一九五八年的系工作总结中谈到国家大剧院时说：“为了使大剧院能符合今天人民的需要，我们访问了梅兰芳先生以及其他男女老少演员和音乐家、剧院各部门的管理工作人员。同学们甚至守在厕所里统计入场、散场、休息时的各种不同使用情况。我们不仅在使用功能上向群众请教，而且在艺术问题上也向群众请教，拿着设计图纸到处征求意见，从石景山钢铁厂的工人同志、四季青人民公社社员、公共汽车乘客到校内的职工和各系师生的意见。”
一句话，为了国家大剧院，清华人拼了！
结果，却是那样出人意料，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和民族文化宫按计划于十年大庆前夕建成投入使用，中国美术馆也于六十年代初期落成，而国家大剧院由于业已出现的经济困难而悄然下马。
从那以后，国家经济因三年自然灾害而陷入困境。再后来，整个国家陷入文革十年的浩劫。
n 胡绍学：“其实现在看来，60年代那个设计如果真的盖起来，到现在也肯定报废了。” 2007年12月20日，当年参与设计的胡绍学先生[1]是这样回忆的：
“当时我刚从清华建筑系毕业，我的老师李道增先生也还年轻，由他带头，清华大学中标拿下了大剧院的设计任务。全校组建了三百多人的大团队，建筑、机械等许多院系都动员起来了，迅速做好了设计方案。当时那个方案只有一个长方形的歌剧院，约4万平米，看起来比现在要小很多。形态也很简单，就是中央一个大的观众厅，前面是门厅，后面是舞台和侧台，座位数是2700多个。整体造型和现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的其他建筑相似，都属于中国民族风格的变体，因为革命历史博物馆的设计方案也是我们清华大学做的，大家讲究的是整体和谐统一。
这个方案的施工图都出来了，材料也定了，马上就可以开工建设。我当时还跑到北戴河去选花岗岩，一些建筑机械也开始加工安装了，就准备和人民大会堂同时施工。可是当时由于国家经济困难，这个工程只能下马，一搁就是30年。
其实现在看来，60年代那个设计如果真的盖起来，到现在也肯定报废了。因为真正的歌剧演出是不能用麦克风的，要欣赏演员的真声，在声学上的要求很高。一些高端的演出设备，也需要一个先进的舞台，当年的设计无法满足这些要求。剧院不能太大，以前梅兰芳在人民大会堂演出，不用麦克风，坐在后排的观众就根本听不见。但是也不能太小，像现在的天桥剧场之类的，就没法演《天鹅湖》这样的大型剧目。所以我们国家要引进一些国际顶尖的艺术演出，就必须建设大剧院。”
这样看来，当年清华大学的国家大剧院梦，一直苦苦的等待，是值得的。那么， 1在我们的国家大剧院下马时，世界上，同期有哪些剧院在建设中呢？
n 金日成造访清华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这时距当时国家大剧院计划落成的时间已不足十个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日成首相在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陪同下访问了清华大学，参观了国家大剧院的设计图纸和模型。
金日成问：“大剧院建在什么地方？”
一位学生回答说：“在长安街，面对中南海。”
金日成问：“剧院有多少座位？”
周总理回答说：“有三千二百个座位。”
(最后的设计方案是三千个座位，比当年全世界最大的歌剧院——苏联西伯利亚大剧院多了三百个座位)那时有两位朝鲜留学生正在建筑系学习，他们也和中国同学一起，参加了国家大剧院和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科技馆的设计工作。
也许是受到中国建设国家大剧院的启发，金日成首相回国之后，决定在平壤建设国家大
剧院。
第一座大剧院——平壤大剧院，于一九六○年八月落成，有二千八百个座位。
第二座大剧院——二八文化会馆，一九七五年建成，拥有大、中、小三个剧场，分别有六千零四十五个、一千一百个和六百个座位。
回首往事，建筑系一位老先生说道：当年，北京的大剧院下马了，平壤的大剧院上马了。两位朝鲜留学生回国之后，都参加了大剧院的设计。
平壤大剧院的设计，显然从中国国家大剧院的方案中吸取了有用的经验，平壤大剧院所用的许多建筑材料，是由中国提供的。
n 悉尼歌剧院
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于一九五六年举行国际设计竞赛，有三十二个国家的建筑师送去了二百三十三个方案。
一九五七年，三十七岁的丹麦建筑师伍重(Jorn Utzon)的方案中选并被定为实施方案。这就是那个被人们联想为白帆、巨浪、贝壳、白鹭齐飞或海龟交尾的轰动全世界的大剧院，包括一个二千六百九十座的音乐厅，一个一千五百四十七座的歌剧院，还有一个五百五十三座的小剧场和一个四百座的电影厅。
总建筑面积八万八千平方米。奇特的庞大的屋顶群所导致的结构和施工困难，大大提高了建筑造价。
一九七三年落成时，总造价刚好超过一亿澳元，是预算的十四倍。歌剧院的高昂造价所
造成的财政困难，导致了当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政府的倒台。
施工中的矛盾和抵牾，令建筑师伍重于一九六六年中途辞职。但歌剧院的特殊风貌仍使他声名远播。
一九五五年，伍重在游历北京时曾拜访了梁思成先生。他对故宫太和殿的解读使他对中国建筑留下了特殊的印象。
有人认为，正是太和殿的高台和发达的屋顶，成了他创作悉尼歌剧院的灵感和源泉。
n 华盛顿肯尼迪表演中心
华盛顿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一九五八年美国建筑师斯东(Edword D.Stone)开始设计，一九七一年建成，包括一个歌剧院(两千三百一十九座)，一个音乐厅(两千七百五十九座)，一个大剧场(一千一百四十二座)，一个小剧场(五百一十座)，还有电影院和其他活动用房。一个长一百八十二米、宽十二米、高十九米的高敞豪华的休息长廊把它们连成一体，所有演出大厅和活动空间都容纳在一个巨大的长方形的建筑中，四周有柱廊围绕。这个表演艺术中心开了把多个剧场同置于一个建筑中的先例。
n 场景16——巴黎巴士底歌剧院
巴黎巴士底歌剧院，巴黎的第二座歌剧院，是为纪念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而启动的十项“总统工程”之一。
巴士底歌剧院是巴黎的第二个大歌剧院，也是欧洲最大的歌剧院之一，这是密特朗任內的建筑大作。当初的建筑要求并不是历史纪念物或是巨型宫殿，而是一座实用且平民化的艺文观赏场所，并且建在自古有名的巴士底平民阶层区，这都有其象征的意义。
原址介于里昂路（Rue de Lyon）与夏朗唐路（Rue de Charenton）之间的万森旧车站，1985年在前法国总统密特郎（Francois Mitterrand）的主张下拆除，让出这片广大土地由建筑师卡洛斯欧特（Carlos Ott）设计，在这极富历史意义的巴士底广场（Place de la Bastille）上，建造一所属于大众通俗的新型歌剧院，并特地选在法国国庆200周年，也就是1989年7月14日当天正式开幕。
一九八三年举行国际设计竞赛，各国建筑师一共送来七百六十六个参赛方案。按照规定，评委会从参赛方案中选出九个方案，送给密特朗总统，由他挑出一个作为实施方案。但总统却从九个方案中挑出三个，都授予头奖。
其中，加拿大建筑师卡洛斯·奥托(Carlos Otto)的方案被定为实施方案。
香港地区三十一岁的青年建筑师严迅奇的方案是三个荣获头奖的方案之一。一九九八年，严迅奇先生也参加了国家大剧院设计竞赛，但没有胜出。
巴士底歌剧院于一九八九年落成，距巴黎第一个歌剧院——巴黎歌剧院落成启用已过了一百一十四载。两相对比，巴士底歌剧院不论在规模上和艺术风格上，都呈现着全新的姿态。
安德鲁在设计中国国家大剧院时，正是从这里吸取了有用的经验。
巴士底歌剧院拥有一个两千七百座的歌剧院，一个六百至一千三百座(可变)的表演厅，一个排练厅和两个小剧场(五百座和二百八十座)，总建筑面积十五万平方米，投资二十三亿法郎。
1周总理临终前，对万里的嘱托
1975年周恩来总理在临终前，托付万里（当时万里同志主抓建设与交通）：“等国家经济条件好了，一定要把国家大剧院建起来。”
为了这个大剧院，共和国第一任总理，足足等待了17年。
1华国锋访问朝鲜后，回国就嘱托文化部派人赴朝考察。
1978年5月，共和国第二任总理华国锋访问朝鲜后，回国就嘱托文化部派人赴朝考察，打算国家大剧院恢复上马。
1978年9月20日，文化部党组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修建国家大剧院等六个重点文化设施项目的请示报告》
报告内容是：
《关于修建国家大剧院等六个重点文化设施项目的请示报告》
国务院并报华主席、
叶、邓、李、汪副主席：
一九五八年敬爱的周总理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亲自主持了建国十周年首都献礼工程项目，原计划中曾包括有国家大剧院、电影宫两项，后因故推迟，至今尚未实现。一九七四年，周总理病重期间，又曾专门接见万里和姬（原文为“□”）鹏飞同志，询问有关国家大剧院建设事宜。我国的杂技艺术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传统，一九六五年以来周总理曾多次指示要在北京修建专业的杂技马戏场，北京市文化局曾为此筹划多年，迄今也未能实现。我国迄今尚无专业音乐厅。现在的中国美术馆，主要用于举办各种临时性的美术展览，还缺少一个进行长期的、永久性的美术作品陈列馆。一般剧场、剧院，自一九五八年以来北京已有２０年未曾新建。现有的剧场、影院规模狭小，设备都很陈旧落后，和国外相比差距很大，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和国内外文化交流的需要，同国家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要求和规模很不相称。
为了筹建国家大剧院等建筑，华主席访朝回国后，中央领导同志指示要文化部派几个人到朝鲜去参观、学习。已于七月份组织剧场、影院建筑代表团赴朝访问归来。代表团在朝鲜访问期间，受到了朝鲜文化艺术部等有关方面的热烈欢迎和接待。朝鲜政务院副总理郑竣基接见代表团时曾指出：“华主席来访后，对两国文艺工作者也是个转折点„„你们是华主
席访朝后，中国文艺界的第一批使者。”“大家这次来，加深了我们两国文艺工作者的亲密关系，为中朝友谊做出了贡献。”在参观朝鲜人民军二八文艺会馆时，朝鲜同志告诉我们：“党中央有指示，金主席说了，中国同志要看什么，就让他们看什么。”代表团参观万景台艺术剧场的舞台技术时，就是在他们正式演出的同时进行的。朝鲜文化艺术部还将几个主要剧场、影院的设计平面图和剖面图纸送给了我们。由于朝鲜党政领导的关怀，保证了代表团顺利地完成了学习考察任务。
代表团此行在朝鲜平壤、元山两地参观了剧场五座、文化宫、文化会馆（俱乐部）四座，电影院两座和陈列馆、博物馆五座，电影制片厂一处，显影所一处。总的印象是朝鲜对剧场、影院等文化设施的建设比较重视。肯于大胆引进外来的先进技术。建立了一套管理体系和保养制度，每个工作人员的责任感极强。朝鲜战后建设期间，剧场、会馆等重大建设的选址和设计，金主席均亲自过问，施工期间还多次亲临现场指导。停战二十多年来，朝鲜各地已兴建了不少新的剧场、影院，在数量上（按人口比例计算）和质量上（规模和设备机器保养等方面）均远远超过我国的水平。其值得学习与借鉴的主要经验有以下几点：
一、朝鲜的剧场、影院以及工厂文化会馆（俱乐部）的建设，均纳入国民经济建设和城市规划的项目之中。城市新建街区，剧场、影院与居民楼同时规划建设，各级文化设施均有一定的规范。
二、重视新技术的保养和管理。朝鲜的重点剧场，内部设施都比较现代化，一般都引进了电声扩音系统，有的还有立体声的设备。观众厅也运用了一些新的材料和设备，如万景台艺术剧场的墙壁收音结构可以电动旋转，按音乐要求改变音响条件。灯光控制操作也开始利用电子计算机。万景台艺术剧场还引进了背景电影，指挥系统也利用了电视技术。
三、文化用品的生产、分配集中管理。在朝鲜，专门制作舞台灯光、化装、服装的工厂及其他为文艺演出的事业都由文化艺术部直接领导，统一产品的规格型号，统一计划生产，统一分配产品，供全国使用，对事业发展很有好处。
四、剧场影院的设计人员相对的专业化，这样便于积累经验，不断提高设计质量，避免缺点、重复。
在考察中也感到有些方面我们不能学习，也不应学习的。如剧场、影院建筑占地面积很大，我们北京就没有朝鲜首都平壤那样多的空地；又如万景台艺术剧场（国家剧院）的建筑和附属设备过于豪华讲究（剧场前厅和休息室五光十色像水晶宫一样，后台化妆室内浴室沙发齐全像旅馆房间）。此外，朝鲜剧场、影院座位较少（如平壤新建的影院每个观众厅只有六百个座位），我们国家人多，剧场、影院都要多容纳一些观众，不能像朝鲜那样。
根据英明领袖华主席抓纲治国的伟大战略决策，为了实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生前遗愿，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发展的需要。参照此次赴朝考察的结果，我们建议立即筹备，在首都北京修建国家大剧院、电影宫、音乐厅、少年宫、杂技马戏场、美术陈列馆等六个重点文化设施项目（具体方案另报），总建筑面积２２０５００平方米，总投资额１６３００万元。国家大剧院拟建在西长安街人大会堂西侧（周总理生前计划地点）；电影宫拟建在王府井到东单一带；国家音乐厅拟建在东单至方巾巷之间；杂技马戏场拟建在天坛公园外东北廊；国家美术馆建设地点靠近现在的美术馆；少年宫拟建在陶然亭公园湖边。
这些建筑建设要贯彻自力更生的方针，勤俭办事业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同时，按照我们目前的工业水平和技术水平，还必须引进某些必需的重要的先进技术。在目前国家还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完成这些建筑虽然要付出一定的投资，估计三年五年、最多五年八年即可以全部收回成本，从长远看，也是值得的，是非常必要的。
关于这几项建筑的设计等问题，一俟项目正式批准，还将继续组织有关人员到国外进行考察。以上意见，当否，请审批。
文化部党组
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日
抄报：乌兰夫同志、张平化同志
抄送：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建委、北京市委
这份报告，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因为，两个月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华国锋，从此，也下台了。
1985年，“议会大厦”与国家大剧院，土地之争
一九八五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在国家大剧院规划地址上，建设办公楼，建筑面积二十万平方米，已由北京市建筑设计院资深建筑师李宗泽先生完成设计并投入施工。
关于人大常委会是否应该拥有自己的办公楼的讨论，始于六届人大。“四人帮”被粉碎后，为了进一步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彭真担任委员长后力主建“议会大厦”。
在党组会议上曾经有过一番热烈的讨论，当时定下的名称是“人民大厦”。
支持的声音很多，反对的也不少：有人大代表提出，已经有人民大会堂了，就该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他们把这个工程称之为“楼堂管所”那样的形象工程。
此外，还有一些安全方面以及与周围建筑风格是否协调的担忧。尽管反对的意见很大，但最后还是决定建造“人民大厦”，选址在现国家大剧院所在地。
工程项目委员会成立，建筑模型也设计好了，民房搬迁走，拨款有了，1985年开始动工。搬迁和打地基先后花了1亿多元。 一九八六年初，一个已经准备停当、正要在施工现场上举行的开工庆典被临时取消。工地上，留下了一个面积三万平方米、深十八米的大坑。
据说，共和国第三任总理，是坚决反对，在周总理选定大剧院的地址上，建“议会大厦”的。
就这样，大剧院的梦想，依然还在泡影中。
十一年后，机会终于来临。
1996年10月在党中央召开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定》，在这个决议中写到“要有计划地建设国家大剧院等一批具有重大
影响的重要文化设施”。
1997年10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文件重申了这个决定；并将大剧院建设地点确定在人民大会堂西侧。
1998年1月，中央决定成立“国家大剧院建设领导小组”；同时成立“国家大剧院工程业主委员会”负责工程的组织实施，业主委员会的人员由北京市、文化部、建设部三方人士组建而成，代表国家行使业主权利，承担业主责任。
按照多年来形成的惯例，首都的重大建筑工程，一般都由北京市建筑设计院负责设计。这一次，国家大剧院的设计任务，同样落在实力雄厚的这个设计院的肩上。
不多时，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副总建筑师魏大中主持的设计方案被初步定为实施方案。 依原定计划，国家大剧院是年开始施工，一九九九年完工，是献给建国五十周年的厚礼。
1清华急坏了，等了40年的期待，岂容他人抢走！
主管部门（文化部）在清华大学建筑系和其他单位的建议和敦促下，决定放弃北京市设计院提出的方案，举行了一次小规模的设计竞赛，紧接着，又做出举行国际设计竞赛的重大决策。
一九九八年一月，国家大剧院领导小组和业主委员会宣告成立。同年四月，一个评选委员会和两个专家委员会同时组成。
评选委员会由十一位中外著名建筑师和建筑学家组成，其中有五位清华建筑学人，由清华建筑系元老吴良镛院士担任评委会主席。
n 国际招标过程的简单回顾
时任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的胡绍学先生是这样回忆的：
“这次国际招标就吸引了全世界几乎所有著名的设计师，加上我们国内的，一共拿出69个方案。经过几轮筛选，到1999年，剩下6家单位，可是规定最后一轮评选只能有3个方案参加，有关领导就建议我们组合一下，两两合作。于是北京院和英国建筑师合作设计了“大玻璃”，建设部设计院和南美的建筑师卡洛斯合作，剩下我们清华和法国人安德鲁合作。
我们不想和安德鲁合作，清华从来都是自己做方案的。安德鲁也很倔，他也要自己做。但是在当时那种局面下，没有别的办法，安德鲁很苦恼。我就跟他商量，说干脆这么办吧，咱们两家联合署名，做两个方案，一个清华打头，另一个你们打头，最后无论哪个中标，都算我们两家合作的。安德鲁一听，觉得很好。
安德鲁这个人，确实是个艺术家，非常有个性。他早期提出的几个方案，大家评价很差，他就灰心了，突然失踪了一星期，公司和家里都找不到他。一周后，他回公司了，好像变了个人，络腮胡子，衣衫褴褛。原来这一个礼拜，他开了辆车，满法国乱跑，车到哪他就睡在哪，跑了一圈回来，就憋出了现在这个“大鸭蛋”。
当时我是清华设计院的院长，带了十几个人的队伍去法国讨论安德鲁那个方案。有次我
和安德鲁一起去见中国驻法大使吴建民先生，吴大使说希望你们两家合作设计出一个优秀的、能体现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国家大剧院。可是安德鲁说话直来直去，说不，我就反对你们的传统建筑文化，我要做就要割断你们中国的历史，只有割断历史我才能做出新的东西来。安德鲁就是这么倔的一个人，后来评议的时候也证明他这个方案确实具有震撼力，但也有很多问题。所以当时有两派意见争论非常激烈。
2000年“两会”期间，人大和政协都征求了代表们的意见，结果有六七成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都赞同安德鲁这个方案，最后就拍板定下来了。”
清华大学的四个参赛方案都落在“五个方案”之外，但仍被邀请参加第二轮的竞赛。
n 咖啡杯与“大鸭蛋”
安德鲁最初的国家大剧院设计提出的是一个扁平结构的概念，而这个概念在之后的几轮设计招标中并没有做很大的修改，“充其量不过是渐变”，大家戏称为“铁板烧”
国家大剧院的设计方案发生“突变”源于安德鲁经历的一段沮丧期。
他当时几乎已经想要放弃大剧院这个项目了，某一天当事务所的同事准时来到办公室，大家惊愕地发现老板失踪了!所有人都不知道他究竟去了哪里，于是事务所里马上陷入在一种诡异又紧张的气氛里。后来，在大家的“逼问”下，安德鲁的秘书小姐结结巴巴地表示，老板好像是去了一个小岛，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回来。
一个月后的某天，安德鲁神气地回到了众人的视线中，并带回了“一只蛋”，自此，国家大剧院的设计出现了“剧变”。
安德鲁说：他的灵感来自一次喝咖啡时，无意间包装咖啡杯的启发。
1朱镕基总理发话：大剧院用地向后退70米
第二轮评选结束以后，按照朱基总理的建议，国家大剧院的用地范围从长安街向南退了七十米。
评委会中的中国评委曾透露说，朱总理在参加评委会开会的整个过程中，十分专注地听别人发言，极少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是，这一向南退七十米的建议,绝不是他一时心血来潮，而是他多方思考、比较的结果。这位毕业于一九五一年的清华校友，在提出这个具体建议之前，一定是在总图上做了认真的比较和推敲，取得了准确的尺寸之后才提出来的。提出这个建议时，他也没有做更多的解释和说明，为什么不是五十米或九十米，而是七十米？
正是这个七十米的后退，为国家大剧院的规划设计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为国家大剧院与人民大会堂之间有机联系提供了可能性，令第三轮竞赛的方案，出现了新的转机，这是国家大剧院规划、设计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决策。
应该说，有三位总理，都曾为国家大剧院催生，为国家大剧院贡献了自己的心力。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当国家大剧院在选址存在两种可能性(一在人民大会堂的南侧，一在西侧)时，正是周恩来总理最后拍板，选定在人民大会堂的西侧。
八十年代，正是由于当时国务院总理的及时干预，终于撤销了在人民大会堂西侧建设办公大楼的计划，为国家大剧院留下了这一方宝地。
九十年代，正是朱基总理后退七十米的建议，为陷入僵局的国家大剧院的规划设计，注入了蓬勃生机。
国家大剧院是幸运的。她在几个关键时刻，得到了三位总理的关心和支持。
国家大剧院第三轮竞赛的六个参赛单位，于一九九九年五月，提出了四个新的方案。
为了协作出方案，清华建筑系派出了以李道增教授为首的强大梯队前往巴黎，法国建筑师也适时组成由安德鲁带头的团队来到北京。
但是据说，这种协作，基本上是礼节性和象征性的走过场而已，作为协作一方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对为主一方的构思和设计，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
所以，不论是在国内在国外，不论是建筑界或舆论界，不论是清华人或是安德鲁和他的同伴，都把“法国巴黎机场公司、中国清华大学协作”的参赛方案称为“安德鲁方案”，把“中国清华大学、法国巴黎机场公司协作”的参赛方案称为“清华方案”。
第三轮的四个方案由建筑专家组、工艺专家组和艺术委员会进行评议和讨论，但他们都没有选定方案和上报的权力和任务。
在评议和讨论安德鲁方案时，建筑专家组到会十人，赞成和不赞成者各五人；工艺专家组十人，赞成者七人；艺术委员会六人，全部赞成安德鲁方案。
最后，安德鲁方案由国家大剧院领导小组和业主委员会作为推荐方案向中央汇报。
清华方案和北京市建筑设计院与英国法若事务所合作的方案也作为候选方案上报中央。建设部设计院与加拿大卡洛斯事务所合作的方案没有上报。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中央决定采用安德鲁方案。历时一年又四个月的国际设计竞赛至此结束。
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围绕大剧院方案的大争论，铺天盖地，席卷而来，争论的强度与持久性，远远超过当年人民大会堂建筑方案之争„„
149名院士上书反对！114名建筑专家上书反对！
2000年6月10日，大约有49名院士联名上书江总书记与中常委，要求重新审议国家大剧院的建设问题。
与此同时，全国还有114名建筑大师、著名的及青年建筑师联名上书，江总书记与朱总理：建议对（国家大剧院）设计任务书要从新予以政论研究和审定。
他们反对选定的国家大剧院设计方案的理由，归纳起来：
一是面积与造价超标，太大，太贵。
二是存在安全隐患。
三是外形丑陋与天安门周边环境部吻合。
1网络上，街谈巷议中,责难之词，层出不穷。
网络上，街谈巷议中：粪蛋，大水蛋，坟墓，大鸭蛋„„等等用词，层出不穷。
十年过去了，只到今天，这样的反对之声，一直没有停止。本月我去造访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太太，她家就住在故宫北门旁的景山附近。谈话中，我好奇地问老人家，如何看待咫尺之遥的国家大剧院？老人手指南面，愤然回答：“我至死也不会，走进那座坟墓！那是中华文化的叛徒！”
这是为什么？你看看？你想想？
古今中外，世界建筑史，为一个建筑的方案，引发如此强烈与持久的争议，极为罕见。反对与赞同，就像一出戏，一直在演绎着。
我很想，很想知道：如果在天之灵的周恩来总理，看到这个“惊世骇俗”的建筑，会喜欢吗？
50年前，周恩来总理在谈到人民大会堂的建筑风格时，曾提出“中而不古，西而不洋，一切精华皆为我用，要解放思想，不要受原有建筑的传统形式束缚。”
1清华人，理性地评价
清华建筑系——一个在学术上居于全国同类院系前列、有着剧院建筑设计理论建树和经验积累，长期以来为国家大剧院付出了无数心血的集体。
许多清华建筑学人之所以曾经站出来反对安德鲁的设计，绝不是因为清华方案的落选，而是因为设计理念和艺术追求上的差异。
n 清华反对派的意见
Ø 吴良镛
在吴先生看来，安德鲁方案的胜出，并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它揭示了中国建筑界的一股暗流。
二○○八年初，吴先生在一篇论述“中国建筑理论与中国建筑学术发展道路”的文章中指出：
“当前中国建筑市场逐渐变成一个西方建筑师怪异念头的试验场。”
“一些在西方世界都难以找到市场的缺乏理论依托，缺少结构理性，功能逻辑混乱的畸形建筑方案，也随着纷至沓来的西方建筑师而涌入中国，并影响着中国建筑师的创作理念。”
他呼吁，“认真思考建筑理论问题，端正建筑发展方向，把被扭曲的建筑理论颠倒过来，回归基本原理，把握建筑的基本原则。”
Ø 李道增
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一九五八年，一向勤谨敬业、干劲冲天，被誉为“拼命三郎”的二十八岁的李道增任国家大剧院设计组组长，已经完成的设计没有付诸实施，一九五九年主持设计的解放军大剧院也没有上马，但李道增把剧院建筑的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继续向前推进。
上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他先后主持了北京天桥剧场、中国儿童剧院和北京东方艺术大厦剧场的设计，都已建成投入使用。
一九九○年，李先生应文化部之约，参加了国家大剧院建设可行性研究并提出了新的设
计方案。
“听到的议论中好评的不多，说与人民大会堂和天安门广场不协调的居多。对这座大剧院在造型上的选择与评价，相信历史会给予全面正确的判断，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Ø 萧默
一九六一年毕业于清华建筑系，一九九一年在清华建筑系获博士学位。一九五八年，作为学生，他参加了国家大剧院大渲染图的绘画和大模型的制作，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在反对安德鲁方案的众多专家中，他做得最专业、最专注，充分展示了一位学问家的执著与坚持。
二○○五年，他编著的《世纪之蛋——国家大剧院之辩》一书由纽约柯捷出版社（Cozy House Publishing）出版。该书二十三万字，另附有一批插图，表现了作者对民族传统文化和建筑艺术的一往情深。
n 清华赞成派的意见
Ø 吴焕加
一九四七年入清华航空系学习，次年获梁思成先生特许，转到了建筑系，长期专注于西方现代建筑的考察、研究，有专著多种。二○○○年四月，吴教授发表《投一张赞成票》一文，公开支持安德鲁方案。他明确指出：
“国家大剧院采用这样的建筑形象，这件事向人们传达一个信息：我们没有在历史成就面前止步，我们正在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我们面向未来。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时代精神。”
“天安门城楼是明朝传下来的，人民大会堂是一九五九年落成的，国家大剧院是二十一世纪的建筑，时间隔得这么远，功能和性质差异那么大，它们之间不可能出现单纯齐一的和谐，只能寻求变化统一的效果„„”
在其他场合，他也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宽广、深厚的专业经验和理论修养，使他避免了狭隘与偏激。对安德鲁方案的判断与支持，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基于他一贯坚持的理念和主张。他说：
“中国建筑传统源远流长，有几千年的历史。从本土文化角度看，中国土地上的新型建筑可以说是一种异类或另类建筑„„外国建筑进入中国不但不可避免，而且满足了现代中国人的需要，并且有利于中国建筑事业的进步。”
Ø 周庆琳
一九六二年毕业于清华建筑系，现为建设部建筑设计院副院长兼总建筑师。国家大剧院国际设计竞赛一开始，他便进入业主委员会，而没有参加该院所出国家大剧院参赛方案的设计。
周庆琳主持设计的外交部大楼于一九九七年落成。他在海外的作品有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体育馆、塞拉利昂政府大楼、中国驻也门大使馆、也门总统官邸、民主德国驻也门大使馆等。业内人士最为赏识的是他在外交部大楼设计中所表现出来的功力和创意（他的设计方案在小范围的设计竞赛中中标）。大国风范，不卑不亢。进入大门之后，一个高敞明丽的橄榄大厅给中外人士留下了不灭的印象。国内、国外的丰富的建筑阅历和建筑创作实践，使他成为国
家大剧院业主委员会中一个有着扎实的业务修养和明确的学术见解的成员。
周庆琳也是安德鲁方案的支持者。在他所发表的文章和言论中，对安德鲁方案最后中选的经过、对安德鲁方案中存在的缺陷和问题以至中外建筑师在建筑观念、建筑创作理念上的差异，都有很客观、很具体的说明和论述。
“记得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安德鲁的）方案时，我非常的惊讶，估计被接受的可能性不大。可是后来我仔细看了他这个方案„„我说，这个方案的构思太独特了！没过多长时间，我就认为这个方案很有竞争力。”
“我们业主委员会内部都支持这个方案。领导小组成员，就是各个部委的领导，他们也都表态支持这个方案。”二○○一年九月间，他在回忆时这样说。
这一年五月，他在文章中写道：“中外建筑创作理念的交锋，不仅表现在参赛建筑师间，也表现在中外评委间，充斥在整个的创作和评选过程中。外国建筑师如安德鲁，外国评委如包费尔和埃里克森，他们注重面向未来，要求突破与创新，而不在于用现代科学技术去重复旧有的建筑模式。而我国建筑师通常采用的是集体创作的办法，作品往往四平八稳而缺乏个性。”
Ø 吴耀东
一九八七年在清华建筑系毕业，一九九五年在清华建筑系获博士学位。作为一个年轻有为的建筑师，吴耀东参加了国家大剧院几轮参赛方案的大量设计工作。在第一轮评选中，他主持设计的方案（清华四个方案之一）落选。
第三轮方案开始时，清华派出一个六人团队前往巴黎与安德鲁协作，吴耀东是其中之一。当团队中的李道增、胡绍学、庄惟敏、朱文一和卢向东五人返回北京时，吴耀东却留在巴黎，与安德鲁继续“协作”。
他回忆道，在巴黎，安德鲁拿出了他的“巨蛋”方案，“我们也拿出我们的方案。我们不崇洋媚外，平等，自信，了不起。清华真是了不起”。
吴耀东博士关于安德鲁和国家大剧院的议论和见解，曾遭到师兄萧默博士的批评和斥责。
吴耀东说：“如果我们任何一个人，他一看，哇！一看就是大剧院，一看就是中国的剧院，一看就是北京的，就是天安门的，这个东西绝不要盖，肯定不是个好东西。”
萧默评曰：“这种高论着实令人吃惊。”
吴耀东博士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和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的长辈们面前，自知是个“小字辈”，在发表自己的见解时，在待人接物时，总是保持谦恭和虚心。
但谈到国家大剧院，他仍然不改初衷：“对中国国家大剧院应该作为一个重要的建筑事件进行考察，需要关注事件的产生过程、产生机制和产生背景，而不是单单把关注的焦点指向图纸和方案。”
作为一个“事件”，他还“想探求的是，在面向新世纪的中国重要建筑的创造中，中国建筑师捕捉到的东西是什么？立足点与其背后的设计思想何在？”
“中国建筑师对建筑文化层面或曰风格层面过分关注，阻碍了实施能力与创新能力的提高，以至于在当今表象化繁荣的建筑背后隐藏着深层次的建筑思想和设计哲学的贫困。”
最近，我让他说说对已建成的国家大剧院的评价，他只说了三个字：“很到位。”
补充的说辞是：“设计和施工都很到位。”记得他曾经对歌剧院观众厅的装修设计发表过自己的看法：“那是红色和金色交织的一个场景。安德鲁在红色的墙面上做了一层金色，实际材料是用铜丝编的网。根据不同场景，忽然亮出红色，忽然亮出金色，就会产生出一种戏剧化的、梦幻的效果。这种红色和金色的运用，咱们的故宫是最典型的„„其实，安德鲁的脑子里、潜意识里还是力图捕捉中国文化中的东西。”
在清华建筑学人中，公开对安德鲁方案表示理解和支持者，还大有人在，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与反对安德鲁方案者相比，不论在人数上、资历上和言论之理直气壮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反差。
Ø 刘力
一九六三年毕业于清华建筑系。在北京，我们可以看到他不断推出的建筑精品：华威大厦、炎黄艺术馆、恒基中心和首都图书大厦等。
他与魏大中都是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和英国塔瑞·法若建筑师事务所合作国家大剧院参赛方案的设计者。
为此，他与魏大中等建筑师一起开赴伦敦。
最后，该方案败落于安德鲁方案之后。刘力认为：“它已失去原创的新鲜感、灵气和锐气。”他对该方案的落选和安德鲁方案的中标，都不感意外。
他认为：“安德鲁的方案正是用外形的单纯取得对人民大会堂的烘托。当别人都对大剧院的造型绞尽脑汁、难以解脱之时，安氏巧妙地来了个急转弯，借助反向思维，一下子突出人民大会堂，二者之间的轴线对位又取得了城市秩序„„安氏可以在单纯的外壳之内尽情地表现艺术殿堂的恢宏和典雅，而不破坏外部城市空间原有内涵。”
Ø 庄惟敏
在清华建筑系获学士（一九八五）、硕士（一九八七）、博士（一九九三）学位，现为建筑系教授，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院长。他是李道增先生的弟子，跟着李先生参加了几个剧场的设计，参加了国家大剧院建设可行性研究和参赛方案设计，是设计中的主力之一。
他认为：“安氏方案中选，是一个好兆头；对安氏方案的论争，已不单是形式问题，其他因素比形式更重要，应该有开放的姿态。”
他说：“安德鲁有创作激情。国家大剧院外观很简洁，内部很精彩，造型和细部都做得很好。”
“中国建筑需要重新思考，传统美学要有新发展。大剧院的结构和使用过程中有点浪费，但我赞成这种精神。”
Ø 魏大中
有一位为国家大剧院付出最多的中国建筑师。他的名字将与国家大剧院共存。我们应永远怀念他。
作为一位著名建筑师，魏大中多年坚持创作实践，在他的无数建筑作品中，就有建在首都的三个剧院：北京剧院、中央实验话剧院和新的长安大戏院。一九九七年，国家大剧院决定上马之初，还没有举办国际设计竞赛的打算。魏大中主持设计的方案在小范围内的评比中被选为最佳方案和实施方案——雍容华贵，端庄大方，与人民大会堂相协调。用后来在国际竞赛时提出的“三看”标准来衡量完全合格。要是当时没有转而举行国际设计竞赛，今天坐落在长安街上的国家大剧院，就不是安德鲁的“水上仙阁”，而是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和魏大中的另一座纪念碑了。
（魏大中设计的国家大剧院方案图）
二○○○年二月，魏大中在介绍安德鲁及其大剧院设计方案时说，“安德鲁具有深厚的建筑结构功底，又有法兰西人的浪漫、求新气质。他在机场和大型公共建筑领域创作了丰富多彩的作品。”
国家大剧院施工伊始，实力雄厚的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受聘与法国公司合作，为大剧院进行施工图设计。
这是一项繁难艰巨的技术工作，必须把法国建筑师的设计图变成符合中国规范、为中国施工人员所熟识的施工图，再把它落实在工地上，让图纸变成建筑实体。作为设计院的顾问总建筑师，作为剧院建筑设计专家，魏大中承担了这个许多人肩负不起、也不大乐意负担的工作。但魏大中没有任何怨言，他以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度责任感、一个建筑师的熟练技术和全部精力，无论寒暑，无论晴雨，全身心泡在国家大剧院繁复浩大的工程中。
二○○三年八月，魏大中积劳成疾终于病倒了。年底，国家大剧院的外壳已经完工。卧
病中的魏大中得到夫人李宛华（一九六一年与魏大中同时毕业于清华建筑系，八十年代回建筑系工作）的同意和支持，来到长安街上，与国家大剧院最后告别。他已经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再看一眼长安街上他自己心爱的两个作品——长安大戏院和长富宫中心。由夫人陪着，他让车子绕着“巨蛋”的外围慢慢转了三圈。最后，来到工地办公室，对同事们说：“这个工程，应该好好总结，好好总结。”
二○○四年春节，魏大中带着来不及“好好总结”的遗憾与世长辞。
1朱镕基总理的担心与心愿
安德鲁曾对他的中国朋友董强（《记忆的群岛》的译者）聊起一件轶事：在大剧院设计图纸需要进一步深入论证的重要关头，朱镕基总理接见了他。安德鲁匆忙出发，急切中，竟然穿了两只不同的鞋。谈话过程中，朱总理突然将眼睛往地上看。窘迫的安德鲁以为朱总理看到了他两只鞋子不同的“熊样”，结果，朱总理一字一顿对他说：
“我们接受你的设计，会承担非常巨大的压力。我们给你这块土地，是中国最珍贵的黄金之地。全中国人民都会来品评你的作品。假如有一天，有51%的中国人赞同你的作品，你就成功了。”
朱总理的潜台词，也许是，当51%的中国人喜欢这个建筑时，他的心，才能够放下。
写到这里，我必须得说：假如13亿中国人的51%是，6亿6千3百万话，我是就那6亿6千300万分之一。
设计国家大剧院非常难，建设国家大剧院，更加难。而比这两者，都要难的是：下命令的人！
清华建筑系与国家大剧院70年的纠结
疆天(2011-04-20 )
在清华大学建筑系60多年的历史中，有50个年头是与国家大剧院联系在一起的。
一九五八年，为迎接建国十周年大庆，决定在首都兴建十大工程。在全国范围内征集设计方案。
清华建筑系，放弃了十大建筑中的其它方案。他们把目标锁定在：国家大剧院。
他们认为：国家大剧院，难度最大、艺术含量最高、最有吸引力。他们要独立完成。而把其他几个工程让给别的单位去完成或与另外的单位合作完成。
当年，为完成国家大剧院这一艰巨、复杂、千年一遇的大工程的设计工作，清华大学以建筑系师生为主，加上其他各系，一共三百多人，组成国家大剧院设计组，由民用建筑教研组两位年轻的共产党员黄报青、李道增任设计组长，全力投入。
建筑系的很多高年级学生，也参加了设计辅助工作。
在设计工作中，学生们提出了“三高、二超、一放” 的口号：“高质量、高艺术、高速度；超前人、超国际水平；在天安门前放共产主义建筑卫星！”
大跃进的冲天干劲，大兵团的连续作战，成吨的设计图纸，从未见过的巨幅彩色渲染图，
专供声学测试、可以行走、安装了两千多张由师生们手工制成的坐椅的观众厅模型，大量的调研报告和实验数据，多少个不休息不睡眠的日日夜夜„„在还没有出现的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上演了一幕又一幕可歌可泣的长剧。
亲历者萧默（一九五八年，作为学生，他参加了国家大剧院大渲染图的绘画和大模型的制作）回忆：1958年，我还是清华大学建筑系一名三年级学生，我们系被指定负责设计国家大剧院，我也在老师的指导下参加了一些辅助工作。当时的要求只有一座剧场，不是像现在这样的一群。观众厅的规模追求“赶美超英”，要搞一个世界第一。但记得经过调查，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剧院并不在美、英，好象是苏联的西伯利亚歌剧院，有2700个座位，于是确定中国的国家大剧院为3000座。记得清华提出的方案有四座休息厅，分别名为“春”、“夏”、“秋”、“冬”，我参加的是“春厅”的室内设计。中国此时正经历着所谓“大跃进”，我们真是热火朝天，干劲十足，日夜奋战，短短几个月，整个方案设计就全部完成了，并通过了主管方面的审批同意，随即开始进行施工图设计。以后我被调到主楼组，参加清华大学主楼的设计工作，听说国家大剧院的全套施工图纸后来都完成了，如果还在，肯定还保存在清华大学。
建筑系主任梁思成先生在一九五八年的系工作总结中谈到国家大剧院时说：“为了使大剧院能符合今天人民的需要，我们访问了梅兰芳先生以及其他男女老少演员和音乐家、剧院各部门的管理工作人员。同学们甚至守在厕所里统计入场、散场、休息时的各种不同使用情况。我们不仅在使用功能上向群众请教，而且在艺术问题上也向群众请教，拿着设计图纸到处征求意见，从石景山钢铁厂的工人同志、四季青人民公社社员、公共汽车乘客到校内的职工和各系师生的意见。”
一句话，为了国家大剧院，清华人拼了！
结果，却是那样出人意料，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和民族文化宫按计划于十年大庆前夕建成投入使用，中国美术馆也于六十年代初期落成，而国家大剧院由于业已出现的经济困难而悄然下马。
从那以后，国家经济因三年自然灾害而陷入困境。再后来，整个国家陷入文革十年的浩劫。
n 胡绍学：“其实现在看来，60年代那个设计如果真的盖起来，到现在也肯定报废了。” 2007年12月20日，当年参与设计的胡绍学先生[1]是这样回忆的：
“当时我刚从清华建筑系毕业，我的老师李道增先生也还年轻，由他带头，清华大学中标拿下了大剧院的设计任务。全校组建了三百多人的大团队，建筑、机械等许多院系都动员起来了，迅速做好了设计方案。当时那个方案只有一个长方形的歌剧院，约4万平米，看起来比现在要小很多。形态也很简单，就是中央一个大的观众厅，前面是门厅，后面是舞台和侧台，座位数是2700多个。整体造型和现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的其他建筑相似，都属于中国民族风格的变体，因为革命历史博物馆的设计方案也是我们清华大学做的，大家讲究的是整体和谐统一。
这个方案的施工图都出来了，材料也定了，马上就可以开工建设。我当时还跑到北戴河去选花岗岩，一些建筑机械也开始加工安装了，就准备和人民大会堂同时施工。可是当时由于国家经济困难，这个工程只能下马，一搁就是30年。
其实现在看来，60年代那个设计如果真的盖起来，到现在也肯定报废了。因为真正的歌剧演出是不能用麦克风的，要欣赏演员的真声，在声学上的要求很高。一些高端的演出设备，也需要一个先进的舞台，当年的设计无法满足这些要求。剧院不能太大，以前梅兰芳在人民大会堂演出，不用麦克风，坐在后排的观众就根本听不见。但是也不能太小，像现在的天桥剧场之类的，就没法演《天鹅湖》这样的大型剧目。所以我们国家要引进一些国际顶尖的艺术演出，就必须建设大剧院。”
这样看来，当年清华大学的国家大剧院梦，一直苦苦的等待，是值得的。那么， 1在我们的国家大剧院下马时，世界上，同期有哪些剧院在建设中呢？
n 金日成造访清华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这时距当时国家大剧院计划落成的时间已不足十个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日成首相在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陪同下访问了清华大学，参观了国家大剧院的设计图纸和模型。
金日成问：“大剧院建在什么地方？”
一位学生回答说：“在长安街，面对中南海。”
金日成问：“剧院有多少座位？”
周总理回答说：“有三千二百个座位。”
(最后的设计方案是三千个座位，比当年全世界最大的歌剧院——苏联西伯利亚大剧院多了三百个座位)那时有两位朝鲜留学生正在建筑系学习，他们也和中国同学一起，参加了国家大剧院和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科技馆的设计工作。
也许是受到中国建设国家大剧院的启发，金日成首相回国之后，决定在平壤建设国家大
剧院。
第一座大剧院——平壤大剧院，于一九六○年八月落成，有二千八百个座位。
第二座大剧院——二八文化会馆，一九七五年建成，拥有大、中、小三个剧场，分别有六千零四十五个、一千一百个和六百个座位。
回首往事，建筑系一位老先生说道：当年，北京的大剧院下马了，平壤的大剧院上马了。两位朝鲜留学生回国之后，都参加了大剧院的设计。
平壤大剧院的设计，显然从中国国家大剧院的方案中吸取了有用的经验，平壤大剧院所用的许多建筑材料，是由中国提供的。
n 悉尼歌剧院
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于一九五六年举行国际设计竞赛，有三十二个国家的建筑师送去了二百三十三个方案。
一九五七年，三十七岁的丹麦建筑师伍重(Jorn Utzon)的方案中选并被定为实施方案。这就是那个被人们联想为白帆、巨浪、贝壳、白鹭齐飞或海龟交尾的轰动全世界的大剧院，包括一个二千六百九十座的音乐厅，一个一千五百四十七座的歌剧院，还有一个五百五十三座的小剧场和一个四百座的电影厅。
总建筑面积八万八千平方米。奇特的庞大的屋顶群所导致的结构和施工困难，大大提高了建筑造价。
一九七三年落成时，总造价刚好超过一亿澳元，是预算的十四倍。歌剧院的高昂造价所
造成的财政困难，导致了当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政府的倒台。
施工中的矛盾和抵牾，令建筑师伍重于一九六六年中途辞职。但歌剧院的特殊风貌仍使他声名远播。
一九五五年，伍重在游历北京时曾拜访了梁思成先生。他对故宫太和殿的解读使他对中国建筑留下了特殊的印象。
有人认为，正是太和殿的高台和发达的屋顶，成了他创作悉尼歌剧院的灵感和源泉。
n 华盛顿肯尼迪表演中心
华盛顿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一九五八年美国建筑师斯东(Edword D.Stone)开始设计，一九七一年建成，包括一个歌剧院(两千三百一十九座)，一个音乐厅(两千七百五十九座)，一个大剧场(一千一百四十二座)，一个小剧场(五百一十座)，还有电影院和其他活动用房。一个长一百八十二米、宽十二米、高十九米的高敞豪华的休息长廊把它们连成一体，所有演出大厅和活动空间都容纳在一个巨大的长方形的建筑中，四周有柱廊围绕。这个表演艺术中心开了把多个剧场同置于一个建筑中的先例。
n 场景16——巴黎巴士底歌剧院
巴黎巴士底歌剧院，巴黎的第二座歌剧院，是为纪念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而启动的十项“总统工程”之一。
巴士底歌剧院是巴黎的第二个大歌剧院，也是欧洲最大的歌剧院之一，这是密特朗任內的建筑大作。当初的建筑要求并不是历史纪念物或是巨型宫殿，而是一座实用且平民化的艺文观赏场所，并且建在自古有名的巴士底平民阶层区，这都有其象征的意义。
原址介于里昂路（Rue de Lyon）与夏朗唐路（Rue de Charenton）之间的万森旧车站，1985年在前法国总统密特郎（Francois Mitterrand）的主张下拆除，让出这片广大土地由建筑师卡洛斯欧特（Carlos Ott）设计，在这极富历史意义的巴士底广场（Place de la Bastille）上，建造一所属于大众通俗的新型歌剧院，并特地选在法国国庆200周年，也就是1989年7月14日当天正式开幕。
一九八三年举行国际设计竞赛，各国建筑师一共送来七百六十六个参赛方案。按照规定，评委会从参赛方案中选出九个方案，送给密特朗总统，由他挑出一个作为实施方案。但总统却从九个方案中挑出三个，都授予头奖。
其中，加拿大建筑师卡洛斯·奥托(Carlos Otto)的方案被定为实施方案。
香港地区三十一岁的青年建筑师严迅奇的方案是三个荣获头奖的方案之一。一九九八年，严迅奇先生也参加了国家大剧院设计竞赛，但没有胜出。
巴士底歌剧院于一九八九年落成，距巴黎第一个歌剧院——巴黎歌剧院落成启用已过了一百一十四载。两相对比，巴士底歌剧院不论在规模上和艺术风格上，都呈现着全新的姿态。
安德鲁在设计中国国家大剧院时，正是从这里吸取了有用的经验。
巴士底歌剧院拥有一个两千七百座的歌剧院，一个六百至一千三百座(可变)的表演厅，一个排练厅和两个小剧场(五百座和二百八十座)，总建筑面积十五万平方米，投资二十三亿法郎。
1周总理临终前，对万里的嘱托
1975年周恩来总理在临终前，托付万里（当时万里同志主抓建设与交通）：“等国家经济条件好了，一定要把国家大剧院建起来。”
为了这个大剧院，共和国第一任总理，足足等待了17年。
1华国锋访问朝鲜后，回国就嘱托文化部派人赴朝考察。
1978年5月，共和国第二任总理华国锋访问朝鲜后，回国就嘱托文化部派人赴朝考察，打算国家大剧院恢复上马。
1978年9月20日，文化部党组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修建国家大剧院等六个重点文化设施项目的请示报告》
报告内容是：
《关于修建国家大剧院等六个重点文化设施项目的请示报告》
国务院并报华主席、
叶、邓、李、汪副主席：
一九五八年敬爱的周总理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亲自主持了建国十周年首都献礼工程项目，原计划中曾包括有国家大剧院、电影宫两项，后因故推迟，至今尚未实现。一九七四年，周总理病重期间，又曾专门接见万里和姬（原文为“□”）鹏飞同志，询问有关国家大剧院建设事宜。我国的杂技艺术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传统，一九六五年以来周总理曾多次指示要在北京修建专业的杂技马戏场，北京市文化局曾为此筹划多年，迄今也未能实现。我国迄今尚无专业音乐厅。现在的中国美术馆，主要用于举办各种临时性的美术展览，还缺少一个进行长期的、永久性的美术作品陈列馆。一般剧场、剧院，自一九五八年以来北京已有２０年未曾新建。现有的剧场、影院规模狭小，设备都很陈旧落后，和国外相比差距很大，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和国内外文化交流的需要，同国家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要求和规模很不相称。
为了筹建国家大剧院等建筑，华主席访朝回国后，中央领导同志指示要文化部派几个人到朝鲜去参观、学习。已于七月份组织剧场、影院建筑代表团赴朝访问归来。代表团在朝鲜访问期间，受到了朝鲜文化艺术部等有关方面的热烈欢迎和接待。朝鲜政务院副总理郑竣基接见代表团时曾指出：“华主席来访后，对两国文艺工作者也是个转折点„„你们是华主
席访朝后，中国文艺界的第一批使者。”“大家这次来，加深了我们两国文艺工作者的亲密关系，为中朝友谊做出了贡献。”在参观朝鲜人民军二八文艺会馆时，朝鲜同志告诉我们：“党中央有指示，金主席说了，中国同志要看什么，就让他们看什么。”代表团参观万景台艺术剧场的舞台技术时，就是在他们正式演出的同时进行的。朝鲜文化艺术部还将几个主要剧场、影院的设计平面图和剖面图纸送给了我们。由于朝鲜党政领导的关怀，保证了代表团顺利地完成了学习考察任务。
代表团此行在朝鲜平壤、元山两地参观了剧场五座、文化宫、文化会馆（俱乐部）四座，电影院两座和陈列馆、博物馆五座，电影制片厂一处，显影所一处。总的印象是朝鲜对剧场、影院等文化设施的建设比较重视。肯于大胆引进外来的先进技术。建立了一套管理体系和保养制度，每个工作人员的责任感极强。朝鲜战后建设期间，剧场、会馆等重大建设的选址和设计，金主席均亲自过问，施工期间还多次亲临现场指导。停战二十多年来，朝鲜各地已兴建了不少新的剧场、影院，在数量上（按人口比例计算）和质量上（规模和设备机器保养等方面）均远远超过我国的水平。其值得学习与借鉴的主要经验有以下几点：
一、朝鲜的剧场、影院以及工厂文化会馆（俱乐部）的建设，均纳入国民经济建设和城市规划的项目之中。城市新建街区，剧场、影院与居民楼同时规划建设，各级文化设施均有一定的规范。
二、重视新技术的保养和管理。朝鲜的重点剧场，内部设施都比较现代化，一般都引进了电声扩音系统，有的还有立体声的设备。观众厅也运用了一些新的材料和设备，如万景台艺术剧场的墙壁收音结构可以电动旋转，按音乐要求改变音响条件。灯光控制操作也开始利用电子计算机。万景台艺术剧场还引进了背景电影，指挥系统也利用了电视技术。
三、文化用品的生产、分配集中管理。在朝鲜，专门制作舞台灯光、化装、服装的工厂及其他为文艺演出的事业都由文化艺术部直接领导，统一产品的规格型号，统一计划生产，统一分配产品，供全国使用，对事业发展很有好处。
四、剧场影院的设计人员相对的专业化，这样便于积累经验，不断提高设计质量，避免缺点、重复。
在考察中也感到有些方面我们不能学习，也不应学习的。如剧场、影院建筑占地面积很大，我们北京就没有朝鲜首都平壤那样多的空地；又如万景台艺术剧场（国家剧院）的建筑和附属设备过于豪华讲究（剧场前厅和休息室五光十色像水晶宫一样，后台化妆室内浴室沙发齐全像旅馆房间）。此外，朝鲜剧场、影院座位较少（如平壤新建的影院每个观众厅只有六百个座位），我们国家人多，剧场、影院都要多容纳一些观众，不能像朝鲜那样。
根据英明领袖华主席抓纲治国的伟大战略决策，为了实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生前遗愿，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发展的需要。参照此次赴朝考察的结果，我们建议立即筹备，在首都北京修建国家大剧院、电影宫、音乐厅、少年宫、杂技马戏场、美术陈列馆等六个重点文化设施项目（具体方案另报），总建筑面积２２０５００平方米，总投资额１６３００万元。国家大剧院拟建在西长安街人大会堂西侧（周总理生前计划地点）；电影宫拟建在王府井到东单一带；国家音乐厅拟建在东单至方巾巷之间；杂技马戏场拟建在天坛公园外东北廊；国家美术馆建设地点靠近现在的美术馆；少年宫拟建在陶然亭公园湖边。
这些建筑建设要贯彻自力更生的方针，勤俭办事业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同时，按照我们目前的工业水平和技术水平，还必须引进某些必需的重要的先进技术。在目前国家还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完成这些建筑虽然要付出一定的投资，估计三年五年、最多五年八年即可以全部收回成本，从长远看，也是值得的，是非常必要的。
关于这几项建筑的设计等问题，一俟项目正式批准，还将继续组织有关人员到国外进行考察。以上意见，当否，请审批。
文化部党组
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日
抄报：乌兰夫同志、张平化同志
抄送：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建委、北京市委
这份报告，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因为，两个月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华国锋，从此，也下台了。
1985年，“议会大厦”与国家大剧院，土地之争
一九八五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在国家大剧院规划地址上，建设办公楼，建筑面积二十万平方米，已由北京市建筑设计院资深建筑师李宗泽先生完成设计并投入施工。
关于人大常委会是否应该拥有自己的办公楼的讨论，始于六届人大。“四人帮”被粉碎后，为了进一步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彭真担任委员长后力主建“议会大厦”。
在党组会议上曾经有过一番热烈的讨论，当时定下的名称是“人民大厦”。
支持的声音很多，反对的也不少：有人大代表提出，已经有人民大会堂了，就该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他们把这个工程称之为“楼堂管所”那样的形象工程。
此外，还有一些安全方面以及与周围建筑风格是否协调的担忧。尽管反对的意见很大，但最后还是决定建造“人民大厦”，选址在现国家大剧院所在地。
工程项目委员会成立，建筑模型也设计好了，民房搬迁走，拨款有了，1985年开始动工。搬迁和打地基先后花了1亿多元。 一九八六年初，一个已经准备停当、正要在施工现场上举行的开工庆典被临时取消。工地上，留下了一个面积三万平方米、深十八米的大坑。
据说，共和国第三任总理，是坚决反对，在周总理选定大剧院的地址上，建“议会大厦”的。
就这样，大剧院的梦想，依然还在泡影中。
十一年后，机会终于来临。
1996年10月在党中央召开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定》，在这个决议中写到“要有计划地建设国家大剧院等一批具有重大
影响的重要文化设施”。
1997年10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文件重申了这个决定；并将大剧院建设地点确定在人民大会堂西侧。
1998年1月，中央决定成立“国家大剧院建设领导小组”；同时成立“国家大剧院工程业主委员会”负责工程的组织实施，业主委员会的人员由北京市、文化部、建设部三方人士组建而成，代表国家行使业主权利，承担业主责任。
按照多年来形成的惯例，首都的重大建筑工程，一般都由北京市建筑设计院负责设计。这一次，国家大剧院的设计任务，同样落在实力雄厚的这个设计院的肩上。
不多时，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副总建筑师魏大中主持的设计方案被初步定为实施方案。 依原定计划，国家大剧院是年开始施工，一九九九年完工，是献给建国五十周年的厚礼。
1清华急坏了，等了40年的期待，岂容他人抢走！
主管部门（文化部）在清华大学建筑系和其他单位的建议和敦促下，决定放弃北京市设计院提出的方案，举行了一次小规模的设计竞赛，紧接着，又做出举行国际设计竞赛的重大决策。
一九九八年一月，国家大剧院领导小组和业主委员会宣告成立。同年四月，一个评选委员会和两个专家委员会同时组成。
评选委员会由十一位中外著名建筑师和建筑学家组成，其中有五位清华建筑学人，由清华建筑系元老吴良镛院士担任评委会主席。
n 国际招标过程的简单回顾
时任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的胡绍学先生是这样回忆的：
“这次国际招标就吸引了全世界几乎所有著名的设计师，加上我们国内的，一共拿出69个方案。经过几轮筛选，到1999年，剩下6家单位，可是规定最后一轮评选只能有3个方案参加，有关领导就建议我们组合一下，两两合作。于是北京院和英国建筑师合作设计了“大玻璃”，建设部设计院和南美的建筑师卡洛斯合作，剩下我们清华和法国人安德鲁合作。
我们不想和安德鲁合作，清华从来都是自己做方案的。安德鲁也很倔，他也要自己做。但是在当时那种局面下，没有别的办法，安德鲁很苦恼。我就跟他商量，说干脆这么办吧，咱们两家联合署名，做两个方案，一个清华打头，另一个你们打头，最后无论哪个中标，都算我们两家合作的。安德鲁一听，觉得很好。
安德鲁这个人，确实是个艺术家，非常有个性。他早期提出的几个方案，大家评价很差，他就灰心了，突然失踪了一星期，公司和家里都找不到他。一周后，他回公司了，好像变了个人，络腮胡子，衣衫褴褛。原来这一个礼拜，他开了辆车，满法国乱跑，车到哪他就睡在哪，跑了一圈回来，就憋出了现在这个“大鸭蛋”。
当时我是清华设计院的院长，带了十几个人的队伍去法国讨论安德鲁那个方案。有次我
和安德鲁一起去见中国驻法大使吴建民先生，吴大使说希望你们两家合作设计出一个优秀的、能体现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国家大剧院。可是安德鲁说话直来直去，说不，我就反对你们的传统建筑文化，我要做就要割断你们中国的历史，只有割断历史我才能做出新的东西来。安德鲁就是这么倔的一个人，后来评议的时候也证明他这个方案确实具有震撼力，但也有很多问题。所以当时有两派意见争论非常激烈。
2000年“两会”期间，人大和政协都征求了代表们的意见，结果有六七成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都赞同安德鲁这个方案，最后就拍板定下来了。”
清华大学的四个参赛方案都落在“五个方案”之外，但仍被邀请参加第二轮的竞赛。
n 咖啡杯与“大鸭蛋”
安德鲁最初的国家大剧院设计提出的是一个扁平结构的概念，而这个概念在之后的几轮设计招标中并没有做很大的修改，“充其量不过是渐变”，大家戏称为“铁板烧”
国家大剧院的设计方案发生“突变”源于安德鲁经历的一段沮丧期。
他当时几乎已经想要放弃大剧院这个项目了，某一天当事务所的同事准时来到办公室，大家惊愕地发现老板失踪了!所有人都不知道他究竟去了哪里，于是事务所里马上陷入在一种诡异又紧张的气氛里。后来，在大家的“逼问”下，安德鲁的秘书小姐结结巴巴地表示，老板好像是去了一个小岛，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回来。
一个月后的某天，安德鲁神气地回到了众人的视线中，并带回了“一只蛋”，自此，国家大剧院的设计出现了“剧变”。
安德鲁说：他的灵感来自一次喝咖啡时，无意间包装咖啡杯的启发。
1朱镕基总理发话：大剧院用地向后退70米
第二轮评选结束以后，按照朱基总理的建议，国家大剧院的用地范围从长安街向南退了七十米。
评委会中的中国评委曾透露说，朱总理在参加评委会开会的整个过程中，十分专注地听别人发言，极少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是，这一向南退七十米的建议,绝不是他一时心血来潮，而是他多方思考、比较的结果。这位毕业于一九五一年的清华校友，在提出这个具体建议之前，一定是在总图上做了认真的比较和推敲，取得了准确的尺寸之后才提出来的。提出这个建议时，他也没有做更多的解释和说明，为什么不是五十米或九十米，而是七十米？
正是这个七十米的后退，为国家大剧院的规划设计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为国家大剧院与人民大会堂之间有机联系提供了可能性，令第三轮竞赛的方案，出现了新的转机，这是国家大剧院规划、设计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决策。
应该说，有三位总理，都曾为国家大剧院催生，为国家大剧院贡献了自己的心力。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当国家大剧院在选址存在两种可能性(一在人民大会堂的南侧，一在西侧)时，正是周恩来总理最后拍板，选定在人民大会堂的西侧。
八十年代，正是由于当时国务院总理的及时干预，终于撤销了在人民大会堂西侧建设办公大楼的计划，为国家大剧院留下了这一方宝地。
九十年代，正是朱基总理后退七十米的建议，为陷入僵局的国家大剧院的规划设计，注入了蓬勃生机。
国家大剧院是幸运的。她在几个关键时刻，得到了三位总理的关心和支持。
国家大剧院第三轮竞赛的六个参赛单位，于一九九九年五月，提出了四个新的方案。
为了协作出方案，清华建筑系派出了以李道增教授为首的强大梯队前往巴黎，法国建筑师也适时组成由安德鲁带头的团队来到北京。
但是据说，这种协作，基本上是礼节性和象征性的走过场而已，作为协作一方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对为主一方的构思和设计，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
所以，不论是在国内在国外，不论是建筑界或舆论界，不论是清华人或是安德鲁和他的同伴，都把“法国巴黎机场公司、中国清华大学协作”的参赛方案称为“安德鲁方案”，把“中国清华大学、法国巴黎机场公司协作”的参赛方案称为“清华方案”。
第三轮的四个方案由建筑专家组、工艺专家组和艺术委员会进行评议和讨论，但他们都没有选定方案和上报的权力和任务。
在评议和讨论安德鲁方案时，建筑专家组到会十人，赞成和不赞成者各五人；工艺专家组十人，赞成者七人；艺术委员会六人，全部赞成安德鲁方案。
最后，安德鲁方案由国家大剧院领导小组和业主委员会作为推荐方案向中央汇报。
清华方案和北京市建筑设计院与英国法若事务所合作的方案也作为候选方案上报中央。建设部设计院与加拿大卡洛斯事务所合作的方案没有上报。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中央决定采用安德鲁方案。历时一年又四个月的国际设计竞赛至此结束。
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围绕大剧院方案的大争论，铺天盖地，席卷而来，争论的强度与持久性，远远超过当年人民大会堂建筑方案之争„„
149名院士上书反对！114名建筑专家上书反对！
2000年6月10日，大约有49名院士联名上书江总书记与中常委，要求重新审议国家大剧院的建设问题。
与此同时，全国还有114名建筑大师、著名的及青年建筑师联名上书，江总书记与朱总理：建议对（国家大剧院）设计任务书要从新予以政论研究和审定。
他们反对选定的国家大剧院设计方案的理由，归纳起来：
一是面积与造价超标，太大，太贵。
二是存在安全隐患。
三是外形丑陋与天安门周边环境部吻合。
1网络上，街谈巷议中,责难之词，层出不穷。
网络上，街谈巷议中：粪蛋，大水蛋，坟墓，大鸭蛋„„等等用词，层出不穷。
十年过去了，只到今天，这样的反对之声，一直没有停止。本月我去造访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太太，她家就住在故宫北门旁的景山附近。谈话中，我好奇地问老人家，如何看待咫尺之遥的国家大剧院？老人手指南面，愤然回答：“我至死也不会，走进那座坟墓！那是中华文化的叛徒！”
这是为什么？你看看？你想想？
古今中外，世界建筑史，为一个建筑的方案，引发如此强烈与持久的争议，极为罕见。反对与赞同，就像一出戏，一直在演绎着。
我很想，很想知道：如果在天之灵的周恩来总理，看到这个“惊世骇俗”的建筑，会喜欢吗？
50年前，周恩来总理在谈到人民大会堂的建筑风格时，曾提出“中而不古，西而不洋，一切精华皆为我用，要解放思想，不要受原有建筑的传统形式束缚。”
1清华人，理性地评价
清华建筑系——一个在学术上居于全国同类院系前列、有着剧院建筑设计理论建树和经验积累，长期以来为国家大剧院付出了无数心血的集体。
许多清华建筑学人之所以曾经站出来反对安德鲁的设计，绝不是因为清华方案的落选，而是因为设计理念和艺术追求上的差异。
n 清华反对派的意见
Ø 吴良镛
在吴先生看来，安德鲁方案的胜出，并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它揭示了中国建筑界的一股暗流。
二○○八年初，吴先生在一篇论述“中国建筑理论与中国建筑学术发展道路”的文章中指出：
“当前中国建筑市场逐渐变成一个西方建筑师怪异念头的试验场。”
“一些在西方世界都难以找到市场的缺乏理论依托，缺少结构理性，功能逻辑混乱的畸形建筑方案，也随着纷至沓来的西方建筑师而涌入中国，并影响着中国建筑师的创作理念。”
他呼吁，“认真思考建筑理论问题，端正建筑发展方向，把被扭曲的建筑理论颠倒过来，回归基本原理，把握建筑的基本原则。”
Ø 李道增
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一九五八年，一向勤谨敬业、干劲冲天，被誉为“拼命三郎”的二十八岁的李道增任国家大剧院设计组组长，已经完成的设计没有付诸实施，一九五九年主持设计的解放军大剧院也没有上马，但李道增把剧院建筑的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继续向前推进。
上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他先后主持了北京天桥剧场、中国儿童剧院和北京东方艺术大厦剧场的设计，都已建成投入使用。
一九九○年，李先生应文化部之约，参加了国家大剧院建设可行性研究并提出了新的设
计方案。
“听到的议论中好评的不多，说与人民大会堂和天安门广场不协调的居多。对这座大剧院在造型上的选择与评价，相信历史会给予全面正确的判断，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Ø 萧默
一九六一年毕业于清华建筑系，一九九一年在清华建筑系获博士学位。一九五八年，作为学生，他参加了国家大剧院大渲染图的绘画和大模型的制作，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在反对安德鲁方案的众多专家中，他做得最专业、最专注，充分展示了一位学问家的执著与坚持。
二○○五年，他编著的《世纪之蛋——国家大剧院之辩》一书由纽约柯捷出版社（Cozy House Publishing）出版。该书二十三万字，另附有一批插图，表现了作者对民族传统文化和建筑艺术的一往情深。
n 清华赞成派的意见
Ø 吴焕加
一九四七年入清华航空系学习，次年获梁思成先生特许，转到了建筑系，长期专注于西方现代建筑的考察、研究，有专著多种。二○○○年四月，吴教授发表《投一张赞成票》一文，公开支持安德鲁方案。他明确指出：
“国家大剧院采用这样的建筑形象，这件事向人们传达一个信息：我们没有在历史成就面前止步，我们正在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我们面向未来。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时代精神。”
“天安门城楼是明朝传下来的，人民大会堂是一九五九年落成的，国家大剧院是二十一世纪的建筑，时间隔得这么远，功能和性质差异那么大，它们之间不可能出现单纯齐一的和谐，只能寻求变化统一的效果„„”
在其他场合，他也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宽广、深厚的专业经验和理论修养，使他避免了狭隘与偏激。对安德鲁方案的判断与支持，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基于他一贯坚持的理念和主张。他说：
“中国建筑传统源远流长，有几千年的历史。从本土文化角度看，中国土地上的新型建筑可以说是一种异类或另类建筑„„外国建筑进入中国不但不可避免，而且满足了现代中国人的需要，并且有利于中国建筑事业的进步。”
Ø 周庆琳
一九六二年毕业于清华建筑系，现为建设部建筑设计院副院长兼总建筑师。国家大剧院国际设计竞赛一开始，他便进入业主委员会，而没有参加该院所出国家大剧院参赛方案的设计。
周庆琳主持设计的外交部大楼于一九九七年落成。他在海外的作品有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体育馆、塞拉利昂政府大楼、中国驻也门大使馆、也门总统官邸、民主德国驻也门大使馆等。业内人士最为赏识的是他在外交部大楼设计中所表现出来的功力和创意（他的设计方案在小范围的设计竞赛中中标）。大国风范，不卑不亢。进入大门之后，一个高敞明丽的橄榄大厅给中外人士留下了不灭的印象。国内、国外的丰富的建筑阅历和建筑创作实践，使他成为国
家大剧院业主委员会中一个有着扎实的业务修养和明确的学术见解的成员。
周庆琳也是安德鲁方案的支持者。在他所发表的文章和言论中，对安德鲁方案最后中选的经过、对安德鲁方案中存在的缺陷和问题以至中外建筑师在建筑观念、建筑创作理念上的差异，都有很客观、很具体的说明和论述。
“记得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安德鲁的）方案时，我非常的惊讶，估计被接受的可能性不大。可是后来我仔细看了他这个方案„„我说，这个方案的构思太独特了！没过多长时间，我就认为这个方案很有竞争力。”
“我们业主委员会内部都支持这个方案。领导小组成员，就是各个部委的领导，他们也都表态支持这个方案。”二○○一年九月间，他在回忆时这样说。
这一年五月，他在文章中写道：“中外建筑创作理念的交锋，不仅表现在参赛建筑师间，也表现在中外评委间，充斥在整个的创作和评选过程中。外国建筑师如安德鲁，外国评委如包费尔和埃里克森，他们注重面向未来，要求突破与创新，而不在于用现代科学技术去重复旧有的建筑模式。而我国建筑师通常采用的是集体创作的办法，作品往往四平八稳而缺乏个性。”
Ø 吴耀东
一九八七年在清华建筑系毕业，一九九五年在清华建筑系获博士学位。作为一个年轻有为的建筑师，吴耀东参加了国家大剧院几轮参赛方案的大量设计工作。在第一轮评选中，他主持设计的方案（清华四个方案之一）落选。
第三轮方案开始时，清华派出一个六人团队前往巴黎与安德鲁协作，吴耀东是其中之一。当团队中的李道增、胡绍学、庄惟敏、朱文一和卢向东五人返回北京时，吴耀东却留在巴黎，与安德鲁继续“协作”。
他回忆道，在巴黎，安德鲁拿出了他的“巨蛋”方案，“我们也拿出我们的方案。我们不崇洋媚外，平等，自信，了不起。清华真是了不起”。
吴耀东博士关于安德鲁和国家大剧院的议论和见解，曾遭到师兄萧默博士的批评和斥责。
吴耀东说：“如果我们任何一个人，他一看，哇！一看就是大剧院，一看就是中国的剧院，一看就是北京的，就是天安门的，这个东西绝不要盖，肯定不是个好东西。”
萧默评曰：“这种高论着实令人吃惊。”
吴耀东博士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和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的长辈们面前，自知是个“小字辈”，在发表自己的见解时，在待人接物时，总是保持谦恭和虚心。
但谈到国家大剧院，他仍然不改初衷：“对中国国家大剧院应该作为一个重要的建筑事件进行考察，需要关注事件的产生过程、产生机制和产生背景，而不是单单把关注的焦点指向图纸和方案。”
作为一个“事件”，他还“想探求的是，在面向新世纪的中国重要建筑的创造中，中国建筑师捕捉到的东西是什么？立足点与其背后的设计思想何在？”
“中国建筑师对建筑文化层面或曰风格层面过分关注，阻碍了实施能力与创新能力的提高，以至于在当今表象化繁荣的建筑背后隐藏着深层次的建筑思想和设计哲学的贫困。”
最近，我让他说说对已建成的国家大剧院的评价，他只说了三个字：“很到位。”
补充的说辞是：“设计和施工都很到位。”记得他曾经对歌剧院观众厅的装修设计发表过自己的看法：“那是红色和金色交织的一个场景。安德鲁在红色的墙面上做了一层金色，实际材料是用铜丝编的网。根据不同场景，忽然亮出红色，忽然亮出金色，就会产生出一种戏剧化的、梦幻的效果。这种红色和金色的运用，咱们的故宫是最典型的„„其实，安德鲁的脑子里、潜意识里还是力图捕捉中国文化中的东西。”
在清华建筑学人中，公开对安德鲁方案表示理解和支持者，还大有人在，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与反对安德鲁方案者相比，不论在人数上、资历上和言论之理直气壮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反差。
Ø 刘力
一九六三年毕业于清华建筑系。在北京，我们可以看到他不断推出的建筑精品：华威大厦、炎黄艺术馆、恒基中心和首都图书大厦等。
他与魏大中都是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和英国塔瑞·法若建筑师事务所合作国家大剧院参赛方案的设计者。
为此，他与魏大中等建筑师一起开赴伦敦。
最后，该方案败落于安德鲁方案之后。刘力认为：“它已失去原创的新鲜感、灵气和锐气。”他对该方案的落选和安德鲁方案的中标，都不感意外。
他认为：“安德鲁的方案正是用外形的单纯取得对人民大会堂的烘托。当别人都对大剧院的造型绞尽脑汁、难以解脱之时，安氏巧妙地来了个急转弯，借助反向思维，一下子突出人民大会堂，二者之间的轴线对位又取得了城市秩序„„安氏可以在单纯的外壳之内尽情地表现艺术殿堂的恢宏和典雅，而不破坏外部城市空间原有内涵。”
Ø 庄惟敏
在清华建筑系获学士（一九八五）、硕士（一九八七）、博士（一九九三）学位，现为建筑系教授，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院长。他是李道增先生的弟子，跟着李先生参加了几个剧场的设计，参加了国家大剧院建设可行性研究和参赛方案设计，是设计中的主力之一。
他认为：“安氏方案中选，是一个好兆头；对安氏方案的论争，已不单是形式问题，其他因素比形式更重要，应该有开放的姿态。”
他说：“安德鲁有创作激情。国家大剧院外观很简洁，内部很精彩，造型和细部都做得很好。”
“中国建筑需要重新思考，传统美学要有新发展。大剧院的结构和使用过程中有点浪费，但我赞成这种精神。”
Ø 魏大中
有一位为国家大剧院付出最多的中国建筑师。他的名字将与国家大剧院共存。我们应永远怀念他。
作为一位著名建筑师，魏大中多年坚持创作实践，在他的无数建筑作品中，就有建在首都的三个剧院：北京剧院、中央实验话剧院和新的长安大戏院。一九九七年，国家大剧院决定上马之初，还没有举办国际设计竞赛的打算。魏大中主持设计的方案在小范围内的评比中被选为最佳方案和实施方案——雍容华贵，端庄大方，与人民大会堂相协调。用后来在国际竞赛时提出的“三看”标准来衡量完全合格。要是当时没有转而举行国际设计竞赛，今天坐落在长安街上的国家大剧院，就不是安德鲁的“水上仙阁”，而是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和魏大中的另一座纪念碑了。
（魏大中设计的国家大剧院方案图）
二○○○年二月，魏大中在介绍安德鲁及其大剧院设计方案时说，“安德鲁具有深厚的建筑结构功底，又有法兰西人的浪漫、求新气质。他在机场和大型公共建筑领域创作了丰富多彩的作品。”
国家大剧院施工伊始，实力雄厚的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受聘与法国公司合作，为大剧院进行施工图设计。
这是一项繁难艰巨的技术工作，必须把法国建筑师的设计图变成符合中国规范、为中国施工人员所熟识的施工图，再把它落实在工地上，让图纸变成建筑实体。作为设计院的顾问总建筑师，作为剧院建筑设计专家，魏大中承担了这个许多人肩负不起、也不大乐意负担的工作。但魏大中没有任何怨言，他以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度责任感、一个建筑师的熟练技术和全部精力，无论寒暑，无论晴雨，全身心泡在国家大剧院繁复浩大的工程中。
二○○三年八月，魏大中积劳成疾终于病倒了。年底，国家大剧院的外壳已经完工。卧
病中的魏大中得到夫人李宛华（一九六一年与魏大中同时毕业于清华建筑系，八十年代回建筑系工作）的同意和支持，来到长安街上，与国家大剧院最后告别。他已经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再看一眼长安街上他自己心爱的两个作品——长安大戏院和长富宫中心。由夫人陪着，他让车子绕着“巨蛋”的外围慢慢转了三圈。最后，来到工地办公室，对同事们说：“这个工程，应该好好总结，好好总结。”
二○○四年春节，魏大中带着来不及“好好总结”的遗憾与世长辞。
1朱镕基总理的担心与心愿
安德鲁曾对他的中国朋友董强（《记忆的群岛》的译者）聊起一件轶事：在大剧院设计图纸需要进一步深入论证的重要关头，朱镕基总理接见了他。安德鲁匆忙出发，急切中，竟然穿了两只不同的鞋。谈话过程中，朱总理突然将眼睛往地上看。窘迫的安德鲁以为朱总理看到了他两只鞋子不同的“熊样”，结果，朱总理一字一顿对他说：
“我们接受你的设计，会承担非常巨大的压力。我们给你这块土地，是中国最珍贵的黄金之地。全中国人民都会来品评你的作品。假如有一天，有51%的中国人赞同你的作品，你就成功了。”
朱总理的潜台词，也许是，当51%的中国人喜欢这个建筑时，他的心，才能够放下。
写到这里，我必须得说：假如13亿中国人的51%是，6亿6千3百万话，我是就那6亿6千300万分之一。
设计国家大剧院非常难，建设国家大剧院，更加难。而比这两者，都要难的是：下命令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