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姓名：韩佳 学号：02100151 教学号：83100455 院系：10级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解读“经济模式” ：基于经济发展的视角
【摘要】“中国模式”是具有中国形态、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的产物。同时,“中国模式”要求规范性与全面性解读,旨在最终取代危机缠身的全球资本主义整合模式。“中国模式”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外在表现。从众多中西相关研究中全面梳理有关“中国模式”的科学界定,可以有力地证明独树一帜的“中国模式”没有“克隆”当今世界主流发展模式,更以自身不断演变有力地证伪“历史终结论”与“华盛顿共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也随之从治理战略和 制度创新中凸显其在基本经济制度、体制转轨、发展道路及对外开放层面的制度机理与典型特征。
【关键词】中国模式;世界主流发展模式;中国经济模式;制度机理;典型特征 该文在综合研究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理论的基础上，并通过与外国经济对比分析，提出我国应由传统型经济增长方式向当代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并明确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应该向制度创新型、资源节约型、知识自主创新型发展的三个转变取向，从而来解读中国“经济模式”。
从理论上讲，自从美国学者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CooperRamo)提出“北京共识”概念以来,近几年国内外理论界对“中国模式”的讨论日趋激烈,近期又出现新的热潮。例如, 2009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客座研究员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出版了专著《当中国统治世界》(When ChinaRules theWorld), 2010年2月16日德国《明镜》周刊网站发表文章《中国模式就是试错》,同一天日本《经济学人》周刊刊载文章《中国统治世界》等等,这些著述都引发国际性热议。2010年1月,我国人民网也就“中国模式”的相关问题作了网上调查。不过,有些论者在讨论中将中国模式等同于中国经济模式,更有论者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经济模式)等同于国外市场社会主义。
从实践上来看，中国在60年的现代化进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尤其是改革开放后,造就了一个个前所未有和令人惊叹的发展奇迹。近30年来,年均GDP增长率高达9·6%,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势首屈一指,而且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更值得关注的是,面对近年来席卷全球的“华尔街金融海啸”,众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处于“贫血”状态,而中国因为成功主动的应对举措使其所受影响与冲击较小,且经济率先企稳回升逐见显好,成为近期世界经济十强中唯一恢复强劲增长的国家。2008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3292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已经由长期以来的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世界中等收入国家行列。〔1〕2009年中国GDP增长率仍达8·7%,超额完成了年初制定的“保八”目标。2010年取代日本实际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近日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的《2010-2011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的全球竞争力从2010年排名第二十九位上升至二十七位,是金砖四国中唯一排名上升的国家。与去年相比,中国在大多数指数领域表现稳定,其主要优势是不断发展的巨大市场规模、宏观经济稳定性、相对成熟又具有一定创新能力的企业。〔2〕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为何在短期内能实现如此惊人的历史性巨变?中外学者致力于总结、提炼我国经济发展的道路、规律与经21
苏民.综合国力实现由弱到强的历史性巨变.经济日报, 2009-08-10
验,以期对“中国密码”进行全面精确的破译,因而中国的经济奇迹及其所依托的1“中国模式”一直成为世界热议的焦点。
我国实现增长方式转变的三个主要取向笔者认为经济增长方式分为传统与当代型：传统型是粗放型增长和集约型增长；当代型包括制度创新型、资源节约型和知识自主创新型三种类型。我国的增长方式必须由传统型向当代型转变。制度因素障碍需要我们实现制度创新型增长方式。诺斯以前苏联1970—1980年占1%的私有农田产量占农业总产量的25%，而占99%的集体农场产量为75%的例子，说明了不合理的产权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阻碍性。〔3〕施莱弗和维什尼（2004）以及世界银行（2002）等证明，政府干预、变化无常的法规措施、低效的公共服务、政府官员的腐败与寻租等均会降低经济增长的效率。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也把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制度障碍归结为政府对资源配置权力过大、GDP增长率的政绩观、财政收入要求产值最大增长、要素价格扭曲四大制度障碍。〔4〕所以转变我国增长方式必须进行制度创新，以消除制度因素障碍。
另外，制约我国经济发展中典型特征的是，重复技术引进的低效率，需要确立知识自主创新型的增长方式。知识自主创新型来源于二次现代化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经济的二次现代化包括知识创新化、信息化、全球化、智能化、虚拟化等；新经济增长理论强调的是知识创新与应用。我们面临的现代化情况是，在没有完成第一次现代化（工业化现代化）的同时，又面临着第二次现代化的挑战。而我国却严重缺乏知识自主创新：（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的技术进步主要是靠引进国外技术。从20世纪50年代的家用电器产业到90年代汽车、计算机等产业基本上沿袭了一条技术引进——淘汰——再引进技术的循环路线。据统计，在当前全国制造业由于知识自主创新不足，我国进口的设备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光纤制造装备为100%、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设备85%、大型成套石油化工装备80%、轿车工业装备和数控机床及纺织机械与胶印设备的70%。〔5〕据江苏省知识产权局局长朱宇分析，当前江苏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企业比重达90%以上，江苏企业所需技术80%是靠引进，95%企业出口靠“借牌”经营。
（2）由于缺乏知识自主创新，使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大大低于一些发达国家。如当前我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约为美国的4.38%、日本的4.07%、德国的5.56%。
（3）没有知识自主创新的传统增长方式附加值低、经济效益差。例如苏州某合资企业生产的鼠标，每个在国际市场售价为40美元，其中使用商标8美元，占20%；销售商15美元，占37%；进口元器件14美元，占35%；该企业仅得3美元 ;还包括工资、水电费等生产费用占7.5%。（4）知识自主创新既能够创造出较高的经济效益，也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在另一家苏州企业，在引进国外的硬币处理技术后，开发研制了新的硬币处理技术，生产了一种分辨、清洗、消毒、计算、包装的仪器，不仅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而且还兼并原技术引进国家的公司，走出了一条新的引进技术——借鉴创新——技术和产品输出的技术进步路线。从这儿出发，对比一下中西经济发展模式的区别，从而看世界主流发展模式。
当今世界发展的竞争日益激烈,各国发展已进入多元化模式时代。众所周知,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产生了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模式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模式两大基本阵营。由于各国的意识形态、历史背景、具体国情千差万别,这两大阵营2在1诺斯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讲演，2004
吴敬琏在政协十届四次会议记者招待会的发言，2006
陆燕荪：《中国制造业的现状与未来发展》，《经济研究参考》2006年第21期，第49页
123自身的进一步演化过程中又呈现出多样化趋向。
纵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历程,主要存在三种主流发展模式:一是以德国、瑞士等为代表的“莱茵模式”,或称为“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及“社会资本主义模式”,此模式倡导必要的政府干预和社会限制,崇尚公平的有序竞争与和谐的福利社会;二是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或称为“市场导向资本主义模式”及“自由资本主义模式”,此模式建立在古典经济学理论之上,奉行全面市场化,竞争最大化与国家最小化;三是典型的合作或协作型“日本模式”,或称“亚洲资本主义模式”及“政府导向资本主义”,此模式以“市场失败论”作为理论依据,认为国家处于权威和主导地位,推崇有控制的竞争和集团主义。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模式多为资本主义性质的外源型现代化模式。以战后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模式”较多依照“民主社会主义模式”而成型,具有突出的模仿性、重视“形式化发展”,故也被称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模式;基于“华盛顿共识”的“拉美模式”或“拉美陷阱”与俄罗斯“激进转轨模式”或“休克疗法”都以“自由资本主义模式”为其发展蓝图,成为深受其害的重灾区,故也称为“新自由资本主义模式”。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推行资本私有制不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模式都以资本公有制为基础。在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模式中,“苏联模式”与“古巴模式”凸显侧重利用计划手段的特征;“越南模式”与“中国模式”强调利用市场的手段推动经济发展。“中国模式”照亮了越南的革新之路,“越南模 式”借鉴中国改革之成功经验,实行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沿着“中国模式”引领的道路前行。“中国模式”这种路径选择属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创造性制度安排,没有因袭、恪守、照搬西方标准化的市场经济模式,而是牢固扎根于中国深厚的民族文化和独特的发展实践之中,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汲取世界主流发展模式的养分和精华,实行兼具东方典型特征与现代化普遍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式。实践证明,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轨迹不仅避免了强制性制度变迁所导致的恶果,还结出中国迅速崛起之硕果。同时,不断实现内生完善的“中国模式”既给自身提供了继续深入关注世界的契机和背景,更深刻地拓展了国际体系转型的方式和轨迹。
国际学术界一直致力于研究一个国家发展与富强的决定性因素,归纳起来存在五种流行假说:幸运论、地理论、文化论、外向型国家贸易与国际经济融合论、制度安排。其中制度安排的解释最为流行。〔6〕“制度是介于策略性互动和个体信念之间的认知媒介”。〔7〕西方经济学家往往将经济制度看作像太阳系、河流系统、生物系统、机器系统等等一样的自然物质系统。中国的发展如同巨龙腾飞,“中国模式”的形成路径无疑昭示着中国解决发展问题的能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越性。制度内生于经济体中的社会、政治、经济等诸多影响因素,中国原创性制度的产生和自身的长期表现至关重要。中国在制度的相机抉择上注重以“内生性”为基调,整体表现为“内生性”与“移植性”的优势兼容并蓄,经济发展模式也随之从治理战略和制度创新中凸显其典型特征。
其一,基本经济制度层面:不断优化所有制结构马克思在分析国家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现象时采用“普照的光”或“以太”原理表明各种经济成分并存为“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而又不改变这些社会形式各自规定性的基本原因。〔8〕中1
2林毅夫.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和自立能力.光明日报, 2007- 12-18. 青木昌彦.制度是介于策略性互动和个体信念之间的认知媒介.吴敬琏.比较.高彦彦,李猛译.北京: 中信出版社2010. 58.
3刘国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101.
国在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过程中,从“摸着石头过河”开始,逐渐形成了一个开放性的多层次和1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即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优势互补”的混合所有制结构。实质上,这是一种多种所有制并存、政府起着显性以及隐性平衡作用的混合经济模式。所有制结构变迁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我国从所有制形式到所有制结构的变革路标与运动路径是:单一的公有制———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补充——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是“中国模式”的逻辑起点,公有制的地位演变是“中国模式”的逻辑主线。一方面,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促进以大型企业为载体的先进生产。力发展及实现社会公平、共同富裕,即追求经济效益、文化效益、政治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之间辩证统一的重要保障;有利于化解开放经济中资本主义的不利因素,是强化国家经济自主权、获得最大开放利益和抵御国际经济风险的必要法宝。保加利亚经济学家杨科夫在1995年的罗马尼亚《经济论坛》上发表文章指出,与欧洲国家相比,中国改革的主要优势是它成功地维持和发展了国有企业并使之适应市场机制,从而避免了东欧国家往往以私有化为借口将国有财产据为己有并因此导致社会混乱的悲剧。另一方面,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有利于培育众多相互独立的微观经济主体,挖掘各生产要素尚未释放的推动生产力的潜力,赋予经济市场活力与效率。在中国现阶段,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的渗透式、竞争式组合并非意味着简单地控制私有制经济的上升,而是在私有制经济发展壮大的同时,巩固、发展和壮大公有制经济,始终保持公有制经济的
基础和主体地位与国有经济的主导和控制地位(包含资产在质上和量上的优势)。〔9〕
其二,体制转轨层面:形成国家宏观调控主导市场经济的协调发展关于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在国际学术界存在着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此消彼长的激烈的论战,形成了“发展型政府论”“国家推动发展论”“驾驭市场论”“亲善市场论”等一系列观点。两大思潮在胶着对峙中已日益呈现交替与融合的趋向———第三种道路理论、混合经济体制、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等由此应运而生,它们可预防和纠正诱发市场缺陷的“泛市场化”以及导致政府缺陷的“泛行政化”倾向。中国经济模式的典型制度变迁是破除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之坚冰,逐步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这是国际共运史上史无前例地从理论与实践层面探索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对接、磨合、兼容和融合这一世界级难题,并构筑与首创新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其理论体系。现阶段,中国经济模式的特点是“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换言之,中国总体已形成以市场调节为基础、国家调节为主导、经济发展为导向、制度转型为背景的社会主义大国的全新运行机制。这种国家主导型经济模式能有效地促进“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实现最佳匹配,积极地抑制与弥补任一只手的“缺位”“错位”“越位”和“失灵”,最大限度地激发双手效应,以合力助推社会主义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发展。因此,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资源配置机制之间相辅相成、共生共长、互克互补或相得益彰,两者的有效结合,而非简单叠加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要求和内在机理。与新自由主义所推崇的国家干预最小化和市场原教旨主义不同,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中,国家所扮 演的角色绝非局限于维护秩序的“守夜人”、市场竞争的“裁判人”或宏观平衡
的调节者,而是统揽全局的“市场的主导者”。国家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状态灵活采用计划手段和财政、货币政策,实现直接调节与间接调节、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总量调节与结构调整等一系列机制层次的有机统一。在“后市场取向改革”的微调阶段,政府不断力图通过宏观调控逐渐使其决策趋向科学化、现实化及合理化,从而大力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帕累托改进并最终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根本意义上的中国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一面旗帜、一条道路和一种理论体系。中国经济模式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建设现代化、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种经济模式或一条经济路径。通过对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制度特征、市场经济地位、所有制形式、分配方式以及经济模式综合结构等方面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出中国经济模式的主要特征:当代中国经济模式的理论渊源和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制度基础并承载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宗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积极探索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的道路与方式,实行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贯彻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发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在国际经济交换中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办事,在国内经济活动中追求社会主义多重价值目标,既讲效率又讲平等,追求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将社会主义的短中期目标与长远目标有机结合起来,既是一种多维结构的经济模式,又是一个全方位的社会系统改造工程。
1姓名：韩佳 学号：02100151 教学号：83100455 院系：10级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解读“经济模式” ：基于经济发展的视角
【摘要】“中国模式”是具有中国形态、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的产物。同时,“中国模式”要求规范性与全面性解读,旨在最终取代危机缠身的全球资本主义整合模式。“中国模式”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外在表现。从众多中西相关研究中全面梳理有关“中国模式”的科学界定,可以有力地证明独树一帜的“中国模式”没有“克隆”当今世界主流发展模式,更以自身不断演变有力地证伪“历史终结论”与“华盛顿共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也随之从治理战略和 制度创新中凸显其在基本经济制度、体制转轨、发展道路及对外开放层面的制度机理与典型特征。
【关键词】中国模式;世界主流发展模式;中国经济模式;制度机理;典型特征 该文在综合研究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理论的基础上，并通过与外国经济对比分析，提出我国应由传统型经济增长方式向当代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并明确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应该向制度创新型、资源节约型、知识自主创新型发展的三个转变取向，从而来解读中国“经济模式”。
从理论上讲，自从美国学者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CooperRamo)提出“北京共识”概念以来,近几年国内外理论界对“中国模式”的讨论日趋激烈,近期又出现新的热潮。例如, 2009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客座研究员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出版了专著《当中国统治世界》(When ChinaRules theWorld), 2010年2月16日德国《明镜》周刊网站发表文章《中国模式就是试错》,同一天日本《经济学人》周刊刊载文章《中国统治世界》等等,这些著述都引发国际性热议。2010年1月,我国人民网也就“中国模式”的相关问题作了网上调查。不过,有些论者在讨论中将中国模式等同于中国经济模式,更有论者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经济模式)等同于国外市场社会主义。
从实践上来看，中国在60年的现代化进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尤其是改革开放后,造就了一个个前所未有和令人惊叹的发展奇迹。近30年来,年均GDP增长率高达9·6%,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势首屈一指,而且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更值得关注的是,面对近年来席卷全球的“华尔街金融海啸”,众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处于“贫血”状态,而中国因为成功主动的应对举措使其所受影响与冲击较小,且经济率先企稳回升逐见显好,成为近期世界经济十强中唯一恢复强劲增长的国家。2008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3292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已经由长期以来的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世界中等收入国家行列。〔1〕2009年中国GDP增长率仍达8·7%,超额完成了年初制定的“保八”目标。2010年取代日本实际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近日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的《2010-2011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的全球竞争力从2010年排名第二十九位上升至二十七位,是金砖四国中唯一排名上升的国家。与去年相比,中国在大多数指数领域表现稳定,其主要优势是不断发展的巨大市场规模、宏观经济稳定性、相对成熟又具有一定创新能力的企业。〔2〕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为何在短期内能实现如此惊人的历史性巨变?中外学者致力于总结、提炼我国经济发展的道路、规律与经21
苏民.综合国力实现由弱到强的历史性巨变.经济日报, 2009-08-10
验,以期对“中国密码”进行全面精确的破译,因而中国的经济奇迹及其所依托的1“中国模式”一直成为世界热议的焦点。
我国实现增长方式转变的三个主要取向笔者认为经济增长方式分为传统与当代型：传统型是粗放型增长和集约型增长；当代型包括制度创新型、资源节约型和知识自主创新型三种类型。我国的增长方式必须由传统型向当代型转变。制度因素障碍需要我们实现制度创新型增长方式。诺斯以前苏联1970—1980年占1%的私有农田产量占农业总产量的25%，而占99%的集体农场产量为75%的例子，说明了不合理的产权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阻碍性。〔3〕施莱弗和维什尼（2004）以及世界银行（2002）等证明，政府干预、变化无常的法规措施、低效的公共服务、政府官员的腐败与寻租等均会降低经济增长的效率。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也把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制度障碍归结为政府对资源配置权力过大、GDP增长率的政绩观、财政收入要求产值最大增长、要素价格扭曲四大制度障碍。〔4〕所以转变我国增长方式必须进行制度创新，以消除制度因素障碍。
另外，制约我国经济发展中典型特征的是，重复技术引进的低效率，需要确立知识自主创新型的增长方式。知识自主创新型来源于二次现代化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经济的二次现代化包括知识创新化、信息化、全球化、智能化、虚拟化等；新经济增长理论强调的是知识创新与应用。我们面临的现代化情况是，在没有完成第一次现代化（工业化现代化）的同时，又面临着第二次现代化的挑战。而我国却严重缺乏知识自主创新：（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的技术进步主要是靠引进国外技术。从20世纪50年代的家用电器产业到90年代汽车、计算机等产业基本上沿袭了一条技术引进——淘汰——再引进技术的循环路线。据统计，在当前全国制造业由于知识自主创新不足，我国进口的设备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光纤制造装备为100%、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设备85%、大型成套石油化工装备80%、轿车工业装备和数控机床及纺织机械与胶印设备的70%。〔5〕据江苏省知识产权局局长朱宇分析，当前江苏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企业比重达90%以上，江苏企业所需技术80%是靠引进，95%企业出口靠“借牌”经营。
（2）由于缺乏知识自主创新，使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大大低于一些发达国家。如当前我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约为美国的4.38%、日本的4.07%、德国的5.56%。
（3）没有知识自主创新的传统增长方式附加值低、经济效益差。例如苏州某合资企业生产的鼠标，每个在国际市场售价为40美元，其中使用商标8美元，占20%；销售商15美元，占37%；进口元器件14美元，占35%；该企业仅得3美元 ;还包括工资、水电费等生产费用占7.5%。（4）知识自主创新既能够创造出较高的经济效益，也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在另一家苏州企业，在引进国外的硬币处理技术后，开发研制了新的硬币处理技术，生产了一种分辨、清洗、消毒、计算、包装的仪器，不仅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而且还兼并原技术引进国家的公司，走出了一条新的引进技术——借鉴创新——技术和产品输出的技术进步路线。从这儿出发，对比一下中西经济发展模式的区别，从而看世界主流发展模式。
当今世界发展的竞争日益激烈,各国发展已进入多元化模式时代。众所周知,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产生了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模式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模式两大基本阵营。由于各国的意识形态、历史背景、具体国情千差万别,这两大阵营2在1诺斯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讲演，2004
吴敬琏在政协十届四次会议记者招待会的发言，2006
陆燕荪：《中国制造业的现状与未来发展》，《经济研究参考》2006年第21期，第49页
123自身的进一步演化过程中又呈现出多样化趋向。
纵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历程,主要存在三种主流发展模式:一是以德国、瑞士等为代表的“莱茵模式”,或称为“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及“社会资本主义模式”,此模式倡导必要的政府干预和社会限制,崇尚公平的有序竞争与和谐的福利社会;二是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或称为“市场导向资本主义模式”及“自由资本主义模式”,此模式建立在古典经济学理论之上,奉行全面市场化,竞争最大化与国家最小化;三是典型的合作或协作型“日本模式”,或称“亚洲资本主义模式”及“政府导向资本主义”,此模式以“市场失败论”作为理论依据,认为国家处于权威和主导地位,推崇有控制的竞争和集团主义。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模式多为资本主义性质的外源型现代化模式。以战后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模式”较多依照“民主社会主义模式”而成型,具有突出的模仿性、重视“形式化发展”,故也被称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模式;基于“华盛顿共识”的“拉美模式”或“拉美陷阱”与俄罗斯“激进转轨模式”或“休克疗法”都以“自由资本主义模式”为其发展蓝图,成为深受其害的重灾区,故也称为“新自由资本主义模式”。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推行资本私有制不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模式都以资本公有制为基础。在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模式中,“苏联模式”与“古巴模式”凸显侧重利用计划手段的特征;“越南模式”与“中国模式”强调利用市场的手段推动经济发展。“中国模式”照亮了越南的革新之路,“越南模 式”借鉴中国改革之成功经验,实行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沿着“中国模式”引领的道路前行。“中国模式”这种路径选择属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创造性制度安排,没有因袭、恪守、照搬西方标准化的市场经济模式,而是牢固扎根于中国深厚的民族文化和独特的发展实践之中,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汲取世界主流发展模式的养分和精华,实行兼具东方典型特征与现代化普遍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式。实践证明,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轨迹不仅避免了强制性制度变迁所导致的恶果,还结出中国迅速崛起之硕果。同时,不断实现内生完善的“中国模式”既给自身提供了继续深入关注世界的契机和背景,更深刻地拓展了国际体系转型的方式和轨迹。
国际学术界一直致力于研究一个国家发展与富强的决定性因素,归纳起来存在五种流行假说:幸运论、地理论、文化论、外向型国家贸易与国际经济融合论、制度安排。其中制度安排的解释最为流行。〔6〕“制度是介于策略性互动和个体信念之间的认知媒介”。〔7〕西方经济学家往往将经济制度看作像太阳系、河流系统、生物系统、机器系统等等一样的自然物质系统。中国的发展如同巨龙腾飞,“中国模式”的形成路径无疑昭示着中国解决发展问题的能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越性。制度内生于经济体中的社会、政治、经济等诸多影响因素,中国原创性制度的产生和自身的长期表现至关重要。中国在制度的相机抉择上注重以“内生性”为基调,整体表现为“内生性”与“移植性”的优势兼容并蓄,经济发展模式也随之从治理战略和制度创新中凸显其典型特征。
其一,基本经济制度层面:不断优化所有制结构马克思在分析国家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现象时采用“普照的光”或“以太”原理表明各种经济成分并存为“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而又不改变这些社会形式各自规定性的基本原因。〔8〕中1
2林毅夫.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和自立能力.光明日报, 2007- 12-18. 青木昌彦.制度是介于策略性互动和个体信念之间的认知媒介.吴敬琏.比较.高彦彦,李猛译.北京: 中信出版社2010. 58.
3刘国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101.
国在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过程中,从“摸着石头过河”开始,逐渐形成了一个开放性的多层次和1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即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优势互补”的混合所有制结构。实质上,这是一种多种所有制并存、政府起着显性以及隐性平衡作用的混合经济模式。所有制结构变迁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我国从所有制形式到所有制结构的变革路标与运动路径是:单一的公有制———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补充——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是“中国模式”的逻辑起点,公有制的地位演变是“中国模式”的逻辑主线。一方面,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促进以大型企业为载体的先进生产。力发展及实现社会公平、共同富裕,即追求经济效益、文化效益、政治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之间辩证统一的重要保障;有利于化解开放经济中资本主义的不利因素,是强化国家经济自主权、获得最大开放利益和抵御国际经济风险的必要法宝。保加利亚经济学家杨科夫在1995年的罗马尼亚《经济论坛》上发表文章指出,与欧洲国家相比,中国改革的主要优势是它成功地维持和发展了国有企业并使之适应市场机制,从而避免了东欧国家往往以私有化为借口将国有财产据为己有并因此导致社会混乱的悲剧。另一方面,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有利于培育众多相互独立的微观经济主体,挖掘各生产要素尚未释放的推动生产力的潜力,赋予经济市场活力与效率。在中国现阶段,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的渗透式、竞争式组合并非意味着简单地控制私有制经济的上升,而是在私有制经济发展壮大的同时,巩固、发展和壮大公有制经济,始终保持公有制经济的
基础和主体地位与国有经济的主导和控制地位(包含资产在质上和量上的优势)。〔9〕
其二,体制转轨层面:形成国家宏观调控主导市场经济的协调发展关于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在国际学术界存在着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此消彼长的激烈的论战,形成了“发展型政府论”“国家推动发展论”“驾驭市场论”“亲善市场论”等一系列观点。两大思潮在胶着对峙中已日益呈现交替与融合的趋向———第三种道路理论、混合经济体制、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等由此应运而生,它们可预防和纠正诱发市场缺陷的“泛市场化”以及导致政府缺陷的“泛行政化”倾向。中国经济模式的典型制度变迁是破除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之坚冰,逐步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这是国际共运史上史无前例地从理论与实践层面探索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对接、磨合、兼容和融合这一世界级难题,并构筑与首创新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其理论体系。现阶段,中国经济模式的特点是“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换言之,中国总体已形成以市场调节为基础、国家调节为主导、经济发展为导向、制度转型为背景的社会主义大国的全新运行机制。这种国家主导型经济模式能有效地促进“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实现最佳匹配,积极地抑制与弥补任一只手的“缺位”“错位”“越位”和“失灵”,最大限度地激发双手效应,以合力助推社会主义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发展。因此,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资源配置机制之间相辅相成、共生共长、互克互补或相得益彰,两者的有效结合,而非简单叠加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要求和内在机理。与新自由主义所推崇的国家干预最小化和市场原教旨主义不同,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中,国家所扮 演的角色绝非局限于维护秩序的“守夜人”、市场竞争的“裁判人”或宏观平衡
的调节者,而是统揽全局的“市场的主导者”。国家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状态灵活采用计划手段和财政、货币政策,实现直接调节与间接调节、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总量调节与结构调整等一系列机制层次的有机统一。在“后市场取向改革”的微调阶段,政府不断力图通过宏观调控逐渐使其决策趋向科学化、现实化及合理化,从而大力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帕累托改进并最终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根本意义上的中国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一面旗帜、一条道路和一种理论体系。中国经济模式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建设现代化、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种经济模式或一条经济路径。通过对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制度特征、市场经济地位、所有制形式、分配方式以及经济模式综合结构等方面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出中国经济模式的主要特征:当代中国经济模式的理论渊源和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制度基础并承载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宗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积极探索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的道路与方式,实行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贯彻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发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在国际经济交换中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办事,在国内经济活动中追求社会主义多重价值目标,既讲效率又讲平等,追求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将社会主义的短中期目标与长远目标有机结合起来,既是一种多维结构的经济模式,又是一个全方位的社会系统改造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