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国际评论界都认为：亚洲影坛已经掀起了一个新浪潮运动，亦即“泛亚电影”（Pan-AsianCinenca）或又称“亚莱坞”（Asialywood）。它涵盖东亚和东南亚的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和韩国、日本、泰国、越南以及南亚的印度和西亚的伊朗。
谈起伊朗。人们自然想到该国富饶的石油、强悍的足球和不屈的反美，其实它的电影在绚丽多彩的古老文明熏陶下也令人刮目相看，从上世纪90年代起逐渐成为世界艺术电影的“正规军”。由于很少受好莱坞电影的影响，伊朗电影工作者关注于本国的社会现实问题，拒绝电脑特效而采用纪实又诗意的手法描写普通百姓的生活和心理，其风格之简洁、清新和细腻，给观众的感觉犹如“沙漠中的清泉”，颇似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后来开明派哈塔米当选总统，盛赞“我们的电影生动地反映出伊斯兰文化的伟大”，将电影作为文化输出。1997年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的《樱桃的滋味》（描写一个男子企图自杀、经规劝后思索生命意义）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2000年20岁女导演莎米拉·玛赫马尔巴夫的《黑板》（描写两伊战争期间一群库尔德族教师去山区为流离失所的孩子们上课）获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奖等等。阿巴斯开玩笑地说：“伊朗影片是我国最大宗的出口商品之一，与阿月浑子（果仁）、地毯和石油齐名。”
伊朗人口有6700多万，民众、包括神职人员对电影的痴迷几近狂热，但是电影院数目不多，仅500家左右，普及程度远不如印度。哈塔米上台后聘请一些电影迷当文化部工作人员；建立一个电影基金会，资助本土影片的摄制和在海外发行；放宽电影审查，比如80年代初曾禁止女人在银幕上奔跑，而90年代则允许她们甚至可以飞翔。不过对进口电影器材实行垄断，故常常缺货。进入21世纪，保守派上台，但电影工作者未受到过多的压制，因为“他们在世界电影节的表现改善了伊朗的国际形象”。《一次别离》在第84届奥斯卡奖获最佳外语片的角逐中胜出后，伊朗国家电视台立即反复重播领奖画面，并宣称这是伊朗对以色列的胜利，理由是后者的《老子我最大》也入围却败北。还称：“伊朗电影创造了历史”，“伊朗国旗竖立在美国头顶上”。《熊》在第1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获最佳影片，该片导演马素米早在2004年凭《代价》捧过金爵奖，伊朗各大媒体称这是“伊朗电影的巨大荣耀”。
伊朗属于穆斯林国家，根据其电影法规，在银幕上禁止裸体和性爱画面，甚至不允许非夫妻关系的男女出现在同一个镜头里，不允许有跳舞场面，不允许女人摘面纱和唱歌，不允许配有“靡靡之音”等等。在如此严格的禁忌之下，伊朗电影工作者久而久之地形成了抵御和自律的“能力”和“伎俩”。“拍摄任何场面之前首先要问自己三个问题：“这个场面会冒犯信仰么？这个场面会诋毁传统文化么？女演员是否化了太浓的装或露出太多的头发？”“在伊朗拍电影要学会很多（对策）伎俩。这是一种斗智斗勇、有进有退的游戏。”下面是其一系列美学和艺术特色——
叙事格局通常很小。主角们都是遭日常生活困扰的普通人，规模有限的“小家”隐喻当代伊朗社会，一系列细碎的寻常事件都触及社会话题，诸如战争的创伤、权力的滥用、移民的困难、婚姻的欠公等。例如《熊》讲妻子以为丈夫战死，便改嫁他人，不料8年后前夫又出现，想恢复原来的生活却非易事。影片借熊的粗暴喻指社会的残酷，连绵不断的雨雪和阴霾天气更给这个真实故事增添悲情色彩。再如《一次别离》为了让观众联系现状反思，剧情以“没有结局”收场，结果许多观众看了后到处去问“你认为那个小女孩会选择妈妈？还是选择爸爸？”而这个问题正是伊朗国内的一个“政治问题”。
背景以乡村或山区为主。总见男人或男孩在低垂的地平线展开“奥德赛”之旅。这就避免了男女同处一屋的室内戏。例如《十》讲一个开出租车的女人和男乘客的十段对话，导演阿巴斯即使在如此狭窄的空间里还各架一台摄影机在两侧的后视镜位置，拍出来的自然不会有他俩同处一个画面。再如《魔毯》有一段妇女分娩的戏，拍摄时竟然是男导演穿了件女式衬衫做替身。
儿童电影是一大品牌。曾在90年代风靡全球，例如《何处是我朋友的家》《白气球》《小鞋子》《天堂的颜色》等，虽然故事简单，但刻画童贞十分细腻，富于人情味。“当局喜欢这样的电影，因为主角都是一尘不染的孩子，故事里没有针锋相对的矛盾也没有成年人的罪恶，不会挑战既定的价值观。”
表现手法委婉。例如《莱拉》讲一对未生育的夫妇，刚结婚难免有亲昵行为，导演就借助眼神和开玩笑等揭示他俩的爱慕之情。“伊朗电影确实很微妙。”基于拍摄成本很低（如《一次别离》仅30万美元），大场面就少拍，而多采用反应镜头来间接表现。例如阿巴斯2008年拍的《森林公主》，有场戏是一群女观众在影院里观看一部波斯传说改编的电影，但它未显现，仅声音在提示，画面内只是女观众的脸，呈现她们的情感回应。“很多时候是因为限制，想象力才有了发挥的可能。”
获国际电影奖多。伊朗电影工作者的目标是“拍摄伊朗百姓和外国影评人喜欢的影片”，“而获奖的影片都有个特点，既没有性和高科技，也没有暴力恐怖和感官刺激，同西方电影形成鲜明对比”。结果《一次别离》成为全球获奖最多的影片，共拿40多个大奖。
责任编辑/张扬
现在国际评论界都认为：亚洲影坛已经掀起了一个新浪潮运动，亦即“泛亚电影”（Pan-AsianCinenca）或又称“亚莱坞”（Asialywood）。它涵盖东亚和东南亚的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和韩国、日本、泰国、越南以及南亚的印度和西亚的伊朗。
谈起伊朗。人们自然想到该国富饶的石油、强悍的足球和不屈的反美，其实它的电影在绚丽多彩的古老文明熏陶下也令人刮目相看，从上世纪90年代起逐渐成为世界艺术电影的“正规军”。由于很少受好莱坞电影的影响，伊朗电影工作者关注于本国的社会现实问题，拒绝电脑特效而采用纪实又诗意的手法描写普通百姓的生活和心理，其风格之简洁、清新和细腻，给观众的感觉犹如“沙漠中的清泉”，颇似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后来开明派哈塔米当选总统，盛赞“我们的电影生动地反映出伊斯兰文化的伟大”，将电影作为文化输出。1997年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的《樱桃的滋味》（描写一个男子企图自杀、经规劝后思索生命意义）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2000年20岁女导演莎米拉·玛赫马尔巴夫的《黑板》（描写两伊战争期间一群库尔德族教师去山区为流离失所的孩子们上课）获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奖等等。阿巴斯开玩笑地说：“伊朗影片是我国最大宗的出口商品之一，与阿月浑子（果仁）、地毯和石油齐名。”
伊朗人口有6700多万，民众、包括神职人员对电影的痴迷几近狂热，但是电影院数目不多，仅500家左右，普及程度远不如印度。哈塔米上台后聘请一些电影迷当文化部工作人员；建立一个电影基金会，资助本土影片的摄制和在海外发行；放宽电影审查，比如80年代初曾禁止女人在银幕上奔跑，而90年代则允许她们甚至可以飞翔。不过对进口电影器材实行垄断，故常常缺货。进入21世纪，保守派上台，但电影工作者未受到过多的压制，因为“他们在世界电影节的表现改善了伊朗的国际形象”。《一次别离》在第84届奥斯卡奖获最佳外语片的角逐中胜出后，伊朗国家电视台立即反复重播领奖画面，并宣称这是伊朗对以色列的胜利，理由是后者的《老子我最大》也入围却败北。还称：“伊朗电影创造了历史”，“伊朗国旗竖立在美国头顶上”。《熊》在第1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获最佳影片，该片导演马素米早在2004年凭《代价》捧过金爵奖，伊朗各大媒体称这是“伊朗电影的巨大荣耀”。
伊朗属于穆斯林国家，根据其电影法规，在银幕上禁止裸体和性爱画面，甚至不允许非夫妻关系的男女出现在同一个镜头里，不允许有跳舞场面，不允许女人摘面纱和唱歌，不允许配有“靡靡之音”等等。在如此严格的禁忌之下，伊朗电影工作者久而久之地形成了抵御和自律的“能力”和“伎俩”。“拍摄任何场面之前首先要问自己三个问题：“这个场面会冒犯信仰么？这个场面会诋毁传统文化么？女演员是否化了太浓的装或露出太多的头发？”“在伊朗拍电影要学会很多（对策）伎俩。这是一种斗智斗勇、有进有退的游戏。”下面是其一系列美学和艺术特色——
叙事格局通常很小。主角们都是遭日常生活困扰的普通人，规模有限的“小家”隐喻当代伊朗社会，一系列细碎的寻常事件都触及社会话题，诸如战争的创伤、权力的滥用、移民的困难、婚姻的欠公等。例如《熊》讲妻子以为丈夫战死，便改嫁他人，不料8年后前夫又出现，想恢复原来的生活却非易事。影片借熊的粗暴喻指社会的残酷，连绵不断的雨雪和阴霾天气更给这个真实故事增添悲情色彩。再如《一次别离》为了让观众联系现状反思，剧情以“没有结局”收场，结果许多观众看了后到处去问“你认为那个小女孩会选择妈妈？还是选择爸爸？”而这个问题正是伊朗国内的一个“政治问题”。
背景以乡村或山区为主。总见男人或男孩在低垂的地平线展开“奥德赛”之旅。这就避免了男女同处一屋的室内戏。例如《十》讲一个开出租车的女人和男乘客的十段对话，导演阿巴斯即使在如此狭窄的空间里还各架一台摄影机在两侧的后视镜位置，拍出来的自然不会有他俩同处一个画面。再如《魔毯》有一段妇女分娩的戏，拍摄时竟然是男导演穿了件女式衬衫做替身。
儿童电影是一大品牌。曾在90年代风靡全球，例如《何处是我朋友的家》《白气球》《小鞋子》《天堂的颜色》等，虽然故事简单，但刻画童贞十分细腻，富于人情味。“当局喜欢这样的电影，因为主角都是一尘不染的孩子，故事里没有针锋相对的矛盾也没有成年人的罪恶，不会挑战既定的价值观。”
表现手法委婉。例如《莱拉》讲一对未生育的夫妇，刚结婚难免有亲昵行为，导演就借助眼神和开玩笑等揭示他俩的爱慕之情。“伊朗电影确实很微妙。”基于拍摄成本很低（如《一次别离》仅30万美元），大场面就少拍，而多采用反应镜头来间接表现。例如阿巴斯2008年拍的《森林公主》，有场戏是一群女观众在影院里观看一部波斯传说改编的电影，但它未显现，仅声音在提示，画面内只是女观众的脸，呈现她们的情感回应。“很多时候是因为限制，想象力才有了发挥的可能。”
获国际电影奖多。伊朗电影工作者的目标是“拍摄伊朗百姓和外国影评人喜欢的影片”，“而获奖的影片都有个特点，既没有性和高科技，也没有暴力恐怖和感官刺激，同西方电影形成鲜明对比”。结果《一次别离》成为全球获奖最多的影片，共拿40多个大奖。
责任编辑/张扬